尚书郎乐安人廉昭凭借才能得到皇帝宠幸，这家伙就喜欢揪着大臣们的小过错，想靠这个讨好皇帝。黄门侍郎杜恕就上疏说：“我看到廉昭上奏，说左丞曹璠在处罚应该上报的事情时，没按照诏书办，于是被查办审问。还说‘其他该受罚的人另外上奏’。尚书令陈矫自己上奏，说不敢推脱处罚，也不敢辩解，态度诚恳。我真心为朝廷感到惋惜啊！古代那些能治理国家、统治百姓的帝王，无不是既能赢得百姓的真心拥护，又能让大臣们把智慧和力量都使出来。现在陛下您为各种政务操劳，有时候忙到深夜，可各种事情却没处理好，刑罚禁令也一天天松弛。究其原因，不光是大臣们不尽忠，也是陛下没能让他们充分发挥作用啊。百里奚在虞国的时候显得挺笨，到了秦国就变得很有智慧；豫让在中行氏那里苟且偷生，到了智伯门下却能坚守气节，这就是古人留下的明证。要是陛下觉得现在世上没有良才，朝廷缺少贤能的辅佐，难道只能追慕稷、契那样久远的贤人的踪迹，干等着后世出优秀人才吗！现在那些所谓的贤者，都做着大官，享受着优厚的俸禄，可他们侍奉皇上的节操没树立起来，为朝廷效力的心思也不坚定，这是因为委任他们的职责不明确，而且世俗中有太多忌讳的缘故。我觉得忠臣不一定非得是皇上亲近的人，亲近的臣子也不一定就忠诚。现在要是有和陛下关系疏远的人批评别人，陛下就怀疑他是公报私仇，说别人好话，陛下又怀疑他是偏袒自己亲近的人，陛下身边的人有时还会趁机进些挑拨的话，搞得那些关系疏远的人不敢随便批评或赞扬别人，以至于对政事的处理，大家也都顾虑重重。陛下应该想想怎么让大臣们能畅所欲言，激励大家坚守正道的气节，让他们能和古人一样，名垂青史，可别让廉昭这种人在中间捣乱，我担心大臣们以后就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对事情的得失坐视不管，这会成为后世的教训啊。以前周公告诫鲁侯说：‘不要让大臣抱怨不被任用。’意思是，如果不贤能就不能当大臣，既然当了大臣就不能不被任用。《尚书》列举舜的功绩，说他除掉了四个恶人，没说不管罪行大小，只要有罪就除掉。现在大臣们不觉得是自己没能力，而是觉得陛下不会任用他们；不觉得是自己没本事，而是觉得陛下不考察他们。陛下为什么不遵循周公任用人才的方法，以及大舜去除恶人的做法呢？让侍中、尚书们，皇上坐着的时候，他们就在帷幄中侍奉，皇上出行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华丽的车驾，皇上亲自询问，让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想法，这样大臣们的品行就能都了解清楚，有能力的就提拔，没本事的就辞退，谁还敢敷衍了事，不尽心尽力呢。以陛下的圣明，亲自和大臣们讨论政事，让大臣们都能把心里话说出来，是贤能还是愚笨，有没有能力，都由陛下您来任用。用这种方式处理事务，什么事办不成；用这种方式建功立业，什么功建不起来！每次有军事行动，诏书里常说：‘谁该为这事操心呢？我自己操心罢了。’最近的诏书又说：‘说什么忧公忘私，那肯定不现实，只要能做到先公后私，事情自然就好办了。’我恭敬地读了这些圣明的诏书，才知道陛下您深入了解下情，但也奇怪陛下您不抓根本，却操心那些细枝末节。人的能力高低，确实有天生的因素，就连我也觉得朝廷大臣并非都能称职。圣明的君主用人，会让有能力的人竭尽全力，没能力的人不会处在不适合他们的位置上。选拔人才没选对，不一定就有罪；但要是满朝大臣都能容忍不称职的人，那就奇怪了。陛下知道有人不尽力，却替他操心本该他负责的事，知道有人没能力，却教他怎么处理事务，这哪里只是皇上劳累、大臣安逸的问题啊，就算圣贤同时在世，也终究不能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啊！陛下又担心尚书台的禁令不严密，人情请托不断，就制定了迎客出入的制度，让不好的官吏守在官署门口，这其实没抓住禁止这些现象的根本。以前汉安帝的时候，少府窦嘉征召廷尉郭躬无罪的侄子，还被检举上奏，弹劾的奏章纷纷而来；最近司隶校尉孔羡征召大将军行为狂悖的弟弟，有关部门却一声不吭，迎合上级的意思，比接受请托还厉害，这就是选拔人才不实事求是。窦嘉有亲戚的恩宠，郭躬又不是国家重臣，尚且如此；拿现在和过去比，陛下您就是没坚决执行处罚，来杜绝结党营私的根源啊。制定出入制度，让不好的官吏守门，这可不是治理国家该用的办法。要是我的话能稍微被陛下留意采纳，还担心什么奸邪不能消除，还留着廉昭这种人干什么呢！揭发奸邪不法的行为，本是忠诚的事，可世人厌恶小人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不顾道理，只为了钻营往上爬。要是陛下不再考察事情的来龙去脉，只认为违背众人、与世道相悖就是奉公，偷偷打小报告就是尽忠，难道那些通达事理、有大才能的人反倒做不到这些吗？他们只是顾及道理，不愿意这么做罢了。要是天下人都不顾道义，只追求利益，那可是皇上最头疼的事，陛下您还能有什么乐趣呢！”杜恕是杜畿的儿子。
皇帝有次突然到尚书台门口，陈矫跪着问皇帝：“陛下要去哪儿啊？”皇帝说：“我想检查一下文书。”陈矫说：“这是我职责范围内的事，陛下不适合亲自来做。要是我不称职，就请陛下罢免我，陛下还是回去吧。”皇帝觉得挺惭愧，就掉转车头回去了。皇帝还曾经问陈矫：“司马公忠诚坚贞，可以说是国家的栋梁之臣吗？”陈矫说：“他是朝廷中众望所归的人物，至于能不能算得上国家的栋梁，那我就不知道了。”
东吴的陆逊带兵前往庐江，大家都觉得应该赶紧去救援。满宠说：“庐江虽然小，但将领得力，士兵精锐，防守是没问题的。而且，敌人弃船行军二百里前来，后方空虚，他们不来，我们还想引诱他们来呢，现在应该任由他们前进。只是担心他们逃跑的时候追不上。”于是整顿军队赶赴杨宜口，吴国人听说后，连夜逃走了。当时，吴国人每年都有来侵扰的打算。满宠上疏说：“合肥城南面靠近长江、巢湖，北面离寿春很远，敌人要是围攻合肥，就能凭借水势；我们官兵去救援，得先打败敌人的主力，包围才能解除。敌人来进攻很容易，我们去救援却很难，应该把城内的军队往西移三十里，那里有险要的地势可以依托，再建一座城坚守，这就相当于把敌人引到平地，然后截断他们的退路，从策略上看很有利。”护军将军蒋济却认为：“这样做是向天下示弱，而且看到敌人的烟火就毁坏城池，这不等敌人进攻，自己就先放弃了；一旦到了这个地步，敌人就会肆意掠夺，那淮北地区就都得加强防守了。”皇帝没有答应。满宠又再次上表说：“孙子说：‘用兵，是一种诡诈的行为，所以能做到的要装作做不到，用利益去迷惑敌人，向敌人显示自己的威慑力。’这就是说表面现象和实际情况不一定要相符。又说：‘善于调动敌人的人，会制造假象迷惑敌人。’现在敌人还没到，我们就把城往西移，收缩兵力，这就是制造假象引诱敌人。把敌人引到远离水域的地方，选择有利的时机行动，在外取得成功，内部也会因此受益啊！”尚书赵咨觉得满宠的计策好，皇帝下诏同意了满宠的方案。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展现了曹魏中期朝堂治理的深层矛盾与军事战略的决策智慧，其中蕴含的君臣关系、人才任用、制度建设与军事谋略等问题，至今仍具有深刻的现实镜鉴意义。
朝堂生态的困境：苛察之弊与信任危机
尚书郎廉昭以“抉擿群臣细过”邀宠的行为，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当时朝堂生态的畸形。他专挑官员细微过失上奏，这种“政治碰瓷”式的邀功方式，直接导致尚书令陈矫等重臣“不敢辞罚，亦不敢陈理”，折射出皇权高压下的臣僚失语。黄门侍郎杜恕的上疏，则直击问题核心：治理的关键不在于苛察细过，而在于建立良性的君臣互信机制。
杜恕的奏疏堪称古代政治智慧的经典论述。他提出“忠臣不必亲，亲臣不必忠”的辩证观点，直指曹魏朝堂的信任症结——君主对疏臣的毁誉过度猜忌，对近臣的爱憎过度依赖，最终导致“疏者不敢毁誉，政事损益皆有嫌”。这种氛围下，大臣只能“容身保位，坐观得失”，形成“主劳而臣逸”的治理悖论。杜恕引用周公“无使大臣怨乎不以”的告诫，强调“为大臣则不可不用”的用人原则，主张君主应“亲与群臣论议政事，使群臣人得自尽”，这一理念至今仍是现代组织管理的核心准则。
尤为深刻的是，杜恕点出“不治其本而忧其末”的治理误区。曹魏君主既担忧台阁禁令不密，又用“恶吏守寺门”这种形式主义防堵；既抱怨朝臣不尽力，又越俎代庖“代之忧其职”。这种“抓小放大”的治理逻辑，本质上是对制度建设的忽视。正如杜恕所言，杜绝“阿党之原”在于“督必行之罚”，而非形式化的门禁制度；激发臣僚活力在于“委任之责专”，而非苛察细过的监视。
君臣权力的边界：陈矫拒君的政治启示
陈矫面对魏明帝突然视察尚书省的举动，以“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严词拒绝，展现了古代官僚对行政边界的坚守。这一事件背后，是君臣权力分工的深层博弈——君主不应越权干预具体行政事务，大臣需对职责范围内的事务全权负责。陈矫的“拒君”不仅未获罪，反而使明帝“惭而回车”，反映出曹魏初年仍保留着健康的政治制衡传统。
而陈矫对“司马公忠贞”的模糊评价——“朝廷之望也，社稷则未知也”，则埋下了曹魏政权后来被司马氏取代的伏笔。这种对权臣的微妙态度，既显示出官僚集团的政治敏感，也暗示了皇权与世家大族之间的张力。在君主与权臣的权力平衡中，官僚群体的态度往往成为关键变量，这一历史细节为理解魏晋禅代提供了重要注脚。
军事战略的博弈：满宠移城的辩证思维
满宠在庐江之战中“欲擒故纵”的战术——放任吴军深入二百里，待其“后尾空绝”再整军出击，最终迫使“吴人夜遁”，完美诠释了《孙子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的作战思想。而他力主迁移合肥城的战略决策，更展现了卓越的军事预见性。
满宠提出移城的核心逻辑是重构攻防态势：将合肥城从“南临江湖”的不利地形，迁至“西三十里有奇险可依”的险要处，从而“引贼平地而掎其归路”。这一构想遭到蒋济的激烈反对，认为“未攻而自拔”会示敌以弱。双方的争议本质上是军事思维的碰撞——蒋济固守“城池不可轻弃”的传统观念，满宠则秉持“兵者诡道”的灵活思维，主张“能而示之不能”的诱敌之策。
魏明帝最终采纳满宠之策，体现了曹魏军事决策机制的理性一面。这场战略辩论揭示了军事决策的核心原则：地形、态势、主动权比城池的象征意义更重要。满宠的“移城之计”后来被证明极具远见，新合肥城成为抵御吴军的坚固屏障，其战略思维对后世军事防御体系建设影响深远。
历史镜鉴的当代价值
这段史料蕴含的治理智慧跨越千年仍具生命力。在组织管理中，杜恕强调的“委任之责专”与“君臣互信”，对应着现代管理学的授权原则与信任文化；陈矫坚守的“职分边界”，启示着现代组织中权力制衡与权责清晰的重要性；满宠的军事辩证法，则印证了战略思维中“形式与实效”“表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
从曹魏朝堂的治理困局到军事决策的博弈，这段历史告诉我们：健康的政治生态需要清晰的权力边界、充分的信任机制和务实的治理逻辑。无论是苛察细过的管理误区，还是越权干预的权力滥用，抑或是固守成规的战略僵化，都会侵蚀组织的活力与效率。唯有建立在权责分明、信任包容基础上的治理体系，才能实现“群臣智力尽，庶事康”的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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