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六年（公元232年，壬子年）
春天正月，东吴老大的小儿子建昌侯孙虑去世。太子孙登从武昌赶来探望东吴老大，趁机主动说自己长时间没在父亲身边尽孝，作为儿子的本分有缺失；还称赞陆逊忠诚勤恳，有他辅佐不用担忧。之后就留在了建业。
二月，皇帝下诏，改封诸侯王，都把郡作为他们的封国。
皇帝疼爱的女儿曹淑去世了，皇帝特别伤心，追封她为平原懿公主，在洛阳建庙，葬在南陵。还把甄皇后堂孙甄黄和她合葬，追封甄黄为列侯，给他安排了后人，继承爵位。皇帝想亲自去送葬，还打算去许昌。司空陈群劝说道：“八岁以下孩子夭折，按礼法不必大办丧事，何况公主还不满周岁，却用成人的礼节送葬，还为她穿丧服，满朝大臣都穿素衣，早晚哭吊，从古到今，都没这样的。而且您还要亲自去看陵墓，亲自参加葬礼！希望陛下能克制，别做这些有损无益的事，这是天下人的深切期望。又听说陛下您打算去许昌，后宫上下都要一起东行，满朝大臣，无论大小，没有不感到惊讶奇怪的。有人说您是想避开不吉利，有人说您是想方便迁移宫殿，也有人不知道为啥。我觉得吉凶是命运决定的，祸福在于人为，靠迁移躲避来求平安，也没什么用。要是真必须迁移躲避，修缮金墉城西宫和孟津别宫，都可以暂时去住住，为啥要让整个皇宫的人都暴露在野外！这不管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花费都没法计算。再说了，贤良之士都不会随便搬家，就是为了让乡里人安心，没有恐惧之感，何况陛下您是天下之主，一举一动，怎么能这么轻率呢！”少府杨阜也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陛下您都没去送葬，这是为了以国家为重，防备意外情况；怎么能为了一个还在襁褓中的孩子去送葬呢！”皇帝都不听。三月癸酉日，皇帝向东巡视。
东吴老大派将军周贺、校尉裴潜乘船渡海去辽东，向公孙渊买马。当初，虞翻性格粗疏直率，喝酒后经常出状况，还喜欢顶撞人，所以经常被人诋毁。东吴老大有次和张昭谈论神仙，虞翻指着张昭说：“他们都是死人了还谈论神仙，世上哪有仙人啊！”东吴老大对他积怨已久，就把虞翻流放到交州。等周贺等人去辽东这事儿，虞翻听说后，觉得五溪地区才应该去征讨，辽东太远了，就算他们主动归附，都没多大价值，现在派人去花钱买马，既对国家没好处，还可能啥都得不到。他想劝谏又不敢，就写了表章给吕岱看，吕岱没回应。后来因为别人的爱憎偏见，虞翻又被流放到苍梧郡猛陵县。
夏天四月壬寅日，皇帝到了许昌。
五月，皇子曹殷去世。
秋天七月，任命卫尉董昭为司徒。
九月，皇帝前往摩陂，修建许昌宫，建造景福殿、承光殿。
公孙渊暗地里有二心，多次和东吴往来。皇帝派汝南太守田豫统领青州各路军队从海路，幽州刺史王雄从陆路去征讨他。散骑常侍蒋济劝说道：“只要不是那种要互相吞并的国家，不是犯上作乱的臣子，就不应该轻易讨伐。讨伐了又制服不了，这是逼着他成为敌人啊。所以说：‘老虎狼挡在路上，就别先管狐狸。’先除掉大害，小害自然就解决了。现在辽东那地方，历代都向朝廷称臣，每年都选送计吏、孝廉，进贡也没少过，大臣们却先想着讨伐它。就算一次出兵就能取胜，得到那里的百姓也对国家没多大益处，得到那里的财物也不足以让国家变富；要是没成功，那就结下仇怨，失去信用了。”皇帝不听。田豫等人去了之后，都没取得成效，皇帝下诏撤军。田豫估计东吴使者周贺等人快要回来，年底风急，他们肯定害怕船被风浪打翻，东边沿海没有港湾，他们肯定会去成山，而成山没有藏船的地方，于是就带兵驻守在成山。周贺等人回到成山，遇到大风，田豫指挥军队攻击周贺等人，把他们杀了。东吴老大听说后，才想起虞翻之前说的话，就打算把虞翻从交州召回。结果虞翻已经去世，只好把他的灵柩运回。
十一月庚寅日，陈思王曹植去世。
十二月，皇帝回到许昌宫。
侍中刘晔深受皇帝亲近和重用。皇帝打算讨伐蜀汉，朝廷内外大臣都说不行。刘晔进宫和皇帝商议时，就说可以讨伐；出来和大臣们说，又说不行。刘晔这人有胆有谋，说什么都头头是道。中领军杨暨是皇帝的亲信大臣，也很敬重刘晔，但他坚持认为不能讨伐蜀汉，每次从宫里出来，都会去刘晔那儿，刘晔也跟他讲不能讨伐的道理。后来杨暨和皇帝讨论伐蜀的事，杨暨极力劝谏，皇帝说：“你就是个书生，哪懂军事！”杨暨谢罪说：“我说的确实不值得采纳，但是侍中刘晔，他是先帝的谋臣，也常说蜀汉不能讨伐。”皇帝说：“刘晔跟我说可以讨伐。”杨暨说：“可以把刘晔召来对质。”皇帝下诏把刘晔召来，问他，刘晔却始终不说话。后来刘晔单独见到皇帝时，责备皇帝说：“讨伐一个国家，这是重大决策，我能参与这样的大事，常常担心说梦话泄露出去加重我的罪过，哪敢跟别人说啊！用兵是讲究诡诈的，军事行动没开始前，越保密越好。陛下这么明显地泄露出去，我担心敌国已经知道了。”于是皇帝向他道歉。刘晔出来后，又责备杨暨说：“钓鱼的人钓到大鱼，就先放线跟着它，等能控制住了再拉，那就没有钓不上来的。君主的威严，难道只像条大鱼吗！你确实是个正直的臣子，但你的计策不可取，不能不深思啊。”杨暨也向他道歉。有人跟皇帝说：“刘晔不忠诚，他善于观察陛下您的心意然后迎合。陛下您可以试着和刘晔说话，都用相反的意思问他，如果他的回答都和您问的相反，那就说明他总是迎合您的圣意。如果每次回答都和您问的相同，刘晔的真实心思就再也藏不住了。”皇帝照这话去试探刘晔，果然发现了他的真实情况，从此就疏远他了。刘晔于是精神失常，被调出京城任大鸿胪，最后忧郁而死。
《傅子》说：巧妙的欺诈不如笨拙的诚实，这是真的啊！以刘晔的聪明才智和权谋，要是能秉持道德仁义，践行忠诚守信，古代的大贤之人，又怎么能超过他呢！只依靠自己的才智，不注重真诚，对内失去君主的信任，对外被世俗困扰，最终危及自身，难道不可惜吗！
刘晔曾经诬陷尚书令陈矫专权，陈矫害怕，把这事告诉了儿子陈骞。陈骞说：“主上圣明，父亲您是大臣，现在就算和皇上意见不合，最多也就是当不了三公而已。”过了几天，皇帝果然不再追究。
评论
公元232年，即曹魏太和六年、东吴嘉禾元年，三国鼎立的格局已进入相对稳定期，但各方势力的暗流涌动与统治阶层的决策博弈，仍在这一年留下了诸多值得深思的历史印记。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权力运作中的情感失度、战略短视与人性博弈，这些历史片段至今仍具现实镜鉴意义。
帝王情感与礼制秩序的冲突
曹魏明帝曹叡在这一年经历了丧女之痛，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礼制与情感的激烈碰撞。其爱女曹淑夭折后，曹叡不顾“八岁下殇，礼所不备”的传统礼制，执意以成人之礼厚葬，不仅追谥封号、建立庙宇，甚至要亲自送葬，此举完全突破了当时的礼仪规范。司空陈群与少府杨阜的劝谏尖锐而恳切，他们指出文皇帝（曹丕）与武宣皇后（卞太后）崩逝时明帝都未送葬，正是为了国家社稷的稳定，如今却为幼童打破制度，既不合礼法，又耗费民力。
这场冲突暴露出帝王权力与传统礼制的深层张力。曹叡的行为本质上是将个人情感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其“举朝素衣，朝夕哭临”的安排，实质是以皇权强行改变社会运行规则。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借“避衰”之名举宫迁往许昌的决定，进一步将个人情绪转化为国家行动，导致“公私烦费，不可计量”。这种因私人情感而动摇国本的决策模式，反映出曹魏中后期皇权扩张对传统政治理性的侵蚀，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战略博弈中的短视与远见
东吴与曹魏在辽东地区的博弈，构成了这一年另一条重要的历史线索。孙权派遣周贺、裴潜渡海前往辽东，试图与公孙渊建立联系以获取战马，这一战略决策却遭到了东吴谋士虞翻的反对。虞翻虽因性格疏直此前被贬交州，仍敏锐指出：辽东地处偏远，即便主动归附也价值有限，如今耗费人力财力求取战马，既非国家之利，又恐徒劳无功。可惜其意见未被采纳，最终周贺使团在返程途中于成山遭曹魏田豫伏击，全军覆没。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曹魏内部关于是否讨伐公孙渊的争论。蒋济提出“虎狼当路，不治狐狸”的战略思想，主张优先解决主要矛盾，认为辽东尚未构成实质性威胁，轻举妄动只会“结怨失信”。这一理性分析同样未被曹叡接受，幸而田豫在军事行动受挫后，转而伏击东吴使团取得局部胜利，才未使曹魏陷入更大被动。
这两组决策对比揭示出三国时期战略思维的重要分野：虞翻与蒋济的远见基于对地缘政治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而孙权与曹叡的决策则更多受短期利益驱动。尤其孙权在周贺败亡后才“始思虞翻之言”，却已错失良机，这种“事后诸葛亮”式的悔悟，恰恰印证了战略短视的代价。
人性博弈与权力场的生存法则
侍中刘晔的命运轨迹，为我们展现了三国权力场中人性与权谋的复杂博弈。刘晔以“胆智”着称，却陷入了“两面讨好”的生存困境：在皇帝面前主张伐蜀，在朝臣面前则反对伐蜀，试图在不同立场间维持平衡。这种“巧诈”的处世之道起初奏效，却最终因杨暨的对质而败露。当曹叡用“反意问之”的方法验证出刘晔的虚伪后，这位曾受“亲重”的谋士迅速失势，最终“发狂”而死。
《傅子》对此评论道：“巧诈不如拙诚”，精准点出了刘晔悲剧的根源。在封建皇权体制下，臣子的忠诚往往比才智更受重视。刘晔的“明智权计”若能以“德义忠信”为根基，本可成为“古之上贤”，却因执着于权谋算计而“内失君心，外困于俗”。这种因失去真诚而导致的信任崩塌，在任何时代的权力关系中都具有普遍性。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矫父子的处世智慧。当陈矫遭刘晔构陷而恐惧时，其子陈骞冷静判断：“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这种对权力本质的清醒认知，使其避免了过度反应，最终果然“帝意果解”。这一案例揭示出权力场中另一种生存逻辑：坚守原则前提下的适度隐忍，往往比投机取巧更能经受考验。
历史启示：制度、理性与人性的永恒命题
太和六年的史事犹如多棱镜，折射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核心命题：制度如何约束权力？理性如何战胜情感？真诚如何面对权谋？曹叡因私废公的行为警示我们：缺乏制约的权力容易沦为个人情感的工具；孙权与曹叡的战略失误提醒我们：任何决策都需经得起成本收益的理性检验；刘晔的悲剧则昭示我们：在权力场中，短期的技巧或许能赢得一时利益，但长期的立身之本仍在于真诚与原则。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帝王的情感失控、战略的优劣分野、人性的善恶博弈——其实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微观缩影。三国之所以成为永恒的历史话题，正在于这些跨越时空的人性与权力命题，始终能引发后人的共鸣与思考。太和六年的风风雨雨早已消散在历史长河中，但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人性启示，却依然值得我们反复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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