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在亚洲那片湿热的丛林里，中国远征军和盟军，真是拿命在拼。经历了整整一年半的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尸山血海般的巨大伤亡之后，终于把中印公路这条“抗日生命线”给打通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辆辆满载着汽油、弹药、药品和各种物资的卡车，从印度出发，越过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轰隆隆地开进了中国的云南。
对于已经苦苦支撑了多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前线的士兵们终于不用再数着子弹打仗，后方的工厂也有了运转的燃料。源源不断的物资，就像是给一个濒临枯竭的巨人注入了强心剂。抗日战争的天平，从这一刻起，开始真正地、不可逆转地倒向了我们这一边。一个积蓄已久的大反攻，号角已经吹响。
然而，就在亚洲战场迎来胜利曙光的同时，世界的另一头，欧洲的战火虽然刚刚熄灭，但新的阴云却在悄然聚集。
1945年7月17日，德国柏林郊外一个叫波茨坦的地方，迎来了三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他们分别是：刚刚接替罗斯福、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叼着雪茄、象征着大英帝国不屈精神的“老狮子”——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眼神深邃、让人看不透心思的苏联最高领袖——约瑟夫·斯大林。
这已经是“三巨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开大会了。会议的桌面上，摆着两份大大的议程：
怎么处理战后的德国和整个东欧？ 德国已经投降，纳粹的旗帜被踩在了脚下，但这个曾经的战争机器，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是把它彻底拆散，永绝后患？还是帮它重建，让它重新做人？还有那些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国家，它们的未来又该由谁说了算？
怎么尽快把还在太平洋上死扛的日本给干掉？ 虽然日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他们的抵抗异常疯狂。美军估计，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伤亡。这个代价，谁都承受不起。
说起来，这两件事在之前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就已经聊得七七八八，基本有了个框架。这次波茨坦会议，按理说，就是把之前画好的草图，最后精修一下，敲定所有细节，然后大家签字画押，分头去落实就行了。
事情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有点残酷的道理开始显现出来：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昔日的战友往往就会变成潜在的对手。 以前，有希特勒这个共同的、能威胁到大家生死存亡的大坏蛋在，美、英、苏这三个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完全不同的国家，才能暂时放下分歧，捏着鼻子组成“伟大联盟”，一致对外。
可现在，希特勒已经在地堡里自杀，德国也投降了。那个把大家捆在一起的“靶子”没了，三巨头之间深刻的矛盾，就像退潮后海边的礁石一样，一下子全都暴露了出来。
这就好比三个猎人，齐心协力打死了一头猛虎。老虎活着的时候，大家背靠背，共同对敌；老虎一死，三个人就开始互相瞅着对方，心里各自打起了小算盘：这虎皮归谁？这虎肉怎么分？谁分得多，谁分得少？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巨头都安了什么样的心思？
哈里·杜鲁门： 这位老兄，人送外号“意外的总统”。罗斯福突然一走，他这个副总统就被推上了c位，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对他来说，波茨坦会议是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是一场超级大考。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斯大林证明：别看我是个新人，但我可不是好糊弄的软柿子。
所以，他一上来就跟罗斯福完全不一样。罗斯福喜欢那种绕来绕去的、讲人情的个人外交，杜鲁门不来这套。他自己管自己的风格叫“心里有啥就说啥”，主打一个直来直去。开会之前，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看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外交报告，对苏联在东欧干的那些事儿，心里已经充满了怀疑和警惕。
同时，他脑子里还装着一个历史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他觉得，就是因为当年对德国的经济惩罚太狠了，把德国往死里整，才把老百姓逼急了，给了希特勒这种极端分子上台的机会。所以他下定决心，这次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从杜鲁门后来写的日记里能看出来，他一方面压力山大，生怕搞砸了；另一方面，他又在这场跟老江湖的博弈里，慢慢找到了自信，越来越强硬。
约瑟夫·斯大林： 这位苏联大元帅，可就是真正的老江湖了。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所有战时盟国的巨头峰会，他是唯一一个全勤奖得主。在这盘世界地缘政治的大棋里，他就是那个顶级的棋手。
斯大林心里最在乎的是什么？两件事：安全和赔偿。为啥呢？因为苏联在战争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了。超过2500万条人命没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打成了废墟。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让他觉得必须干两件事。第一，他要在苏联的西边，拉上一串“小弟”国家，搞一个“缓冲区”。这样一来，万一将来再有谁想从西边打过来，得先过了这几关，苏联本土就安全多了。第二，他急需从德国那里拿到巨额的赔款，不管是拆工厂设备也好，还是拉走原材料、抓劳工也好，都得拿过来，用来重建自己那个被打烂了的国家。
在会议上，斯大林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他有时候说两句冷幽默，有时候又突然变得非常强硬，但不管怎么变，他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寸都不肯让。丘吉尔手下的一个部长形容他，说他“说话又短又有力……直接得很，一点都不妥协”。他来波茨坦，兜里揣着非常明确的目标，背后还站着控制了半个欧洲、威风凛凛的苏联红军。
温斯顿·丘吉尔： 这位带领英国度过了最黑暗时刻的战争巨人，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他倒是非常想赶紧开会，好想办法遏制一下苏联的扩张。但他的心，更多地是悬在英国国内的选举上。
原来，英国在7月5日就已经举行了大选，但是因为要统计海外军人的选票，结果得等到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才能公布。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让他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好多人都观察到，他在会上显得又累又沮丧，甚至连手下人递给他的简报文件都懒得看。这一下子就大大削弱了他在谈判桌上的分量。
可以说，丘吉尔在波茨坦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代表着那个即将落幕的大英帝国，一个伟大的、但正在渐渐老去的背影。
三巨头坐下来开会的时候，世界正上演着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一头是废墟里的欧洲： 在欧洲，战争是打赢了，但胜利的喜悦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反而是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就说德国自己吧，已经彻底成了一片废土，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散架了。盟军接手的，是一个艰巨得不得了的管理任务。得把几百万德军的武装给解除了，得把那些战争罪犯抓起来审判，还得搞什么“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革，想想都头大。
整个欧洲大陆上，有差不多四千万的难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想找个安身的地方。其中，还有几百万德国人，正从东欧被赶出来，往德国西部跑，这又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经济崩溃，粮食短缺，整个社会秩序都摇摇欲坠。盟国必须一边管着这个战败国，一边还得想办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
另一头是太平洋战场的残酷收尾： 在世界的另一边，战争还在以一种吓人的烈度进行着。盟军花了巨大的代价，搞了个“跳岛战术”，一个岛一个岛地啃，好不容易把战线推到了日本家门口。
但是，日本人是越打越疯狂。他们的军事头头们已经搞出了一个叫“决号作战”的本土防御计划，准备让“一亿国民”都豁出命来，跟登陆的美军拼了。虽然日本的经济因为被海上封锁和飞机轰炸，已经快要崩溃了，但他们军队那种“玉碎”的战斗意志，一点都没减弱。
盟军这边呢，也正在准备一个代号叫“没落行动”的本土登陆计划。根据估计，真要打起来，双方的伤亡可能会高达一百万人。这种可怕的前景，给波茨坦会议的这几位大佬施加了天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得想个办法，赶紧把这场血腥的战争给结束了。也正是这种压力，直接导致了后来《波茨坦公告》的发布，并且最终让美国人下决心扔了原子弹。
开会在哪儿开，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地点的选择，就是一次没有硝烟的外交交锋，里面全是算计和象征意义。
按理说，柏林是纳粹德国的“千年帝国”的首都，在这儿开会，象征意义多强啊——就在你希特勒的老巢里，决定你的下场！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那时候的柏林，已经不能算是个城市了，就是个“鬼城”。经过盟军几个月的地毯式轰炸，再加上最后苏联红军那场惨烈的巷战，柏林的基础设施，什么水电、交通、房子，基本上都没了。想在这种地方开个大型国际会议，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相比之下，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市，情况就好多了。尤其是市里的一个叫巴伯尔斯贝格的区，在战争里受到的破坏很小。而且这地方的街道很容易防守，能给来开会的各个代表团提供一个既安全又舒服的落脚点。
最后，会议地点就选在了采琪莲霍夫宫。这个选择，充满了历史的讽刺和象征性。
这座宫殿，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室——霍亨索伦家族——盖的最后一座宫殿。1917年才完工，仅仅过了一年，德意志帝国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垮台了。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宫殿是典型的英式都铎庄园风格，这对于马上要来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真是一种奇特的巧合。
现在，这座见证了老德意志帝国黄昏的建筑，马上就要变成决定这个帝国残骸命运的舞台了。
这个地点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作为东道主的苏联人精心安排的。因为波茨坦在苏联占领区里，所以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都由苏联方面负责。他们非常细致地把宫殿修缮一新，还给每个国家的代表团都分配了独立的办公区和生活区。
苏联人干这些，不仅仅是出于地主之谊，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展示。当杜鲁门和丘吉尔坐着飞机、坐着汽车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进入了斯大林的地盘。
这种权力展示，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士兵在宫殿中央的院子里，用鲜花精心修剪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花坛。这可不是简单的搞搞园艺，美化一下环境。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是把苏联的锤子镰刀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心脏地带。
这个花坛，等于是在向美国和英国这两个盟友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了，在东德这片土地上，一切都由我们苏联说了算。
从7月17号到25号，会议总共开了九次全体大会。这第一阶段，充满了试探、角力和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大家吵得最凶的，就是战败的德国，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1945年7月17号下午5点，会议正式开锣。三巨头在那个着名的圆桌前，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性会面。这张圆桌，还是苏联人特地从莫斯科空运过来的，为啥呢？就是为了避免因为谁坐主位、谁坐次位这种小事闹出外交纠纷，象征着大家是平等的伙伴。
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根本掩盖不住底下深刻的分歧。
在开全体大会之前，杜鲁门和斯大林先私下里见了一面。这是两位大佬的第一次“单挑”。杜鲁门后来在日记里写，他告诉斯大林，自己不是个职业外交官，说话直来直去，习惯听完所有人的意见后，就直接说“行”或者“不行”。斯大林听了好像还挺高兴。杜鲁门当时感觉，“我能跟斯大林打交道”。
然而，当斯大林抛出他准备好的一堆议题，比如意大利以前的那些殖民地怎么处理啊，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怎么办啊，杜鲁门立马警惕起来。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家伙抛出了一堆炸药——不过我手里也有些炸药，先不引爆。”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在互相摸底，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会议的第一个正式议程，是提议建立一个由美、苏、英、中、法五国外长组成的“外长理事会”，专门负责给未来的和平条约做准备工作。这个提议倒是很快就通过了，但这其实也预示着，很多真正难啃的硬骨头，都会被暂时搁置，留给这个理事会去没完没了地吵架。
德国的赔款问题，是整个会议上吵得最凶、最能看出三方根本分歧的一个议题。这可不光是个钱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德国的未来、欧洲的力量平衡，甚至是两种意识形态谁输谁赢的政治大问题。
早在雅尔塔会议上，大家就初步同意过，说德国大概得赔个200亿美元，其中一半给苏联。但是到了波茨坦，情况完全变了。
斯大林的想法： 斯大林的态度非常坚决，没得商量。他亲眼看到了纳粹德国的入侵给苏联带来了多大的毁灭性破坏，所以他要求，德国必须用实物的形式来赔偿。啥叫实物形式？就是拆德国的工厂设备，拉走他们的原材料，甚至把他们的劳动力也抓去苏联干活。在斯大林看来，这既是重建苏联的救命钱，也是把德国彻底搞残废、让他永远没能力再发动战争的根本手段。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统一的、但被彻底解除武装和工业能力的德国。
杜鲁门看这个问题的角度，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和他手下的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脑子里一直记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训。他们坚信，就是因为当年《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赔款要求太狠了，把德国的经济给压垮了，才激起了德国老百姓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给希特勒这种战争狂人上台创造了机会。
杜鲁门后来在一次广播讲话里说得非常明白：“我们不打算重蹈覆辙，先跟德国要一大笔钱的赔款，然后再借钱给德国，好让他们有钱来还我们。” 他主张，赔款可以要，但主要是拿走德国那些用来打仗的工业资产，不能把他们发展民生经济的能力也给掐死。美国的目标，是把德国改造成一个“体面的国家”，最终能重新回到文明世界的大家庭里来。
因为两边的立场差得太远，关于赔款到底要多少钱，讨论直接卡住了。最后，大家想出了一个看起来很巧妙，但其实隐患无穷的妥协方案：咱们别争总数了，干脆实行“分区赔偿”。
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谁占了哪块地，就从自己占的那块地里拿赔偿。美国在自己的占领区拿，英国在自己的占领区拿，苏联也在自己的占领区拿。
但这里有个问题：苏联占领的德国东部地区，主要是农业区，像样的大工厂没多少，根本捞不着什么油水。为了“平衡”一下，协议里又加了一条：苏联可以额外从美、英、法这些西方国家的占领区，拿走10%的工业设备，这部分是白送的；另外还可以用自己那边的粮食、煤炭这些东西，再换取另外15%的设备。
这个方案，表面上是解决了眼前的争吵，但它带来的长远影响是灾难性的。它实际上是把德国的经济，活生生地切成了两半。苏联占领区，被系统性地拆解和掠夺，能拿走的全拿走了。而西方占领区呢，则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为未来的经济复苏做准备。
这种经济上的各走各路，为后来德国在政治上的永久分裂，埋下了最关键的一颗定时炸弹。一个本来是为了统一管理德国的协议，最后却成了一张分裂德国的蓝图。
如果说赔款问题决定了德国的经济命运，那么波兰的边界问题，就直接撕裂了欧洲的地理版图，并且引发了会议期间最激烈的争吵。
根据雅尔塔会议那个说得模模糊糊的协议，波兰因为东边有一大块领土被苏联给吞了，所以应该在西边得到“实质性”的领土补偿。到了波茨坦，斯大林就把这个“补偿”给具体化了。他提出，德国在奥得河-尼斯河这条线以东的全部领土，都应该划给波兰。这片地方可不是什么穷乡僻壤，而是包括了西里西亚和波美拉尼亚这些非常富饶的工业区和农业区。
当杜鲁门和丘吉尔对这个提议表示反对时，斯大林用一种近乎轻蔑的口气回答说，这事儿已经定了，没什么好谈的了。他宣称，苏联红军解放了这些地区以后，已经把行政管辖权交给了波兰的临时政府，而且，原来住在那儿的德国老百姓，“已经全都跑光了”。
当杜鲁门坚持说，德国的边界应该还是按照1937年的来算时，斯大林冷冷地怼了一句：“德国就是它战后变成的那个样子。”言下之意，现在德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别拿以前说事儿。
杜鲁门和丘吉尔被斯大林这种蛮横的态度给激怒了。杜鲁门警告说，如果德国的领土被这么“零敲碎打地送人”，那咱们之前谈的赔款协议，可就不好办了。丘吉尔则从人道和经济的角度来反对。他指出，那片地区明明还有“两三百万德国人”留在那儿，你把德国四分之一的耕地都给割走了，德国拿什么养活自己的人民？更别提付赔款了。他甚至警告说，这么干，可能会导致一场“比德国集中营规模还要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
面对丘吉尔的严重警告，斯大林根本不为所动，只是轻描淡写地建议道：“那就让德国人多从波兰买点面包嘛！”
这场辩论的背后，是欧洲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迁徙。几百万的德国人，被迫离开了他们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被强行驱逐了出去。尽管西方领导人对此非常担忧，怕这么多难民一下子涌进西方占领区会造成巨大的混乱和不稳定，但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阻止这一切的发生。
最后签的《波茨坦协定》里，关于这件事，只加了一条软弱无力的条款，说人口的转移应该“以有序和人道的方式进行”。这基本上就等于是对已经发生的大规模驱逐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了。
这场关于奥得河-尼斯河线的争论，赤裸裸地暴露了西方盟国在地缘政治的铁腕现实面前，是多么的无力。斯大林一句“这个风险，我们来承担”，清晰地表明，在1945年的欧洲，谁的拳头硬，谁的军队占了地，谁就说了算，什么外交辞令都是白搭。
就在会议开始的前一天，也就是7月16号，杜鲁门在波茨坦收到了他手下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发来的一份加密电报。电报内容很短，但足够震撼：“今天早上的手术很成功……结果看起来很满意，而且超出了预期。”
这封电报说的“手术”，其实就是个暗号，它宣告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原子弹，已经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成功了。这个消息，立刻成了杜鲁门手里的一张“王牌”，他准备在最关键的时候，把这张牌打出去。
7月24号下午的全体会议结束以后，杜鲁门抓住了一个机会。他装作若无其事地从圆桌旁边站起来，很随意地走到了斯大林的跟前。这一幕，被好几个在场的人记录了下来，不过他们的回忆稍微有点不一样。按照杜鲁门自己的说法，他“顺便跟斯大林提了一下，说我们现在有了一种威力特别吓人的新式武器”。
斯大林的反应，简直就是一出完美的戏剧。他表现得“没什么特别的兴趣”，只是很平静地回答说，他“很高兴听到这个消息，并且希望我们能‘好好利用它来对付日本人’”。当时在场的丘吉尔，一直在旁边密切观察着这一幕。他觉得斯大林“好像挺高兴”，但似乎并没有真正听懂这句话背后有多大的分量。
然而，斯大林的平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伪装。事实上，他对这事儿一点都不惊讶。为啥呢？因为苏联的情报机构，早就通过一个叫克劳斯·福克斯的间谍（这人就潜伏在美国搞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内部），对美国的原子弹项目了解得一清二楚了。
斯大林之所以要假装镇定，其实是一次精妙的心理战。他故意不给杜鲁门期待中那种震惊的反应，一下子就让美国想用原子弹来进行外交讹诈的算盘落了空。他等于是在用行动告诉杜鲁门一个潜台词：别想吓唬我，苏联是不会被吓倒的。
这次看起来波澜不惊的简短对话，实际上标志着核时代的到来，也是冷战军备竞赛的真正起点。杜鲁门本来想用这颗“炸药”来增加自己的谈判筹码，逼斯大林在东欧和赔款问题上让步。但斯大林的冷静回应表明，这种威慑失败了。
就像斯大林后来对他手下的人说的，原子弹的出现意味着“力量的平衡被打破了……这可不行”。他下定决心，要以最快的速度搞出苏联自己的原子武器，来恢复这种平衡。一场持续了几十年的核武器对峙，就在波茨坦那个夏天的傍晚，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大幕。
正当会议因为赔款和边界问题吵得不可开交，陷入僵局的时候，一场来自英国国内的政治大地震，给波茨坦会议带来了戏剧性的转折。
会议从7月25号开始，休会了两天。大家都在等7月5号举行的英国大选的结果出来。丘吉尔当时信心满满地飞回了伦敦，他觉得，自己作为带领国家打赢了战争的英雄，这次连任肯定是稳稳的，就等着接受人民的欢呼和加冕了。
然而，结果让全世界都惊掉了下巴：他领导的保守党，遭遇了一场历史性的大惨败，工党以压倒性的优势赢得了大选。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英国老百姓在战争胜利以后，心思变了。他们不再关心什么帝国的荣耀、全球的霸权了，他们更关心自己的日子怎么过。工党提出的竞选纲领，正好就抓住了这一点，他们承诺要搞国内的社会改革，建立福利国家，让大家有工作、有医疗、有保障。相比之下，丘吉尔这位战争英雄的号召力，反而不那么管用了。
就这样，这位在英国最危急的时刻，号召人民“战斗到底”的巨人，被他亲手拯救的人民，用选票给请下了台。丘吉尔的离去，不仅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重大挫折，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这最初的“三巨头”黄金组合，从此就成为了历史。丘吉尔在波茨坦会议上留下的，是一个伟大而又落寞的背影。
7月28号，新的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那位作风强硬的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坐飞机赶到了波茨坦，接替了丘吉尔的位子。
这位新首相艾德礼，是个话不多、非常务实的人，跟丘吉尔那种喜欢慷慨陈词、充满戏剧化风格的领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尽管英国的领导人换了，但他们对苏联的政策，以及在一些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发生改变。因为艾德礼和贝文之前都在丘吉尔的战时联合内阁里担任过重要职务，对会议的议程和内幕都门儿清。所以，英国的谈判路线，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连贯性。
但是，领导人个性的变化，无疑还是改变了会议的“化学反应”。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毕竟是打了好几年的交道，彼此之间有一种又斗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而艾德礼对于斯大林来说，就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对手了。
这么一来，斯大林此刻就成了谈判桌上唯一一位从头到尾参加了所有重大战时会议的元老。这无形中就又增强了他的地位和影响力。后来的历史也证明，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政府，虽然在英国国内搞起了社会主义改革，但在外交上，却坚定地站在反苏的第一线，并且紧紧地跟着美国，成了冷战中西方阵营里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员。
在新的“三巨头”——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重新坐到一起之后，会议就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一系列决定世界未来走向的协议，被最终敲定了下来。
就在英国政府换人的那个间隙，一项针对日本的重大决定已经出炉了。7月26号，美国、英国和中国联合发表了一份文件，全称是《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波茨坦公告》。因为当时中国国民政府蒋介石没在德国开会，所以这份公告的草案是专门派人送到重庆，经过他点头同意后才发表的。
公告里都说了些啥？ 这份公告，等于是向日本发出了最后的通牒。它要求日本政府立刻无条件投降，并且列出了投降以后要遵守的基本原则：
必须铲除军国主义： 公告里说，要“永远消除那些欺骗和误导日本人民，让他们走上征服世界道路的人的权力和影响”。说白了，就是要把那些发动战争的战犯和军国主义思想，彻底从日本清除出去。
盟军要来占领： 日本的领土，将由盟国来指定并且占领。
主权要受限制： 日本的主权将被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盟国指定的其他一些小岛上。并且重申了之前《开罗宣言》里的内容，就是日本必须归还从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通过侵略偷走的所有领土，这当然就包括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满洲）。
军队要全部解散： 日本所有的军队，都将被完全解除武装。
战犯要受审判： “所有的战争罪犯，包括那些虐待我们战俘的人，都将受到严厉的审判。”
也给了点承诺： 公告里也说，盟国不是想要“奴役日本民族或者毁灭他们的国家”，会允许日本发展和平时期的工业，建立一个“和平而且负责任的政府”，并且最终可以重新回到国际贸易体系里来。
一个可怕的威胁： 公告的最后，用一句非常不祥的警告作为结尾：“我们呼吁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否则，日本将遭受到迅速而彻底的毁灭。”
这句措辞严厉的威胁，其实就是对原子弹存在的一个含蓄的暗示，尽管公告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到这种新式武器。
斯大林为啥没签字？ 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份公告是中美英三国发表的，苏联没在上面签字。这是因为在当时，苏联和日本之间还维持着一个《苏日中立条约》，法律上讲，两国还不是交战状态。斯大林之前承诺过，会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也就是8月中旬左右，再对日本开战。所以，如果他当时在公告上签字，就等于提前撕毁条约，发动战争了。一直到8月8号，苏联在对日宣战的同一天，才正式宣布加入这份公告。
8月2号，会议在签署了最后的文件《波茨坦协定》之后，正式闭幕。这份文件，把会议期间吵来吵去、最后达成妥协的各项协议，都白纸黑字地记录了下来，给战后初期的世界秩序定下了一个基本调子。
“四d原则”： 协定给盟军占领德国，制定了四个大的指导原则，通常被叫做“四d原则”（因为这四个词在英文里都是d开头）。
非纳粹化 ： 废除所有纳粹时期的法律和机构，把纳粹分子从政府和公司等重要岗位上清除出去，还要审判战犯。
非军事化 ： 彻底解散德国所有的军队，销毁武器装备，禁止所有跟军事有关的工业生产。
民主化 ： 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恢复地方自治，保障老百姓有言论、出版和宗教信仰的自由。
非卡特尔化： 解散德国经济里那些权力过分集中的大企业集团（卡特尔）和垄断组织，因为这些东西被认为是德国发动战争的经济基础。
确认分区占领： 协定正式确认了，把德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国家，都分成美、苏、英、法四个占领区。他们的首都柏林和维也纳，也同样被切成了四块，由四国分别管理。还决定在柏林成立一个由四国占领军司令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作为占领期间德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其他的决议： 协定还把之前谈妥的那些事儿，比如德国的赔款问题、波兰的奥得河-尼斯河边界问题、德国人的迁徙问题等等，都写了进去。并且正式确定了建立外长理事会这个机制，让它去处理以后更具体的和平条约问题。
表面上看，《波茨坦协定》是一份合作的产物，是盟国共同管理战败德国的一个行动纲领。但是，你要是仔细分析这份文件的内容，就会发现它里面充满了各种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些矛盾，给日后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协定里最根本的一个矛盾就在于：它一方面呼吁，要把德国当成一个“单一的经济实体”来对待，意思就是经济上要统一管理；但另一方面，它又授权每个占领国，可以在自己的区域内单独办事，尤其是那个“分区赔偿”的政策。
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一个说要合在一起管，一个又说可以各管各的。这就意味着，虽然名义上成立了一个统一的“盟国管制委员会”，但实际上，每个占领区都会根据自己国家的利益来制定经济政策。苏联的目标就是拼命地从德国榨取东西，而西方国家的目标，则是想办法让德国的经济慢慢恢复起来。
这种内在逻辑上的冲突，注定了那个“盟国管制委员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会变成一个天天吵架、效率低下的扯皮机构，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有效的联合管理平台。
盟国可以在文字上达成一致，说我们要搞“四d原则”。但他们对这些文字的解释，和具体执行的方式，却完全不一样。西方盟国觉得，“四d原则”是把德国改造成一个和平民主国家的好办法。而苏联呢，则把这看作是确保德国永远翻不了身，并且顺便传播共产主义影响力的工具。
所以，这份本来是为了保证德国统一管理的协议，因为它内在的结构性缺陷，反而为德国后来的分裂，铺平了道路。
波茨坦会议，是“三巨头”的最后一次聚会。1945年8月2日，当杜鲁门、斯大林和艾德礼在协定上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他们表面上还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加强了三国政府之间的联系”，大家对未来的合作充满了“新的信心”。
但这，只不过是外交场合上的客套话罢了。事实上，他们离开波茨坦的时候，心里揣着的是比来的时候更深的相互猜疑。
那个因为要共同对抗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的、其实一直很脆弱的“伟大联盟”，到此为止，已经彻底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新兴的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的对峙。这两个国家，拥有着完全不可调和的世界观和根本利益。
那份决定着日本帝国最终命运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通过外交信使慢悠悠地递送。在1945年的那个夏天，它化作了无形的电波，通过国际无线电广播，以光速划过天际，向全世界播送。
在东京，日本外务省（相当于外交部）的译电员们，耳朵紧贴着收音机，神情紧张地记录下每一个单词。很快，一份翻译好的日文文本，被火速送到了日本最高层决策者的案头。
这份最后通牒，就像一颗重磅炸弹，在日本政府的权力核心内部，瞬间引爆了一场剧烈的争吵。整个高层立刻分裂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吵得不可开交。
一边，是“和平派”，或者说“现实派”。
他们的代表人物，是当时的外相（外交部长）东乡茂德。这些人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日本已经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输掉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他们主张，应该立刻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以此为基础，开始和盟国进行谈判。他们心里还抱着一丝幻想，希望能够拉拢当时还没对日宣战的苏联当个“中间人”，帮忙调停一下。他们最核心的底线，也是唯一的指望，就是通过谈判，至少能保住天皇的地位，让“万世一系”的国体得以延续。在他们看来，这已经是拿鸡蛋碰石头的绝境中，唯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了。
另一边，则是态度强硬到极点的“主战派”。
这帮人的核心，是陆军大臣阿南惟几、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这些手握兵权的军方大佬。在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他们认为，《波茨坦公告》里那些“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是对大日本帝国、对全体军人武士道精神的奇耻大辱。他们叫嚣着，宁可“一亿玉碎”，让全体国民都去死，也绝不能接受这样的条件。他们坚信，只要把战争拖下去，拖到盟军登陆日本本土，凭借全民皆兵的疯狂抵抗，一定能让敌人付出惨重到无法承受的代价，从而换取一个“体面”的、有条件的和平。
于是，在接下来的一天多时间里，日本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就成了这两派人马激烈交锋的战场。一边是面对现实的悲观，另一边是拒绝认输的疯狂。整个日本的国运，就悬在这场争吵的刀尖之上。
1945年7月28日，关键的一天到来了。
在巨大的压力下，焦头烂额的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他被记者追问，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到底是什么态度。铃木当时被夹在两派中间，左右为难。他既不敢公然接受，得罪军方那帮疯子；又不敢直接拒绝，彻底堵死和平的最后一丝可能。
情急之下，他说出了一个载入史册、也无比致命的词语——“默杀”。
这是一个在日语中非常暧昧的词。它的本意，可以理解为“先不理会，静观其变”，也可以是“不予置评”，带有一种需要时间考虑的拖延意味。如果当时盟国能这么理解，或许历史还有旋转的余地。
但“默杀”还有另一层更强硬、更轻蔑的意思，那就是“用沉默来扼杀”，即“完全无视，不值一驳”。
要命的是，当时的日本同盟通讯社，在对外发布英文电讯稿时，恰恰就选择了这层最强硬、最富挑衅性的翻译。他们向全世界宣告，日本政府对波茨坦公告的态度是——“彻底忽略，置之不理”。
这个消息传到西方，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对于习惯了直来直去外交语言的美国和英国来说，这根本不是什么模糊表态，而是一个响亮无比的耳光。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是日本对盟国最后善意警告的公然拒绝和蔑视。
7月29日，《纽约时报》、《泰晤士报》等所有西方主流媒体，都在头版头条，用巨幅标题刊登了同样的消息：“日本拒绝投降最后通牒！” 华盛顿方面，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幕僚们看到这样的报道，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最终的选择——顽抗到底。
谈判的大门，就这样被一个词的误解，“砰”地一声，彻底关死了。
对于时刻关注着日本反应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已经等到了想要的“答案”。既然日本人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现在是时候把那个藏在沙漠深处、集结了人类最顶尖智慧与最恐怖力量的秘密武器，拿出来了。
那原子弹，究竟是如何在一群天才科学家的手中，从一个理论公式，变成足以毁灭一座城市、改变世界格局的终极武器的？在它研制成功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关于科学、伦理与人类未来的深刻隐喻？
这一切，咱们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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