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说到，美、英、苏三巨头在德国波茨坦召开会议，核心议题就是敲定战后安排以及对日作战方针。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共同发布《波茨坦公告》，明确敦促日本必须无条件投降。然而，日本政府却以所谓“默杀”的态度置之不理。杜鲁门心知——是时候亮出那张足以改写战争结局的底牌了：原子弹。
说起原子弹这个“终极大杀器”到底是怎么来的。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咱们先聊聊一个更有意思的话题：咱们人类的科技，到底是怎么发展的？
咱们先看看今天的生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各种各样的高科技给紧紧包围着。这些科技给我们带来了过去的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便利。
就拿你我口袋里都离不开的智能手机来说，方寸之间，我们就能跟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朋友视频聊天，能看电影、能处理工作，它几乎成了我们身体的一个“外接器官”。再比如飞机，以前从北京到伦敦，坐船得几个月，现在呢？睡一觉，看两部电影，十几个小时，你就已经站在地球的另一边了。还有我们每天开的汽车、用的电脑、看的电视……这些我就不一一举例了，它们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大家有没有停下来想过一个问题：这些让人惊叹的高科技，它们的发源地，究竟是哪里？
有个很残酷的现实：我们今天所享受的很多尖端科技的“老祖宗”（当然不是全部），其实都诞生于一个我们最不愿提及的场景——战争。
听到这儿，您可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举几个例子您就明白了。
第一个例子，飞机。 我们都知道，飞机是美国的莱特兄弟发明的，但他们发明的飞机，用的是摇摇晃晃的活塞发动机，带动螺旋桨转动。这种飞机的速度，是有物理极限的。那么，是谁让飞机摆脱了螺旋桨，进入了“喷气时代”呢？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为了争夺制空权，率先发明了成熟的涡轮喷气发动机，并把它装在了战斗机上，这就是世界上第一款投入实战的喷气式战斗机——me-262。
您可以想象一下，当盟军的飞行员还在驾驶着“嗡嗡”作响的螺旋桨飞机时，突然看到一架没有螺旋桨、像幽灵一样从天边呼啸而过、快得连瞄准都困难的德国飞机，那是一种怎样的震撼和恐惧？这就好比我们今天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辆没有轮子，却在贴地飞行的汽车，你的世界观都会受到冲击。而这项诞生于战火的技术，最终演变成了我们今天所有民航客机的动力核心。
第二个例子，计算机。 如今，计算机是我们工作、学习、娱乐的核心工具。但世界上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计算机，可不是为了让你我打游戏或者看电影而发明的。它的催生者，是英国一位伟大的天才科学家——艾伦·图灵。二战期间，为了能快速破译德国海军U型潜艇使用的、被认为无法破解的“恩尼格玛”密码，图灵临危受命，发明了一台巨大的、能够进行高速运算的机器。这台机器，就是所有现代计算机的“太爷爷”。它在战争中拯救了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也为信息时代的到来，敲响了第一声钟。
第三个例子，我们头顶的航天科技。 今天我们看到火箭发射，把宇航员和探测器送入太空，都会感到无比自豪。但现代航天火箭的共同鼻祖，是纳粹德国在战争末期研发的V-2导弹。这是一种用来向伦敦等盟国城市发动恐怖袭击的武器，从数百公里外发射，以超音速砸向目标，根本无法拦截。战争结束后，美苏两国都疯抢德国的火箭技术和科学家。V-2导弹的总设计师冯·布劳恩，后来就被美国人“请”了过去，成为了美国宇航局的顶梁柱，一手主导设计了将人类首次送上月球的“土星五号”运载火箭。你看，一件来自地狱的复仇武器，最终却为人通往星辰大海铺平了道路。
第四个例子，我们现在人人都离不开的芯片。 它的全名叫“硅晶芯片”，是我们手机、电脑、智能家电甚至汽车里的大脑。但您知道吗？这项深刻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技术，最早的应用场景，同样冰冷而致命。1959年，美军在越战率先将早期的硅晶芯片用在了空对地导弹和制导炸弹上。在此之前，飞机投弹基本靠飞行员的肉眼和感觉，属于“天女散花”，炸中全靠运气。但有了芯片制导，炸弹就相当于长了“眼睛”，可以精确地飞向目标。从此，过去那种地毯式的、效率低下的轰炸方式成为了历史，“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登上了军事舞台。
可以说，有太多太多的科技，它们的第一声啼哭，都是在兵工厂和军事实验室里完成的。它们先被锻造成最锋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在战场上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之后，才慢慢地“脱下军装”，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转为民用。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芯片技术，正是因为有了图灵机和早期军用芯片的底子，才一步步衍生出了我们今天的手机cpU、电脑cpU，以及在人工智能领域大放异彩的GpU（图形处理器）。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战争是什么好事吗？
当然不是！我绝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好处。但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非常底层的逻辑，这个逻辑就在于两个字——竞争。
和平时期的竞争，比如公司之间抢市场、运动员之间争金牌，虽然也很激烈，但总归是有规则、有底线的。
而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最残酷、最没有底线的终极竞争。
它带来的竞争力是无与伦比的，因为赌注不再是金钱或荣誉，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样的时刻，国家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投入的资源也是空前绝后的，可以说是“不计成本、不惜一切代价”。所有最聪明的大脑、最宝贵的物资、最雄厚的资金，都会被拧成一股绳，朝着同一个目标发力：赢！
正是在这种极端的生存压力和无限的资源投入之下，科技的发展会被按上一个超高速的“快进键”。
那么，您可能会问，二战结束以后，世界和平了，这种“战争催生科技”的模式是不是就停止了呢？
恰恰相反。它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换上了一副新的面孔，进入了更激烈的阶段。
二战结束后，世界并没有迎来真正的和平，而是迅速滑入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虽然不再是炮火连天的“热战”，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一场针锋相对、覆盖全球的终极对峙。这场对峙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一场世界大战。
我们今天回头看，会发现美国在战后的几十年里，同样开启了一场令人目不暇接的科技大爆发，尤其是在军事领域。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国重器”，很多都诞生于那个时代：
核动力航空母舰：它不再是需要频繁补充燃料的普通军舰，而是一座拥有几乎无限续航能力、可以全球部署的海上城市和移动国土。
b-2隐形战略轰炸机：它那科幻的飞翼造型，不仅仅是为了好看。它像一个来自未来的幽灵，可以悄无声息地突破地球上最严密的雷达防空网，将毁灭性的打击力量投送到任何一个角落。
F-22“猛禽”战斗机：它被誉为“天空的王者”，是世界上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第五代战斗机，集隐身、超音速巡航、超机动性于一身，它的出现，直接重新定义了“空中优势”这个词。
看到这些，我们得明白，这倒不是说某个国家的科学家就比其他国家的要聪明多少。其最本质的底层逻辑，依然是我们前面反复提到的那两个字——竞争。
只不过，这一次的竞争对象，换了一个。
这个对手，我想不用我多说，大家心里也都清楚，就是那个曾经的盟友，后来的红色巨人——苏联。
在整个冷战期间，美苏两国都将对方视为心腹大患，都害怕对方在科技上取得突破，从而打破战略平衡。于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军备竞赛就此展开，双方都把天文数字般的国家资源，投入到了军事科技的研发当中。你搞出了新式坦克，我就要搞出更厉害的反坦克导弹；你把卫星送上了天，我就要把人送上月球。
正是在这种“你追我赶、唯恐落后”的巨大压力之下，人类的科技树，又一次被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给“点亮”了。而我们故事的主角——原子弹，正是开启这场全新竞争模式的“发令枪”。
咱们故事的开头，既不在美国的秘密基地，也不在英国的首相官邸，而是在纳粹德国的心脏——柏林的一个化学实验室里。
时间是1938年12月，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还不到一年。在柏林的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里，有两个德国化学家，一个叫奥托·哈恩，一个叫弗里茨·施特拉斯曼。这俩人当时正在做一个实验，就是用一种叫“中子”的小粒子，去轰击地球上最重的元素——铀。他们想干嘛呢？他们是希望能像炼金术一样，创造出比铀还重的、自然界不存在的新元素。
但是，实验结果出来后，俩人全懵了。他们在反应后的残留物里，翻来覆去地检测到了一种叫“钡”的元素。这就怪了，钡这个东西，原子量差不多只有铀的一半。这完全不符合当时全世界物理学家都知道的定律啊！这就好比你往一个密封的箱子里塞进去一个大西瓜，摇了半天，结果打开一看，里面没有西瓜，却多出来了两个柚子。这怎么可能呢？
哈恩是个非常严谨的化学家，他把实验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确信自己的化学分析绝对没问题——那玩意儿就是“钡”。但他想破了脑袋，也无法从物理学上解释，一个好端端的铀原子核，怎么就“爆炸”成了两块更小的东西呢？他给朋友写信说：“这事儿太诡异了，我们化学家没法解释，可能只有你们物理学家能想出什么异想天开的说法了。”
这个“异想天开”的答案，来自一位被迫流亡的女科学家。她叫莉泽·迈特纳，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奥地利籍犹太裔物理学家。她跟哈恩是长达三十年的老搭档、老朋友，可以说是那个实验室的灵魂人物。但是，因为纳粹德国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就在几个月前，她被迫像逃犯一样，孤身一人逃离了柏林，在瑞典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哈恩把自己那个烧糊涂的实验结果，写信告诉了远在瑞典的迈特纳。接下来，就是科学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当时正值圣诞假期，迈特纳的外甥、同样是物理学家的奥托·弗里施来看望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冬日，姑侄俩在雪地里散步。迈特纳手里拿着哈恩的信，脑子里反复琢磨着那个“西瓜变柚子”的难题。
突然，一道灵光闪过她的脑海！她意识到，铀原子核并不是被中子“击碎”了，而是像一个灌满了水、极不稳定的气球。当中子这个“针尖”轻轻一碰，它就从中间一分为二，分裂成了两个更小的“水滴”（也就是钡和其他元素）。更关键的是，她通过计算发现，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到难以想象的能量！
弗里施立刻被姑妈这个大胆的想法给震惊了。他借用了生物学里细胞分裂的术语，给这个全新的物理现象起了个名字，叫“核裂变”。
这个在瑞典雪地里诞生的想法，很快就被实验证实了。消息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全世界的物理学界。所有人都明白，人类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门后是无尽的能源，也可能是无尽的毁灭。
然而，这个伟大的科学发现，从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悲剧色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单独颁给了哈恩，以表彰他“发现了重核裂变”。而在战后，哈恩为了撇清和纳粹的关系，也为了独占这份荣誉，刻意在各种场合淡化甚至否认了迈特纳的决定性贡献，硬生生把这个物理和化学结合的伟大发现，说成是他一个人的化学成就。
尽管如此，历史最终还是给了迈特纳应有的评价，她后来被很多人尊称为“原子弹之母”。核裂变的发现过程，本身就预示了整个原子弹故事的基调：一边是人类智慧最辉煌的胜利，另一边，则交织着政治的动荡、人性的偏见和巨大的不公。
要说曼哈顿计划，就不能不提它那个堪称“地表最强”的科学家团队。但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团队的智力核心，根本不是美国本土培养的，而是一大群为了躲避法西斯，从欧洲逃亡而来的天才大脑。可以说，这是20世纪最重要的一次“智力大迁徙”，也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亲手送给对手的一份、足以决定战争胜负的“超级大礼包”。
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学术风气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随着纳粹在德国、法西斯在意大利的崛起，一股反犹主义的恶浪席卷了整个欧洲。当时的德国，可是世界理论物理学的中心，有着哥廷根大学这样的科学圣地。但纳粹一上台，就颁布了一系列种族法令，把所有犹太裔的学者，不管你多有才华、多大贡献，统统赶出了大学和研究所。
这场疯狂的迫害，直接导致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人才外流。这些被赶走的科学家，最终都成了美国原子弹计划的“发动机”。我们来看看这个“复仇者联盟”的名单：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位当时世界上最着名的科学家，在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就放弃了德国国籍，定居在美国普林斯顿，成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一面旗帜。
恩里科·费米：这位意大利的物理学巨匠，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也受到了墨索里尼种族法律的威胁。1938年，他接到通知去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灵机一动，策划了一出完美的“胜利大逃亡”：带着全家人，以领奖为名离开意大利，领完奖后，压根没回家，直接坐船去了美国。
“匈牙利三人组”：利奥·西拉德、尤金·维格纳和爱德华·泰勒，这三位出生于匈牙利的犹太裔物理学家，个个都是人精。他们非常有政治远见，很早就看透了纳粹的邪恶本质，相继移民到了美国。特别是西拉德，这位老兄简直是个“先知”，早在1933年，核裂变还没被发现呢，他就构想出了“核链式反应”的可能性，后来一直为纳粹德国可能会造出核武器而忧心忡忡。
其他关键人物：除了他们，还有一大批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顶尖科学家，比如汉斯·贝特、费利克斯·布洛赫等等，他们也都在美国和英国找到了避难所，并最终为曼哈顿计划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这就形成了历史上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局面：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权，为了追求他们所谓的“种族纯洁”，亲手摧毁了自己国家的科学根基，把一群世界上最聪明的大脑，连同他们对法西斯的切肤之痛，一股脑地“快递”到了大洋彼岸的竞争对手那里。
正是这次由迫害驱动的“智力快递”，使得研发原子武器所需要的所有顶尖人才，在美国实现了空前的集中。可以说，在炸弹还没开始造之前，最关键的人才基础，就已经被希特勒自己给奠定好了。
如果说这群流亡科学家是原子弹计划的“大脑”，那么真正把这个“大脑”激活的，则是一封信和一份报告。而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被两次推动，才最终下定了决心。
故事的起点，还是得回到那位焦虑的“先知”——利奥·西拉德身上。核裂变一被发现，西拉德的后背就直冒冷汗。他立刻意识到，如果让纳粹德国率先掌握了这种基于“链式反应”的超级武器，那全世界都得完蛋。
他迫切地想警告美国政府，但他自己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流亡科学家，人微言轻，说话没人听。怎么办呢？他需要一个“大V”来帮他站台。他想来想去，想到了一个人——爱因斯坦。
1939年夏天，西拉德和他的朋友维格纳，开车找到了正在长岛度假的爱因斯坦。他们俩给爱因斯坦仔仔细细地解释了原子弹的原理。爱因斯坦听完后，整个人都惊呆了，他说了一句：“我竟然根本没想过这个。”
在西拉德的主导下，他们起草了一封信，然后说服了爱因斯坦在信上签了名。这封着名的“爱因斯坦-西拉德信”，用非常冷静的语言，警告罗斯福总统，“一种威力极大的新型炸弹”很可能被制造出来，并且特别提到，德国已经禁止从它刚刚占领的捷克斯洛伐克出口铀矿了——这可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为了确保这封信能送到总统手里，西拉德又找到了一个叫亚历山大·萨赫斯的经济学家，这人是罗斯福的好朋友。萨赫斯一看这信，就知道事关重大。他没有马上递交，而是很有策略地等了等。等到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全世界都紧张起来之后，他才在10月11号去见了罗斯福。
罗斯福听完他的陈述，沉默了片刻，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亚历克斯，你的意思我明白了，就是不能让纳粹把我们给炸了。” 随即，他下令成立了一个“铀顾问委员会”，这算是美国原子弹计划的第一个雏形。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个委员会动作很慢，经费也少得可怜，整个项目基本上还停留在大学实验室里小打小闹的阶段。
第二步：来自英国的“催化剂”
真正把美国原子弹计划推上快车道，让它从一个小研究，变成一个庞大的国家工程的，是来自盟友英国的一份关键报告。
当时，英国人自己也在研究原子弹的可行性，他们的项目代号叫“mAUd委员会”。1941年7月，mAUd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被送到了美国科学界的领袖人物范内瓦·布什的手里。
这份报告的结论，那叫一个斩钉截铁，毫不含糊：利用铀-235制造原子弹“完全可行，并且有可能在战争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跟美国早期研究那种犹豫不决的态度比起来，英国人的报告充满了紧迫感和确定性。这份报告，像一剂强心针，彻底打消了美国领导层的疑虑。布什立刻向罗斯福总统汇报，强调必须立刻采取大规模行动。
这个来自外部的“催化剂”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1941年10月，罗斯福正式给英国首相丘吉尔写信，提议两国的原子能研究应该“协调，甚至合并”。这个提议最终在1943年的《魁北克协定》中正式敲定。英美的原子弹项目合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来协调工作。
至此，在流亡科学家的警告和英国盟友的强力推动下，一个旨在制造原子弹的、史无前例的庞大跨国工程——也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曼哈顿计划”——终于全面启动了。
曼哈顿计划一启动，就标志着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烧钱的科学竞赛拉开了帷幕。在这场竞赛中，美国最终凭借其碾压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而它的对手德国和日本，则因为各自的致命缺陷，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曼哈顿计划的成功，简直就是理论科学、工程管理和工业实力的一次完美合体。
1942年12月2日，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废弃的壁球场里，恩里科·费米（就是那个从诺贝尔奖现场逃到美国的意大利大神）领导的团队，取得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他们建造了一个叫“芝加哥一号堆”的东西——说白了，就是用一大堆石墨块和铀块堆起来的一个简陋反应堆。就是这个看起来像煤堆的玩意儿，成功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可控的、能自我维持的核链式反应。这个实验，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给整个计划注入了强心剂。
为了把理论变成武器，美国陆军任命了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当总负责人。这位将军是个精力旺盛、说一不二的“工程狂人”，刚刚成功领导修建了五角大楼。他上任后，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跌眼镜、但事后证明无比正确的决定：任命理论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担任武器设计实验室的主任。
奥本海默这个人，虽然才华横溢，但没有任何管理经验，而且政治背景还有点“左倾”，很多人都不放心。但格罗夫斯看中了他渊博的知识、内心那股“极大的野心”，以及他身上那种能把一大群性格古怪的天才科学家团结在一起的独特魅力。事实证明，格罗夫斯这个“硬汉将军”和奥本海默这个“忧郁诗人”的组合，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核心引擎。而奥本海默后来也就被称为“原子弹之父”
在格罗夫斯的指挥下，一个庞大的、地图上都找不到的秘密工业网络，在美国各地拔地而起。
田纳西州的橡树岭：一座为了容纳将近八万两千人而凭空建造的秘密城市。这里有巨大的工厂，唯一的任务，就是像筛沙子一样，从成吨的天然铀里，分离出那点可怜的、能用于裂变的“铀-235”。
华盛顿州的汉福德：另一座秘密工业基地。这里的任务，是利用反应堆，把普通的铀变成一种全新的、自然界不存在的人造元素——“钚”。这种新元素，同样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
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坐落在一片偏远高原上的秘密实验室，是整个计划的“大脑”。奥本海默在这里聚集了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科学家，他们负责解决原子弹设计的各种核心物理和工程难题。
整个计划，最终花了超过20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几千亿美元），雇佣了超过13万人。它的规模之大、保密程度之高，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的。
跟美国这边的全力以赴比起来，纳粹德国的核计划（代号“铀俱乐部”）虽然起步更早，但因为一连串的致命缺陷，最终彻底失败了。
人才被自己“清零”：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纳粹的排犹政策，把迈特纳、弗里施、西拉德这些最顶尖的物理学家，全都赶到了对手的阵营里。德国等于是自断双臂，把最宝贵的“大脑”拱手让人。
领导不行，路线错误：德国计划的领军人物，是着名物理学家海森堡。但他在一些关键的科学判断上犯了错误。比如，他们错误地认为石墨不适合做反应堆的减速剂（这是控制链式反应速度的关键材料），导致他们只能选择获取难度极大的“重水”作为唯一的技术路线。同时，他们还严重高估了制造一颗原子弹所需要的核材料数量，这让他们觉得，在战争结束前造出炸弹，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老板（希特勒）不重视：希特勒对这个需要漫长时间和巨大投入的项目，缺乏理解和兴趣。1942年，他就削减了对核计划的支持，把资源优先分配给了V-2火箭这种能更快见到效果的武器。整个德国计划的资源投入，跟美国比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被盟军“定点清除”：盟军针对德国重水供应的打击是决定性的。受过英国特种训练的挪威突击队，几次三番地潜入并炸毁了德国在挪威的重水工厂。在德军试图把剩下的一点重水运回德国时，挪威抵抗组织又成功地炸沉了运输船。这下，德国的重水来源彻底断绝，他们的反应堆计划也随之瘫痪。
日本其实也有过自己的核武器研究计划，但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日本严重缺乏最关键的资源——铀矿石，工业基础也远远不足以支撑那么复杂的技术工程。跟美德两国比起来，日本的核计划，基本上就是在“过家家”，在整场核竞赛中无足轻重。
这场竞赛的结果清楚地表明，造原子弹，不仅仅是科学问题，更是一场国力、资源和管理能力的终极较量。美国集齐了所有要素，而它的对手们，则在这场决定世界命运的竞赛中，一败涂地。
当原子弹从理论变成现实，一个更沉重、更拷问灵魂的问题，摆在了美国决策者的面前：要不要用它？以及，如何用它？
1945年夏天，在德国的波茨坦，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正在和丘吉尔、斯大林开会。会议期间，他收到了原子弹在美国本土试爆成功的密电。这个消息，极大地增强了他在谈判桌上的信心。他意识到，美国不再需要依赖苏联出兵来打败日本了。7月26日，美、中、英三国联合发表了《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但公告里，对这种新式武器，只字未提。
与此同时，在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群体里，一场深刻的道德危机正在发酵。他们中的很多人，当初加入这个计划，是害怕纳粹德国抢先一步。但现在，德国已经战败，使用原子弹的理由，似乎不再那么充分了。
《弗兰克报告》：1945年6月，在芝加哥大学，由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弗兰克领导的一群科学家，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强烈建议，不要对日本进行突然的原子弹袭击，并且非常有远见地警告说，这么做，将会“引发一场可怕的核军备竞赛”，并彻底破坏战后对核能进行国际控制的可能性。
《西拉德请愿书》：那位最初推动原子弹计划的“先知”利奥·西拉德，此时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对者。他起草了一份请愿书，获得了70名科学家的联署，恳求杜鲁门总统，不要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
然而，科学家的声音，最终还是被政治和军事的逻辑给淹没了。杜鲁门授权成立了一个由战争部长史汀生领导的“临时委员会”，来讨论原子弹的使用问题。这个委员会里，也有奥本海默和费米这些核心科学家。
他们讨论过，要不要先搞一次“警告性演示”，比如在一个无人岛上引爆一颗，让日本人看看有多厉害。但这个提议最后被否决了。理由是：万一演示的这颗炸弹是个“哑弹”，没响怎么办？那美国的威信就扫地了。或者，万一日本人根本不把警告当回事怎么办？那原子弹的心理冲击力就大大减弱了。
委员会的最终建议是：应该尽快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目标应该是一个有军事设施的城市，并且，不应该事先发出明确的警告。
杜鲁门的最终决定，是在权衡了登陆日本可能会造成几十万美军伤亡的惨重代价，和原子弹的恐怖威力之后做出的。他授权军方，执行原子弹轰炸任务。
那些亲手创造了“死神”的科学家们，最终发现，他们失去了对这个“死神”的控制权。
那原子弹的威力将会如何？日本又会是什么反应？咱们下一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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