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四年（公元236 年，丙辰年）
春天的时候，吴国开始铸造大钱，一枚大钱相当于五百枚普通钱。
三月份，吴国的张昭去世了，享年八十一岁。张昭这人长相庄重严肃，很有威严，从吴王孙权往下，整个吴国的人都有点怕他。
夏天四月，蜀汉皇帝到了湔这个地方，登上观阪，看汶水的水流，玩了十天就回去了。
武都氐族的首领符健请求向蜀汉投降；但他弟弟不同意，带着四百户人家来投降蜀汉。
五月乙卯日，乐平定侯董昭去世。
冬天十月己卯日，魏国皇帝回到洛阳宫。
甲申日，有彗星出现在大辰星附近，接着又在东方出现。高堂隆赶紧上书说：“一般帝王迁都或者建立城邑，都会先确定天地、社稷神位的地方，恭恭敬敬地供奉祭祀。要修建宫殿的话，也是先修宗庙，再修马厩和仓库，最后才修自己住的地方。可现在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以及社稷神位都还没确定好，宗庙的修建也不符合礼制，却一门心思装修自己住的地方，搞得老百姓都没工作，没饭吃了。外面的人都说‘宫里人的花费跟军队和国家大事的花费差不多’，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心里都有怨气，直冒火。《尚书》里说：‘上天的视听来自于百姓的视听，上天的明威来自于百姓的明威。’这就是说上天的赏罚，是跟着老百姓的言论走，顺着老百姓的心意来的。用柞木做椽子，住低矮的房子，这是唐尧、虞舜和大禹留下的好风气；盖玉台琼室，这是夏桀、商纣冒犯上天的做法。现在宫殿修得太豪华了，天上彗星这么明显，这就好比是慈父在急切地教训咱们呢。咱们应该像孝顺的儿子那样，恭恭敬敬地对待，可别不当回事，再惹老天爷生气。”高堂隆老是这么直白地提意见，皇帝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侍中卢毓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我听说君主英明，大臣就正直，古代那些圣明的帝王就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这就是我们比不上高堂隆的地方啊。”皇帝听他这么一说，气才消了点。卢毓是卢植的儿子。
十二月癸巳日，颍阴靖侯陈群去世。陈群前前后后多次向皇帝陈述国家政策的得失，每次写好上奏的文书，过后就把草稿销毁，当时的人包括他自己的子弟都不知道他具体说了啥。有人就吐槽陈群，说他占着位置不说话，不作为。到正始年间，皇帝下诏整理大臣们的上书，编成《名臣奏议》，朝廷里的官员们这才看到陈群提的那些意见，都忍不住感叹。
袁子评论说：有人问：“少府杨阜难道不是忠臣吗？看到君主做得不对，马上就直接指出来，跟人聊天也总说这事。”回答是：“仁爱就是关爱他人，对君主关爱叫忠诚，对父母关爱叫孝顺。现在作为臣子，看到君主行为不当，直接指责他的错误，还到处宣扬，这只能说是个直率的人，算不上真正的忠臣。像司空陈群就不一样，他整天跟人聊天，从来不说君主的不是；但他给皇帝上书几十次，外人却都不知道。君子觉得陈群这样才是有长者风范啊。”
乙未日，魏国皇帝前往许昌。
皇帝下诏让公卿大臣每人推举一个才德兼备的人，司马懿推荐了兖州刺史、太原人王昶。王昶这人为人谨慎厚道，他给哥哥的儿子取名叫王默、王沈，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王浑、王深，还专门写了文章告诫他们说：“我用这四个字给你们取名，就是想让你们看到名字就能想到它的含义，不敢违背。一般来说，东西速成的往往很快就衰败，慢慢成长的才能有好结局。早上开花的草，晚上就凋零了，松柏长得茂盛，严寒也不会枯萎，所以君子都以阙党那儿的人为戒。能把委屈当成伸展的机会，把谦让当成收获，把弱小当成强大的开始，这样的人很少有不成功的。诋毁和赞誉，是产生爱憎的根源，也是祸福的关键。孔子说：‘我对于别人，不轻易诋毁，也不轻易赞誉。’以圣人的品德都还这样，何况咱们这些普通人，哪能随随便便就去诋毁或者赞誉别人呢！要是有人诋毁自己，就应该退一步反省自身。如果自己确实有让人诋毁的行为，那人家说得就没错；要是自己没什么可诋毁的，那人家就是乱说。说得对，就别埋怨人家；乱说的，对自己也没什么实质伤害，又何必报复呢！俗话说：‘要想不冷就得穿厚皮袄，要想不被人说坏话，就得加强自身修养。’这话太对了！”
评论
青龙四年（公元 236 年）是三国时期充满政治张力与社会变革的一年，魏、蜀、吴三国的重要举措与人物言行，折射出乱世中政权治理的深层逻辑与历史启示。
从经济层面看，吴国 “铸大钱，一当五百” 的货币政策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这种虚值货币的发行，本质上是通过货币贬值掠夺民间财富，短期内可缓解财政压力，却会导致通货膨胀与民生凋敝，暴露了孙权政权在资源调配中的急功近利。相比之下，蜀汉对氐族部落的招抚政策则体现了柔性扩张策略，武都氐王符健兄弟的分裂投降，反映出边疆民族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选择，也为蜀汉增添了人口与战略缓冲。
政治舞台上，三国都经历了重要政治人物的更迭。吴国重臣张昭以八十一岁高龄去世，其 “举邦惮之” 的威严形象，印证了江东士族在政权中的特殊地位；魏国董昭、陈群的相继离世，则标志着曹丕时代核心政治班底的逐步淡出。陈群 “每上封事辄削其草” 的行事风格，展现了传统士大夫 “进思尽忠，退思补过” 的政治智慧，其谏言在身后才被世人知晓的典故，与杨阜 “直诋其非而播扬其恶” 的风格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古代政治生态中忠臣标准的复杂性 —— 既要坚守原则，又需讲究策略。
魏国宫廷的争议尤为引人深思。魏明帝沉迷宫室建设，忽视天地社稷神位与宗庙礼制，导致 “士民失业”“民不堪命”。高堂隆以彗星出现为契机的切谏，将天人感应思想与民生疾苦相结合，直指 “宫人之用与军国之费略齐” 的严重问题。他引用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的古训，强调民心向背与天命得失的关联，体现了传统政治哲学中民本思想的深刻内涵。卢毓 “君明则臣直” 的巧妙劝解，既维护了君主权威，又保护了直谏大臣，展现了政治沟通的艺术。
司马懿举荐王昶及王昶的家训，传递出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顾名思义” 的命名寓意与 “毁誉者，爱恶之原而祸福之机” 的告诫，反映了儒家修身立德的价值追求。“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 的谚语，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提醒人们在复杂环境中应注重内在修养而非外在辩驳。
这一年的历史事件揭示了三国时期的共性困境：如何在战争压力下平衡民生与统治需求，如何在皇权集中下构建有效的谏言机制，如何在道德理想与政治现实间寻找平衡点。高堂隆的谏言虽未能完全改变魏明帝的行为，却留下了 “天人感应” 思想下民本意识的珍贵记录；陈群的政治智慧则证明，真正的忠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维护政治生态的理性与担当。这些历史经验，对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演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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