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府杨阜给皇帝上书说：“陛下您继承了武皇帝开疆拓土的大业，守着文皇帝善始善终留下的基业，真该向古代那些圣贤学习怎么好好治理国家，看看以前那些朝代末期放纵乱来的糟糕政策，引以为戒。要是以前桓帝、灵帝不废掉高祖定下的法度，不丢了文帝、景帝的恭谨节俭，太祖就算再有本事，又能往哪儿施展呢？陛下您又怎么能坐到这个尊贵的位置上呢！现在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都在外面打仗，各种修建工程，陛下您可一定要尽量节俭啊。”皇帝看了后，很客气地回了诏书。
杨阜又接着上书说：“尧住茅草屋，天下百姓却能安居乐业；禹的宫殿很简陋，天下人都乐于干自己的事业。到了殷商和周朝，宫殿堂基也就三尺高，大小也就九筵而已。夏桀盖了华丽的璇室、象牙装饰的走廊，商纣王修了倾宫和鹿台，结果都丢了江山；楚灵王修章华台，最后自己也遭了祸；秦始皇建阿房宫，到秦二世就亡国了。不考虑老百姓的承受能力，只知道满足自己吃喝玩乐的欲望，没有不亡国的。陛下您应该把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当成榜样，把夏桀、商纣、楚灵王、秦始皇的事当成深刻教训，可别整天只顾自己悠闲享受，一门心思装饰宫殿楼台，不然肯定会有亡国的大祸啊。君主就像脑袋，大臣就像四肢，生死存亡都是一体的，得失也是共同的。我虽然没什么本事，胆子也小，但也不敢忘了谏臣的职责！话说得不够恳切，就没法让陛下您醒悟。陛下要是不考虑我的话，恐怕皇祖、先帝留下的江山就要毁了。要是我死了能对国家有那么一点点好处，那我死的那天就跟活着的时候一样有意义。我恭敬地做好死的准备，等着陛下重重处罚我！”这奏章呈上去后，皇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了，亲自写诏书回复他。
有一次，皇帝穿着便服，外面披了件缥绫做的半袖上衣。杨阜就问皇帝：“按照礼制，这算哪门子正式服装啊？”皇帝听了，一声不吭，没回答他。从那以后，只要不是符合礼制的衣服，皇帝都不在杨阜面前穿。杨阜还上书，想裁减那些没被皇帝宠幸过的宫女，于是就把管宫廷事务的官吏叫来，问后宫到底有多少人。这官吏守着原来的规矩，回答说：“这是宫里的机密，不能往外说！”杨阜一听就火了，拿棍子打了这官吏一百下，还数落他说：“国家跟九卿都没什么可保密的，反倒跟你个小吏保密？”皇帝知道这事之后，对杨阜越发敬畏。
散骑常侍蒋济也上书说：“以前越王勾践鼓励生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燕昭王体恤百姓，医治战争创伤，最后报仇雪恨。所以弱小的燕国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弱的越国能灭掉强劲的吴国。现在吴、蜀两国势力强大，陛下您在世的时候要是不把它们除掉，那可是要被后世指责的。凭陛下您这么英明神武，放下那些不急的事，专心对付敌人，我觉得这没什么难的。”
中书侍郎、东莱人王基也上书说：“我听古人用水来比喻老百姓，说：‘水既能让船安稳行驶，也能把船打翻。’颜渊也说过：‘东野子驾车，马都累得不行了，他还一个劲儿地赶马前进，恐怕很快就要翻车了。’现在老百姓干各种劳役，累得够呛，夫妻也不能团聚。希望陛下能好好想想东野子驾车的教训，多留意水和船的关系，在马还没累垮的时候就停下，在老百姓还没被累死之前就减少劳役。以前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到汉文帝时只有同姓诸侯，贾谊就担忧地说：‘这就好比把火放在柴堆下面，自己还在柴堆上睡觉，还说这样很安全。’现在敌人还没消灭，猛将手握重兵，管得太严就没法应对敌人，不管的话时间长了又不好给子孙后代交代。在陛下这么圣明的时代，不赶紧想办法消除隐患，要是子孙后代没本事，那可是国家的大麻烦。要是贾谊现在还活着，肯定比以前更着急。”但皇帝对这些话都没当回事。
殿中监负责监督工程，擅自把兰台令史抓了，右仆射卫臻就上奏弹劾他。皇帝下诏说：“宫殿还没修好，这是我一直操心的事，你却要弹劾他，为啥呢？”卫臻说：“按照古代的制度，有防止官员越权的规定，不是说讨厌他们干活积极，实在是因为他们这样做虽然有点小功劳，但破坏的规矩影响太大了。我每次观察那些校事，大多都是这样。要是再纵容他们，恐怕各个部门都会开始越权行事，最后国家就会衰败。”
尚书、涿郡人孙礼坚决请求停止工程，让老百姓回家。皇帝下诏说：“我接受正直的言论。”还催着赶紧把老百姓打发回去。但监工的又上奏说，想留老百姓再干一个月，把一些工程收尾。孙礼直接跑到工地，也不再重新上奏，就假传圣旨把老百姓都遣散了。皇帝觉得他这个举动挺有想法，也没责怪他。皇帝虽然不能完全采纳大臣们的直言劝谏，但对他们都还算宽容。
秋天七月的时候，洛阳的崇华殿着火了。皇帝就问侍中兼太史令、泰山人高堂隆：“这是啥灾祸的预兆啊？按照礼制，有没有什么办法祈祷消除灾祸呢？”高堂隆回答说：“《易传》里说：‘上面的人不节俭，下面的人也不节约，就会有灾祸之火焚烧宫室。’还说：‘君主把楼台建得太高，上天就会降下火灾。’这是因为君主一门心思装饰宫殿，却不管老百姓都穷得叮当响了，所以上天就用旱灾来回应，火就从高殿烧起来了。”皇帝又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的时候柏梁台着火，然后就大规模修建宫殿来压制灾祸，这是啥道理呢？”高堂隆回答说：“那是夷越的巫师搞的，可不是圣贤的英明教导。《五行志》里说：‘柏梁台着火后，后来就发生了江充搞的巫蛊事件。’按照《五行志》的说法，越巫建议建章宫的做法根本没能压制灾祸。现在应该停止让老百姓服劳役。宫殿的修建，一定要力求节俭，把着火的地方打扫干净，别在这儿再搞什么修建，这样说不定萐莆、嘉禾就会在这儿长出来。要是还继续折腾老百姓，耗尽他们的钱财，这可不是招来祥瑞、安抚远方百姓的好办法。”
八月庚午日，皇帝封皇子曹芳为齐王，曹询为秦王。皇帝自己没儿子，就收养了这两个孩子当儿子，宫里的事很机密，没人知道这俩孩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有人说，曹芳是任城王曹楷的儿子。
丁巳日，皇帝回到洛阳。
皇帝下诏重新修建崇华殿，还改名叫九龙殿。把谷水引来，从九龙殿前流过，修了玉石做的井栏，雕刻着蟾蜍接水、神龙吐水的样子。还让博士、扶风人马钧制作司南车，用水力驱动各种百戏。刚开始修建陵霄阙的时候，有喜鹊在上面筑巢，皇帝就拿这事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里说：‘喜鹊筑好巢，斑鸠来居住。’现在大兴土木，修建陵霄阙，喜鹊却在这儿筑巢，这是宫殿还没修成，陛下您还不能住进去的征兆啊。大概意思就是说：‘宫殿没修好，就会有别的姓氏的人来掌控这里。’这是上天给咱们的警告啊。上天可不会偏袒谁，只帮助那些善良的人。以前太戊、武丁看到灾祸就很害怕，赶紧改正，所以上天就赐福给他们。现在要是能停止各种劳役，多做善事，施行德政，那咱们就能跟三王五帝一样厉害，可不只是像商王武丁那样转祸为福这么简单了！”皇帝听了这话，心里很触动。
皇帝这人性格严厉又急躁，要是监督修建宫殿的人超过了期限，皇帝会亲自把人叫来问话，话还没说完，这人可能就脑袋搬家了。散骑常侍兼秘书监王肃上书说：“现在宫殿还没修好，干活的人有三四万。九龙殿已经能让陛下住得安稳，里面也足够安排六宫了；只是太极殿前面的工程还比较大。希望陛下把那些领日常口粮的士兵中，不是特别急需的人挑出来，选些年轻力壮的，留下一万人，让他们一年轮换一次。这样大家都知道有休息轮换的日子，就会开开心心地干活，就算累也不会抱怨。算下来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万个工，这也不算少了。本来打算一年完工的工程，不妨用三年时间，把剩下的人打发去务农，这才是长远的办法。对老百姓讲信用，这可是国家的宝贝。之前陛下要去洛阳，征调老百姓修建营地，有关部门下令营地修完就放老百姓走；可营地修好了，又贪图他们的劳力，不按时打发他们走。有关部门只想着眼前的利益，却不顾国家的大局。我觉得从今往后，要是再征调老百姓干活，应该明确下令，让他们一定能按时完工回家。要是后面还有事要征调，宁愿重新征调一批人，也别失信于民。凡是陛下临时要处决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该死的人；但老百姓不知道啊，就会觉得太突然。所以希望陛下把这些人交给有关官吏，公开他们的罪行，同样是处死，别让这事在宫里搞得不清不楚，让远近的人都怀疑。而且人命关天，活着不容易，死了可就没了，所以圣贤都很重视。以前汉文帝想杀那个冲撞他车驾的人，廷尉张释之说：‘当时，陛下您要是直接让人杀了他就算了，现在交给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可不能破坏这个规矩。’我觉得张释之这话太不对了，这可不是忠臣该说的。廷尉是天子的官吏，都不能破坏公平，那天子自己怎么能迷惑犯错呢！这是把自己看得太重，把君主看得太轻，太不忠诚了，陛下您可不能不明白啊！”
中山恭王曹衮生病了，他对自己的属官说：“男子汉不能死在女人手里，赶紧找时间把东堂修好。”东堂修好后，他就带病搬到那儿去住。他又对世子说：“你从小就当了王，只知道享乐不知道吃苦，以后肯定会因为骄奢犯错。要是兄弟有不好的行为，你要当面去劝他；劝了不听，就流着眼泪开导他；开导了还不改，就告诉他们的母亲；要是还不改，那就上奏给朝廷，并且辞去自己的封国。与其守着荣华富贵招来灾祸，还不如平平安安过穷日子呢。当然，我说的这都是大罪过，要是小过错，就应该帮他们遮掩过去。”冬天十月己酉日，曹衮去世了。
十一月丁酉日，皇帝前往许昌。
这一年，幽州刺史王雄派勇士韩龙刺杀了鲜卑首领轲比能。从那以后，鲜卑各部落就散了，互相打来打去，厉害的部落跑到很远的地方，弱小的就来投降，边境地区就安宁了。
张掖柳谷口的水大量涌出，有块石头上面好像有图案，形状像灵龟，立在水西边，石头上还有七匹石马以及凤凰、麒麟、白虎、牺牛、璜玦、八卦、星宿、彗星的图案，上面还有字写着“大讨曹”。皇帝下诏把这事通告天下，当成吉祥的征兆。任县县令于绰带着这事去问巨鹿人张臶，张臶悄悄对于绰说：“神灵能预知未来，不会追溯过去的事。祥瑞的征兆先出现，然后国家的兴衰就跟着来了。现在汉朝已经灭亡很久了，魏国已经得了天下，还追溯什么兴衰的祥瑞征兆呢！这块石头，是现在的一种异常现象，可能是将来的祥瑞预兆吧。”
皇帝派人到吴国用马去换珠玑、翡翠、玳瑁，吴王孙权说：“这些东西我又用不着，却能换来马，我有啥舍不得的。”就都给了来人。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勾勒出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的政治图景，透过群臣的密集谏言与帝王的复杂回应，展现了曹魏中期皇权运作、君臣互动与治国理念的深层矛盾，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教训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直臣风骨：杨阜的“叩棺死谏”与制度反思
少府杨阜的两次上疏堪称古代谏言的典范。他开篇便以“思齐圣贤善治，总观季世恶政”立论，将桓灵二帝的失政与高祖文景的德治对比，直指帝王当以历史为镜。其第二段上疏更以“茅茨之尧”与“璇室之桀”的极端案例形成强烈反差，用“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的尖锐警告，将宫室缮治提升到社稷存亡的高度。尤为震撼的是“叩棺沐浴，伏俟重诛”的死谏姿态，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忠直，最终迫使明帝“手笔诏答”。
杨阜的政治实践更具深意：质问“缥绫半袖”是否合于礼法典制，使明帝“不法服不以见阜”；为省宫人怒杖御府吏，驳斥“禁密”之说，提出“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的制度拷问。这种“严惮之”的政治效应，既彰显了直臣的人格力量，也暴露出曹魏宫廷制度中“禁密”与“公开”的内在矛盾——当皇权运作过度依赖“密令”而非制度规范时，必然遭遇正直官员的强力反弹。
治国分歧：军事优先与民生为本的战略博弈
散骑常侍蒋济与中书侍郎王基的上疏，揭示了当时曹魏面临的核心战略困境。蒋济以勾践、燕昭王的典故立论，主张“舍其缓者，专心讨贼”，代表了以军事解决吴蜀问题的强硬派思路；王基则引用“水则载舟，亦则覆舟”的民本思想，借颜渊“东野子之御”的比喻警示“事役劳苦，男女离旷”的民生危机，更以贾谊“积薪之火”的典故暗指“猛将拥兵”的潜在风险，形成了重视民生基础的稳健派主张。
魏明帝对两类谏言的“皆不听”，反映出帝王在战略选择上的摇摆与短视。他既未能如蒋济所愿集中力量解决“二敌强盛”的现实威胁，又忽视了王基强调的民生与兵权隐患，这种战略模糊性为后来曹魏政权的动荡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王基的“舟水之喻”与贾谊之忧，实则点出专制皇权的永恒悖论——如何在国家机器运作中平衡统治需求与民众承受力，这一问题贯穿中国古代政治史始终。
制度困境：侵官之弊与皇权任性的双重挑战
右仆射卫臻对殿中监“擅收兰台令史”的弹劾，与尚书孙礼“径至作所，称诏罢民”的激进行动，展现了曹魏官僚体系的制度张力。卫臻提出的“侵官之法”本质是维护官僚体系的权责边界，“所益者小，所堕者大”的论断，揭示了制度崩坏往往始于“小事擅权”的渐进过程。而孙礼“不复重奏”的抗命行为，虽获明帝“奇其意而不责”的特殊宽容，却也暴露了制度执行中“权变”对“程序”的破坏——当正直官员需以违法方式实现合理目标时，制度本身已出现深层危机。
魏明帝在制度执行中的双重标准尤为值得玩味：既下诏“钦纳谠言”，又默许监作者“复奏留一月”；既优容孙礼的抗命，又对督修宫室者“言犹在口，身首已分”。这种随意性背后是皇权的本质特征——“朕即法律”的专制逻辑使制度缺乏稳定预期，官员要么如卫臻般坚守原则却难阻颓势，要么如孙礼般冒险行权，最终导致整个官僚体系陷入“守法则误事，违法才成事”的荒诞困境。
灾异与反思：天人感应下的宫室之争
崇华殿火灾引发的君臣对话，将传统天人感应思想转化为具体政治论辩。高堂隆以《易传》“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立论，直接将天灾归因于“务饰宫室，百姓空竭”，更驳斥汉武帝“大起宫殿以厌灾”的错误做法，主张“罢散民役，务从约节”。其对“鹊巢陵霄阙”的解读——“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则以祥瑞灾异说为载体，发出了曹魏政权将被取代的惊人预言。
王肃的上疏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反思，他提出的三项建议直指时弊：以“一期而更之”的轮役制缓解民力透支；以“明其令，使必如期”重建政府公信力；以“下之于吏，暴其罪”规范司法程序。其中对汉文帝与张释之典故的重新解读，暗含对“天子之身不可惑谬”的皇权约束诉求，这种试图以“廷尉平”制衡“皇权专”的思想，在中国古代专制语境中具有重要进步意义。
历史镜鉴：奢靡之始与王朝兴衰的因果链条
从中山恭王曹衮“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的遗命，到张掖柳谷口“大讨曹”的石图预言，再到吴主“以珠玑易马”的务实选择，诸多细节共同构成曹魏中期的历史拼图。曹衮临终对“骄奢为失”的警示，恰与魏明帝大修宫室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统治集团内部的认知分裂；“大讨曹”的石图被官方解读为“嘉瑞”，却被张臶点破“当今之变异而将来之符瑞”的本质，反映出天命转移论在王朝兴衰中的舆论建构作用；吴主的实用主义与魏明帝的奢靡形成治国理念的鲜明反差，暗示了两国国运的不同走向。
这段历史最深刻的启示在于：王朝兴衰往往始于“小事”的累积——一件不合礼制的半袖、一次随意的刑罚、一项超期的徭役，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共同构成“民心向背”的晴雨表。魏明帝虽能“感其忠言”“优容直谏”，却始终未能摆脱“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的短视，最终使曹魏政权在他死后迅速陷入动荡。这恰如王基所言“水则载舟，亦则覆舟”，民心与制度如同王朝的双轮，缺一不可，偏废则危。
纵观这段历史，群臣的谏言犹如一面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魏明帝的个人得失，更是专制皇权下政治运作的普遍规律——当权力缺乏有效约束、当制度让位于权宜、当民生服从于私欲，无论王朝初期多么强盛，最终都难逃“覆舟”之危。这些跨越千年的政治智慧，至今仍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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