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四，从公元231年（辛亥年）到公元234年（甲寅年），共四年。
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辛亥年）
春天二月，东吴老大给太常潘濬授予符节，让他和吕岱一起率领五万大军去征讨五溪蛮。潘濬的姨父的儿子蒋琬是诸葛亮的长史，武陵太守卫旍上奏说潘濬派秘密使者和蒋琬联系，好像有想投靠蜀汉的打算。东吴老大说：“潘濬（字承明）不会干这种事。”马上就把卫旍的奏章封好给潘濬看，还把卫旍召回，免了他的官职。
卫温、诸葛直他们的军队在海上折腾了一年，士兵因为生病、瘟疫死了八九成，亶洲实在太远了，最终没能到达，只从夷洲带了几千人回来。卫温、诸葛直因为这事没办成啥功劳，被砍了头。
蜀汉丞相诸葛亮让李严以中都护的身份处理丞相府事务，李严还改名叫李平。诸葛亮率领各路大军去攻打魏国，包围了祁山，用木牛来运送粮草。这时候大司马曹真生病了，魏国皇帝就让司马懿往西驻扎在长安，统领将军张合、费曜、戴陵、郭淮等人去抵御蜀军。
三月，邵陵元侯曹真去世。
从去年十月开始就没下雨，一直到今年十月。
司马懿让费曜、戴陵留下四千精兵守上邽，其余的人全部出发，往西去救祁山。张合想分一部分兵力驻守雍县和郿县，司马懿说：“要是前面那支军队能独自抵挡敌人，将军你说得就对。要是抵挡不住，还把兵力分成前后两部分，就像当年楚国的三军被黥布打败一样。”于是大军继续前进。诸葛亮分一部分兵力留下来攻打祁山，自己则率领部队到上邽迎战司马懿。郭淮、费曜等人去拦截诸葛亮，被诸葛亮打败了，诸葛亮顺便收割了上邽的麦子，然后和司马懿在上邽东边碰上了。司马懿收拢军队，靠着险要地势扎营，双方军队没能交战，诸葛亮就带兵撤退了。司马懿等人在后面追，一直追到卤城。张合说：“他们大老远跑来迎战我们，想跟我们打，我们却不应战，他们肯定觉得我们不想正面交锋，是想用持久战来对付他们。而且祁山那边知道我们大军已经快到了，军心自然就稳定了。我们可以就在这儿驻扎，再分出一支奇兵，绕到他们后面。不应该只前进却不敢逼近他们，这样会让老百姓失望的。现在诸葛亮孤军深入，粮食又少，估计也快撤了。”司马懿不听，还是继续追诸葛亮。追到之后，又上山扎营，还是不肯出战。贾诩、魏平好几次请求出战，还说：“您怕蜀军就像怕老虎一样，这让天下人笑话怎么办！”司马懿听了很不爽。将领们都请求出战。夏天五月辛巳日，司马懿才让张合去攻打驻守在南围的无当监何平，自己则从中路进攻诸葛亮。诸葛亮派魏延、高翔、吴班迎战，魏军被打得大败，蜀军缴获了三千套魏军的铠甲，司马懿只好退回营地防守。六月，诸葛亮因为粮食吃完了，就带兵撤退，司马懿派张合去追击。张合追到木门，和诸葛亮交战，蜀军在高处设下埋伏，万箭齐发，飞箭射中了张合的右膝，张合就这么死了。
秋天七月乙酉日，皇子曹殷出生，魏国宣布大赦天下。
从黄初年间以来，对诸侯王的法律禁令特别严格。官员监督得也很严，搞得亲戚之间都不敢互相往来问候。东阿王曹植给皇帝上书说：“尧推行教化，都是先亲近的人，再到疏远的人，从身边的人，慢慢推及远方。周文王先给妻子做好榜样，然后影响到兄弟，进而治理好国家。陛下您有着像尧那样圣明的品德，又有周文王那样的仁爱之心，对后宫很好，对皇族也都很照顾，大臣们轮流值班，既能在朝堂上处理公务，又能回家和家人团聚，亲情之路畅通，婚丧嫁娶这些人情往来也都能正常进行，这真的是能站在别人角度考虑，又广施恩惠的做法啊。可说到我呢，人情都断绝了，在这圣明的时代却被禁锢着，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也不敢奢望能和别人交往，处理人情世故，按人伦常理生活。就说最近吧，连结婚这种事都没办法正常进行，兄弟之间也断绝往来，有吉凶的事都没法互相通知，婚丧嫁娶的礼节都废了。我和亲戚之间的恩情，还不如路人；隔阂之大，比胡人和越人还厉害。现在我因为这些严苛的制度，永远都没希望去朝见陛下。我心里一直想着陛下，对朝廷充满感情，老天爷都知道我的心意。但这都是命运安排，又能怎么办呢！退一步想想，其他诸侯王也都有那种兄弟之间互相关心的心情，希望陛下能痛痛快快地下个诏书，让各个诸侯王之间能互相问候，四季都能表达感情，这样就能让骨肉之间的欢乐恩情得以延续，让兄弟之间的深厚情义得以保全。诸侯王妃妾的娘家，每年能有两次机会得到赏赐，和那些贵族一样，和其他官员得到的待遇也相同。要是能这样，那古人所赞叹的，《诗经》里所歌颂的美好情景，就能在当今圣世重现啦！我自己反省，觉得自己没啥大本事；但看看陛下您提拔任用的人，如果把我当成异姓臣子来看，我暗自估量，也不比那些朝廷官员差。要是我能脱下远游冠，戴上武弁帽，解下红色绶带，换上青色绶带，哪怕能得到驸马都尉或者奉车都尉这样一个小官职，能在京城安家，拿着马鞭、插着笔，跟着陛下出行，在宫里侍奉陛下，回答陛下的问题，在陛下身边帮忙查漏补缺，那就是我最真诚、最渴望的事，做梦都想啊。我一直仰慕《诗经·鹿鸣》里君臣宴会的和谐，常常吟诵《诗经·常棣》里兄弟之间的告诫，也思念《诗经·伐木》里朋友之间的情义，更始终怀着《诗经·蓼莪》里那种父母之恩难以报答的哀伤。每次到了四季的节日，我都是孤零零一个人，身边只有仆人，面对的只有老婆孩子，想高谈阔论都没人听，有精妙的见解也没地方施展。每次听到音乐都会心痛，端起酒杯就会叹息。我觉得自己像犬马一样的忠诚都不能打动别人，就像人的诚心也不能感动上天一样。以前说有人哭倒城墙、六月降霜，我一开始还相信，现在拿我的心情来对比，觉得那就是空话啊！就像葵藿的叶子总是朝着太阳，太阳虽然不会因为它回头看一眼，但葵藿向着太阳的心是真诚的。我私下把自己比作葵藿，要是能得到陛下像天地一样的恩赐，像日月星一样的光辉照耀，那可就太好了。我听《文子》里说：‘不做第一个享福的，也不做第一个惹祸的。’现在我们兄弟之间关系隔绝，大家都为此忧愁，而我独自站出来说这些，实在是不希望在圣明的时代还有人得不到朝廷的恩泽，希望陛下能发扬德泽普施、天下太平的美德，宣扬光明磊落、政治清明的品德啊！”皇帝下诏回复说：“大概教化这件事，有兴盛的时候，也有衰败的时候，不是一开始好，最后就一定不好，都是各种事情导致的。现在各个诸侯王之间兄弟情义、礼节都很淡薄，诸侯王妃妾娘家得到的照顾也少了，其实本来也没有禁止各个诸侯王互相往来问候的诏书。这都是下面的官员矫枉过正，害怕被责备，才搞成这样的。我已经下令有关部门，按照你说的去办。”
曹植又上书说：“以前汉文帝从代国出发去京城，怀疑朝廷有变故，宋昌说：‘朝廷内有朱虚侯、东牟侯这样的近亲，外面有齐、楚、淮南、琅邪这些诸侯王，这就像磐石一样稳固，希望大王不要怀疑。’陛下您往上看，有周文王时虢国两位国君的辅助；中间想想，有周成王时召公、毕公的辅佐；往下看，有宋昌所说的那种磐石般稳固的局面。我听说羊披上虎皮，看见草就高兴，看见豺狼就害怕得发抖，都忘了自己披着虎皮了。现在任用将领不合适，就有点像这个情况。所以俗话说：‘发愁的是做事的人不懂，懂的人却没办法去做。’以前管叔、蔡叔被流放诛杀，周公、召公却能辅佐成王；叔鱼犯罪受刑，叔向却能帮助国家。管叔、蔡叔、霍叔这‘三监’的叛乱，如果要有人承担责任，我愿意担当；而像周公、召公那样辅佐朝廷的人，在皇族中肯定也能找到。在皇族和藩王之中，肯定有能担当辅佐重任的人。能让天下人都竖起耳朵听、睁大眼睛看的，是掌握权力的人。所以谋略能改变君主的想法，威望能震慑下面的人。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掌握政权，不一定非得是亲戚，权力在谁手里，就算关系疏远也会被看重，权力没了，就算是亲戚也会被轻视。当年夺取齐国政权的是田氏家族，不是吕氏家族；瓜分晋国的是赵、魏两家，也不是姬姓的人。希望陛下能看明白这些。那些只想保住自己的位置，遇到危险就躲开的，是异姓臣子。希望国家安定，家族富贵，国家兴盛自己也荣耀，国家有难自己也愿意同担灾祸的，是皇族的臣子。现在却疏远皇族，亲近异姓，我实在是想不明白。现在我和陛下就像一起在冰上走、在炭火上踩，一起爬山、一起渡河，冷暖燥湿，高低都共同经历，怎么能和陛下分开呢！我实在是太气愤了，所以上表向陛下倾诉。要是有说得不对的地方，恳请陛下先把这表藏在官府，别轻易扔掉，等我死了之后，或许这些话还有值得思考的地方。要是这表中有哪怕一点点能让陛下上心的，恳请陛下把它拿到朝堂上，让那些博学的人来纠正我表中不符合道义的地方，这样我就满足了。”皇帝只是用客气的诏书回复了他。
评论
公元231年（曹魏太和五年）的这段历史记载，如同打开三国中后期的一扇窗口，展现了魏、蜀、吴三方在军事、政治、制度层面的复杂博弈，也折射出乱世中权力运作的逻辑与人性困境。透过这些简练的文字，我们能看到战略决策的得失、帝王权术的运用、制度设计的矛盾，以及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
东吴：信任困境与开拓代价
东吴在这一年的两件事，集中体现了政权稳定与对外探索的双重挑战。孙权对潘濬的信任危机处理，堪称古代帝王御下的经典案例。当武陵太守卫旍举报潘濬私通蜀汉长史蒋琬时，孙权一句“承明不为此也”，不仅展现了对核心重臣的了解，更以“封表示濬”的方式传递信任，同时果断罢免告密者，既维护了内部团结，又强化了权威。这种“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政治智慧，在派系林立的东吴政权中尤为重要——潘濬作为荆州降将，本就处于敏感位置，孙权的表态直接避免了内部猜忌的扩散。
而卫温、诸葛直的悲剧，则揭示了古代开拓探索的残酷代价。率领五万大军远航一年，士卒因疾疫死亡十之八九，最终仅带回夷洲（今台湾）数千人，却因“无功”被诛杀。这一事件背后是多重矛盾的交织：一方面，东吴对海外世界的认知有限，“亶洲绝远”的现实与统治阶层的扩张野心形成落差；另一方面，古代“结果导向”的军功制度缺乏容错空间，将探索失败简单等同于“无能”。从历史意义看，这次远航是大陆与台湾早期交流的重要记录，但对于执行者而言，却成了用生命买单的政治牺牲品。孙权的判决看似严苛，实则反映了割据政权对“效率”的极端追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任何未能产生实际收益的行动都可能被视为浪费国力。
蜀魏交锋：军事博弈中的战略性格
诸葛亮第四次北伐（公元231年）的记载，堪称军事心理学与战略选择的教科书案例。这场战役的核心矛盾，在于司马懿与诸葛亮的“性格博弈”，以及曹魏内部的指挥分歧。
司马懿接替病重的曹真主持西线防务后，其“稳守避战”的风格与张合等将领的“主动求战”形成鲜明对比。当张合建议分兵驻守雍、郿时，司马懿以“楚之三军为黥布所擒”的典故拒绝，坚持集中兵力——这一决策体现了他对蜀军机动性的忌惮，却也埋下了内部不满的种子。而诸葛亮“大芟刈其麦”的行动，精准打击了魏军的后勤根基，迫使司马懿被动应对。
卤城对峙阶段，魏军将领“畏蜀如虎”的嘲讽，暴露了保守战略与军心士气的冲突。司马懿在压力下被迫出战，结果在魏延、高翔等部的反击中大败，“获甲着三千”的损失印证了诸葛亮的战术优势。最终张合在追击途中于木门道中伏身亡，成为这场博弈的牺牲品——这位历经三朝的名将之死，不仅是曹魏军事力量的损失，更凸显了司马懿指挥中的隐患：强行命令经验丰富的张合执行冒险追击，背后或许掺杂着借机削弱异己的政治考量。
从全局看，诸葛亮此次北伐虽因“粮尽退军”未达最终目标，但在战术层面多次击败魏军，展现了蜀汉军队的战斗力；而司马懿虽守住了防线，却暴露了与麾下将领的协调问题，其“忍辱避战”的风格虽符合曹魏“以守待变”的长期战略，却也为日后军权集中埋下伏笔。
曹魏内政：宗室困境与制度悖论
东阿王曹植的两篇上疏，撕开了曹魏政权最敏感的伤疤——宗室政策的畸形。曹丕建立魏朝后，为防止宗室夺权，推行“禁藩”制度，诸侯王被严格监视，“亲姻皆不敢相通问”，甚至“婚媾不通，兄弟乖绝”，亲情淡薄甚于路人。曹植的控诉字字泣血：从“四节之会，块然独处”的孤独，到“高谈无所与陈，精义无所与展”的压抑，再到对“戴武弁、佩青绂”的卑微渴望，展现了一位天才文人在政治禁锢下的精神煎熬。
曹植的诉求本质上是对“制度异化”的反抗。他引用尧、周文王“先亲后疏”的古训，对比现实中“公族疏而异姓亲”的反常，直指政策的核心矛盾：曹丕父子为防宗室叛乱，却导致“磐石之宗”瓦解，反而让异姓权臣（暗指司马懿等）掌握实权。他以“羊质虎皮”比喻“置将不良”，用田氏代齐、三家分晋的历史警示，论证宗室虽可能有“管蔡之衅”，但更是“周召之辅”的潜在力量。这种观点在当时具有前瞻性——数十年后，曹魏正是因宗室衰弱而被司马氏轻易取代。
魏明帝曹叡的回应则充满政治话术：将问题归咎于“下吏惧谴”的“矫枉过正”，表面承诺“如王所诉”，实则“优文答报而已”，并未真正松动禁锢。这种敷衍反映了曹魏统治者的深层焦虑：既害怕宗室夺权，又无法解决异姓专权的隐患，最终陷入“防亲则疏，任疏则危”的恶性循环。曹植的悲剧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不幸，更是专制制度下“亲情让位于权力”的必然结果。
历史回响：乱世中的永恒命题
太和五年的这些事件，虽发生在近1800年前，却折射出超越时代的历史命题：权力如何平衡信任与猜忌？开拓如何兼顾理想与现实？制度如何协调稳定与活力？孙权对潘濬的信任、对卫温的严苛，展现了领导者在“稳定”与“探索”间的艰难抉择；诸葛亮与司马懿的博弈，揭示了战略性格对战争结果的深刻影响；曹植的上疏与曹叡的敷衍，则暴露了专制制度下无法调和的宗室悖论。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一年的历史是三国中后期权力格局演变的缩影：东吴在稳定内部中缓慢扩张，蜀汉在有限资源下全力北伐，曹魏在制度困局中逐渐失去对权力的掌控。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实则环环相扣，共同指向了数十年后“三家归晋”的历史结局。而那些鲜活的人物——坚守信任的孙权、悲情开拓的卫温、鞠躬尽瘁的诸葛亮、隐忍布局的司马懿、泣血陈情的曹植——他们的挣扎与选择，共同书写了这段乱世中最真实的人性与权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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