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丞相诸葛亮听说魏军要来，就把军队驻扎在成固赤坂严阵以待。他叫来李严，让他带两万人赶赴汉中，还上表举荐李严的儿子李丰担任江州都督，负责督率军队并处理李严的后方事务。
这时候，连着下了三十多天的大雨，通往汉中的栈道都断了。太尉华歆给皇帝上书说：“陛下您这么圣明，本应创造像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盛世。希望您先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的正道上，把打仗这种事往后放放。治理国家，老百姓就是根基，老百姓又把穿衣吃饭当成根本。只要咱中原地区老百姓没了挨饿受冻的担忧，也没有背叛朝廷的想法，那东吴和蜀汉自己就会出乱子，咱就等着坐收渔利呗！”皇帝回复说：“敌人凭借着山川险要，咱太祖、高祖在前世那么努力，都没能平定他们，我哪敢自大，说一定能灭掉他们啊！将领们觉得不试探一下，敌人不会自己露出破绽，所以才出兵看看能不能找到机会。要是时机还没到，就像周武王伐纣，中途撤兵一样，这都是前人的经验教训，我肯定不会忘，时刻警惕着呢。”
少府杨阜也上书说：“以前周武王的时候，有条白鱼跳到船里，君臣都大惊失色，就算遇到这种吉祥的征兆，他们还忧心忡忡呢，更何况现在出现了灾害异常，能不感到恐惧警惕吗！现在吴、蜀还没平定，老天却屡次降下灾变，各路大军刚出发，就遇到大雨，被困在险要的山里，都好几天了。运送物资又累，挑担背负又苦，耗费已经很多了。要是不果断做决定，肯定就违背了咱们本来的计划。《左传》里说：‘看到有机会就前进，知道有困难就后退，这才是带兵的好策略。’现在白白让大军被困在山谷之间，前进没什么进展，后退又不行，这可不是王者之师该干的事儿啊。”
散骑常侍王肃也上书说：“以前的书上说过：‘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兵们就会面带饥色，现砍柴烧火做饭，军队都没法保证能吃饱饭。’这说的还是在平坦道路上行军的情况呢；更何况现在是深入险阻之地，还要开山辟路前进，那耗费的精力肯定得多上百倍。现在又加上连续下雨，山路又陡又滑，士兵们挤在一起施展不开，粮食又运得远，很难跟上，这可都是行军打仗的大忌啊。听说曹真出发都一个多月了，才走了半个子午谷，因为修路，战士们都去干活了。这样敌人正好能以逸待劳，这可是兵家最忌讳的啊。往前说，周武王讨伐商纣，出了关又退回来了；就说近的，武帝、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边却没渡江。这难道不就是顺应天时，懂得灵活应变嘛！老百姓要是知道皇上因为大雨艰难的缘故，让军队休养生息，以后有机会再出兵，那就是所谓的让百姓高高兴兴地去面对困难，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啊。”王肃是王朗的儿子。九月，皇帝下诏让曹真等人撤兵。
冬天十月乙卯日，皇帝回到洛阳。当时左仆射徐宣负责留守处理事务，皇帝回来后，主管官员呈上各种文书。皇帝说：“我看和让仆射看有啥区别！”最后都没看。
十二月辛未日，把文昭皇后改葬到朝阳陵。
东吴老大放话说要打到合肥，征东将军满宠上表请求召集兖州、豫州各路军队集合。结果东吴很快就退兵了，皇帝下诏让召集的军队解散。满宠却认为：“现在敌人声势浩大地来，又突然退兵，这肯定不是他们本来的意图，一定是假装退兵，想让咱们也解散军队，然后他们再杀个回马枪，趁咱们没防备的时候偷袭。”于是满宠又上表请求不要解散军队。十几天后，东吴果然又杀回来了。但这次攻打合肥城没成功，就又退回去了。
蜀汉丞相诸葛亮任命蒋琬为长史。诸葛亮经常带兵外出，蒋琬总能保证粮草充足、兵力充沛，给前线提供支持。诸葛亮每次都说：“公琰（蒋琬字公琰）志向忠诚高雅，是能和我一起辅佐蜀汉大业的人啊。”
青州有个叫隐蕃的人，逃到了东吴，给东吴老大上书说：“我听说商纣王无道，微子就先跑了；汉高祖宽厚英明，陈平就前去投奔。我今年二十二岁，离开自己的家乡，来归附有道的君主，多亏老天保佑，才能平安到达。我到这儿都好些天了，可管事的人把我和一般投降的人一样对待，没好好区分，搞得我那些精妙的想法都没办法传达给您，我心里郁闷得直叹气，这可咋整啊！所以我恭敬地到宫门前呈上这奏章，恳请您能召见我。”东吴老大马上就召见了他。隐蕃进来谢恩，回答问题、陈述对当下事务的看法，言辞非常漂亮。侍中右领军胡综当时也在旁边坐着，东吴老大就问他：“这人咋样？”胡综回答说：“隐蕃这上书口气大得像东方朔，能言善辩像祢衡，但才华都比不上他们。”东吴老大又问：“能让他担任啥官职？”胡综说：“还不能让他去治理百姓，先在京城试试小官职吧。”东吴老大看隐蕃在奏章里对刑狱方面说得头头是道，就任命他为廷尉监。左将军朱据、廷尉郝普好几次称赞隐蕃有辅佐帝王的才能，郝普和他关系尤其好，还经常抱怨他被埋没了。这下隐蕃家门口车水马龙，宾客满座，连自卫将军全琮等人都真心实意地接待他。只有羊道和宣诏郎豫章人杨迪拒绝和他来往。潘濬的儿子潘翥，也和隐蕃混在一起，还送他东西。潘濬听说后，气得不行，写信责备潘翥说：“我深受国家厚恩，立志以死相报，你们在京城，就该想着恭敬顺从，亲近贤能、仰慕良善。为啥要和一个投降过来的家伙交往，还送他粮食财物！我在外地听到这事儿，气得心跳脸热，惆怅了好几十天。信到了，你赶紧去接受一百杖的处罚，把送出去的东西赶紧要回来！”当时的人都觉得潘濬反应太奇怪了。没过多久，隐蕃图谋在东吴作乱，事情败露后，他想逃跑，结果被抓住杀了。东吴老大严厉责备郝普，郝普又害怕又惶恐，自杀了。朱据也被禁止一段时间不能参与政事，过了好久才解除禁令。
武陵五溪的蛮夷背叛了东吴，东吴老大因为南方地区已经平定，就召回交州刺史吕岱，让他驻扎在长沙沤口。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三国中后期魏、蜀、吴三方的军事行动与政治博弈，其中蕴含的战略思维、治国理念与人性考量，即便置于现代视角下审视，仍能给人诸多启示。
军事决策中的天时与权变
魏明帝时期针对蜀汉的军事行动，堪称古代“顺天知时”军事思想的典型案例。曹真率军伐蜀之际，遭遇三十余日大雨，栈道断绝、粮草难继，陷入“深入阻险+霖雨艰剧”的双重困境。王肃在奏疏中精准指出：“实行军者之大忌也”，其引用“千里馈粮，士有饥色”的古训，揭示了后勤补给对战争的决定性影响。现代军事理论中的“后勤保障线”概念，在此得到千年之前的鲜活印证。
魏明帝最终下诏班师，体现了难得的战略理性。面对华歆“以民为基”的谏言、杨阜“见可而进，知难而退”的规劝，以及王肃“顺天知时，通于权变”的分析，统治者没有固执己见，而是以现实条件为决策依据。这种“不逞匹夫之勇”的政治智慧，与现代管理中的“风险评估机制”异曲同工——当客观条件超出可控范围时，及时止损远比盲目坚持更具建设性。
治国理念的碰撞与平衡
华歆的上疏堪称古代民本思想的宣言：“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在冷兵器时代，战争对社会资源的消耗往往是毁灭性的，华歆将“治道”置于“征伐”之前，本质上是主张国家发展需优先保障民生底线。这种理念与现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认知相契合，揭示了任何时代治国理政的核心逻辑——稳定的民生是国家力量的根本源泉。
魏明帝的回应则展现了复杂的政治考量：既承认“二祖劳于前世犹不克平”的现实困境，又坚持“观兵以窥其衅”的战略试探。这种矛盾折射出大国博弈的常态——既要避免穷兵黩武，又不能放弃战略威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威慑理论”与“有限战争”概念，在此已见雏形。
人才辨识与政治风险
吴主孙权对隐蕃的任用与误判，构成了一段典型的人才辨识案例。隐蕃凭借“辞观甚佳”的表现获得职位，短期内赢得朱据、郝普等重臣的赏识，甚至出现“门车马云集”的盛况。这种现象在现代组织管理中亦屡见不鲜——表面才华易获关注，深层品性却难即时辨识。
潘濬对其子与隐蕃交往的怒斥（“何故与降虏交”），展现了成熟政治家的风险敏感；而羊道、杨迪的“拒绝不与通”，则体现了识人用人中的审慎态度。隐蕃最终“谋作乱”的结局，印证了人才选拔中“德才兼备”的重要性——能力不足尚可培养，品性不准则可能带来颠覆性风险。孙权后续对郝普的切责、对朱据的禁足，也反映了组织在纠错过程中的必要惩戒机制。
战略预判与细节把控
满宠对吴军“伪退以罢吾兵”的预判，展现了卓越的战略洞察力。在信息不对称的古代战场，将领能否透过表象看清对手真实意图，直接决定战役胜负。满宠坚持“表不罢兵”的决策，最终挫败吴军偷袭企图，印证了军事行动中“细节把控”与“逆向思维”的价值。这种“料敌于先”的能力，在现代竞争环境中依然是核心竞争力之一。
组织运作中的信任机制
魏明帝还洛阳后“不视文书”的举动（“吾省与仆射省何异”），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刻的管理智慧。徐宣作为留守负责人，已建立有效的政务处理机制，明帝的“不视”本质上是对下属充分授权的表现。这种基于信任的分权管理，是大型组织高效运作的关键——领导者不必事必躬亲，而应建立可靠的权责体系。这与现代管理学中的“扁平化管理”“授权赋能”理念高度契合。
这段史料虽聚焦三国时期的军政事件，却揭示了跨越时空的治理规律：民生为本的治国逻辑、审时度势的战略思维、德才兼备的用人原则、权责清晰的组织机制，构成了任何时代国家治理与组织管理的核心要素。历史的价值正在于此——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往往隐藏着永恒的人性规律与社会运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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