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招儿正是那骆秉章的“妙计”：北部叛军多是陕回老派，他便搬出回回老派的大佬来“以回制回”。
暗地里嘀咕：“尔等不是号称‘回回炸天团’么？且看我这‘回回老江湖’如何治你们！”
“若马掌教一声咳嗽，保管尔等逆贼连弯刀都得抖上三抖！”
（为什么马德新名望那么高！）
（他的着作《宝命真经直解》前5卷，2《纳哈五》、《赛尔夫》、《阿瓦米勒》等，《真诠要录》、《指南要言》、《天方性理注释》，《寰宇述要》、《天方历源》，《四典要会》、《大化总归》、《道行究竟》、《理学折衷》、《性命宗旨》、《礼法启爱》等，几乎后世的一大部分传统派学者都要学习他的着作）
在云南起义之前，马德新一直致力于学习和探索各种知识的渊源。
严格遵循中国传统的礼仪规范，深入研究孔孟之道，并将其精华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通过对天道和人道的深入思考，马德新成功地翻译出了其中蕴含的至理名言，这些真理不仅揭示了人生的真谛，还为人们指明了生死关头的关键所在。
此外，马德新还引用了宋儒的“理”、“气”学说，以及阴阳、造化、表里、善恶等概念和范畴，反复阐述大道是“化育万世”、“化生万物”的本原。
他认为，宇宙的演化可以分为先天、中天、后天三个不同性质的阶段。
在先天阶段，宇宙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此时的“真一”开启了造化的源头；到了中天阶段，宇宙变得灿烂辉煌，“数一”确立了成化的根本；而后天阶段，宇宙则呈现出清晰分明的状态，“体一”顺应着化化的机制。
然而，无论宇宙如何演化，最终都会回归到最初的状态，这都是化化的自然规律所导致的，也是事物回归本然的必然结果。
（有研究天文学的可以看看这些着作！）
任武，洪兴，赫明堂最早的陕西叛乱三人组，相对于马德新那简直就是小卡拉米而已。
云南府（昆明）府衙内。
马如龙独坐帅帐，眉头紧皱如老树皮。
心头暗骂：“好个骆秉章！莫不是被那西洋的‘资本鬼’设了套子？”
“老子刚洗白两年的降将，屁股还没坐热乎，你倒急吼吼催命符似的！”
“那任武、洪兴、赫明堂三贼，两年前被俺打得抱头鼠窜，怎地如今摇身一变，带着‘号称五十万’的陕回兵马杀回来了？还‘南下’？怕不是‘南窜’！”
又思及那上一任云贵总督潘总督惨案，恨声道：“潘择那糊涂蛋，被马荣剜了心肝，新官劳崇光还在黔地跟苗民跳‘对刀舞’，这烂摊子怎丢给老子？”
“援兵如救火，火未灭又添油！”
“若俺领兵赴成都，杜文秀那老狐狸若趁机反咬一口，这昆明城岂不成了‘空壳核桃’？”
越想越气，拍案怒斥：“狗官！分明是拿俺当‘填坑的碎石’！既知陕回老派猖獗，偏派回回老派来‘以毒攻毒’——你们官场的算盘珠子，倒是拨得比骆驼蹄子还响！”
帐外风起，马如龙鬓角乱颤，恍若风中残烛，心头盘算：“罢了，去成都是‘送命’，不去是‘抗命’，这局……怕是比滇池的浑水还搅不清！”
马如龙闻命，怒极反笑，戟指苍穹，破口大骂：“好个劳崇光！这老混蛋莫不是吃了糊涂药？”
“竟派俺去劝那杜文秀归顺！”
“若俺有那三寸不烂之舌，早自封‘滇西回王总统大元帅’，坐金銮殿吃云南菌子火锅，哪还轮到他使唤！”
话说马如龙举义旗时，口号喊得比菩萨还慈悲——‘只欲报仇，不敢为逆’！
咸丰七年、十年，杜军与马如龙联手，把清军西征兵马打得落花流水，如丧家之犬！
可那清廷的官儿，诚意比纸薄，招抚两次皆成空，这才逼得马如龙第三次挥师攻省城。
徐之铭那帮官绅，吓得尿湿裤裆，只得捏着鼻子再招安！”
言及过往，马如龙摇头晃脑，如说书般数落：“同治元年，俺终究被朝廷的糖衣炮弹打中——金银堆成山，官帽满天飞，连‘忠良后代’的匾额都送上门！”
“俺寻思：既承皇恩，总得做个顺民。”
“于是解甲归田，拆了回民的抗清营帐，还帮官道铲平了几座山头！”
“可那清廷的官儿，翻脸比翻书快！徐之铭、潘铎昨儿还唤俺‘忠臣楷模’，今儿又使俺当‘以回治回’的刀斧手，三番五次写信诱降杜文秀，许他高官厚禄——倒似哄骗三岁孩童！”
末了，马如龙冷笑一声：“如今劳崇光这老狐狸，明知东南太平军未灭，北地捻军如野火燎原，陕甘回军又杀个回马枪，云贵川的‘山大王’多如牛毛，朝廷兵马捉襟见肘，便使这‘招安’的障眼法！”
“哎哟，这大清江山，分明是座四处漏风的破屋子，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拿俺们这些‘墙砖’来回砌！”
“我为什么要投靠清廷呢？”马如龙心中暗自思忖着。
要知道，他可是武将世家出身啊！
他的家族在明朝时期就已经声名显赫，而他的叔叔更是清廷九江镇总兵，手握重兵，威震一方。
按照清廷的说法，马如龙的家族可是忠良世家，世代沐浴皇恩。
他们的祖先原本是江南人，后来跟随满清八旗军队进入云南，其中他的祖父马坚公还在明朝时担任过临安（建水）卫指挥一职。
而他的叔叔马济美更是官至江西九江镇总兵，可谓是光宗耀祖。
马如龙自幼便受到家族的熏陶，对武艺有着浓厚的兴趣和天赋。
他身材魁梧，力大无穷，尤其擅长骑射和拳法。
在乡试中，他以武庠第一的成绩脱颖而出，被授予武生的称号。
这样的背景和经历，按理说马如龙应该对清廷忠心耿耿才对。
清朝中后期，云南的各少数民族面临着诸多困境。
当时，清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存在明显的不公平现象。
汉族和其他一些民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定的地位，但其他少数民族却普遍被视为“夷”。
这种人为的民族划分方式，不仅加深了各族之间的隔阂，还导致了各地矛盾的不断激化。
更为严重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政府加大了对各地资源的征收力度。
这使得原本就生活艰难的云南百姓，日子变得更加艰难，犹如雪上加霜。
回民起义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 1856 年。在保山城东板桥，一次看似微不足道的口角，却引发了回汉两族青年之间的激烈争执。
随着争执的不断升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大规模的冲突。
这场冲突成为了少数民族群体长期以来积压的不满情绪的集中爆发点，也为不久之后姚州回民的首次起义埋下了伏笔。
这一事件与陕西砍竹事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民族矛盾的尖锐和不可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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