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12点42分，炸弹，在我们上一回故事的结尾，准时引爆了。
“轰！”
一声沉闷而巨大的爆炸声，猛地撼动了整个“狼穴”总部。施陶芬贝格在不远处的一个掩体旁，亲眼看到他刚刚离开的那间木头会议室，在一瞬间，被一股夹杂着黄色烟尘、黑色浓烟和无数碎片的火球，给整个吞噬了。屋顶被高高掀起，然后重重地砸回地面，窗户和墙壁像是纸糊的一样，向四外炸开。地图、文件、木屑、玻璃……各种杂物，像天女散花一样，被抛到了半空中。
施陶芬贝格的心，在这一刻，反而落了地。
成了！
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在如此近的距离、如此猛烈的爆炸下，别说是人，就算是一头大象，也得给炸成碎片了。阿道夫·希特勒，那个将整个德国拖入深渊的恶魔，毫无疑问，已经死了。
他和他的副官哈夫滕中尉，对视了一眼，眼神里充满了如释重负的激动。他们没有片刻停留，迅速地跳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在此的汽车，一路忽悠，巧妙地骗过了三道盘查的岗哨，成功冲出了“狼穴”这个魔窟，直奔附近的机场。一架早已准备好的飞机，正等着把他们带回柏林。
因为，刺杀元首，仅仅是计划的第一步。真正的重头戏，将在首都柏林上演。一场代号“女武神”的政变，即将启动，他们要回去，领导这场将决定德国命运的行动。
然而，施陶芬贝格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就在他飞往柏林，满心以为大功告成的时候，在他身后那片狼藉的废墟里，命运，或者说某种不可思议的、如同魔鬼般的运气，再一次上演了它的奇迹。
那个被炸得面目全非的会议室里，希特勒，竟然还活着。
这简直是匪夷所思。咱们来复盘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首先，就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那个致命的细节：会议地点，从坚固的、密不透风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临时换到了地面上这间的木板房。如果是在那个地下掩体里，炸弹的冲击波无处可逃，会在墙壁之间来回反弹、叠加，足以把里面的人，全部震死。可在这间木屋里，脆弱的墙壁和敞开的窗户，就像一个泄压阀，让大部分的冲击波，瞬间就逸散出去了。
其次，也是最关键的，就是那张桌子。那是一张由非常厚重的实心橡木打造的巨大地图桌。还记得吗？那个叫海因茨·布兰特上校的倒霉蛋，就是我们上一章里提到过的，在1943年帮特雷斯科夫带过“君度力娇酒”炸弹的那位。这一次，他又在无意中，扮演了历史的搅局者。他觉得施陶芬贝格的公文包碍事，就用脚把它往旁边推了一下，正好，就推到了那根粗大的、实心橡木桌子腿的另一侧。
正是这厚实的桌腿，像一面坚固的盾牌，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希特勒和炸弹之间，吸收了绝大部分的爆炸威力和飞溅的弹片。
所以，当爆炸发生时，希特勒虽然被巨大的气浪整个掀飞，裤子被炸成了布条，两条腿上扎满了木刺，两只耳朵的耳膜也被震穿孔，暂时性失聪，但他本人，除了些皮外伤和一点擦伤瘀青之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致命的伤害。
几分钟后，当烟尘散去，他摇摇晃晃地，被手下从废墟里搀扶了出来。他浑身是土，头发被烧焦，右臂暂时性麻痹，但他还活着，神志清醒。他环顾着一片狼藉的现场和那些或死或伤的将领，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看，我说过吧……这就是天意！天意要让我继续完成我的使命！”
这场爆炸，最终造成了四人死亡。其中，就包括那位移动了公文包的布兰特上校。他的一条腿被当场炸断，第二天就不治身亡了。命运的安排，就是如此的吊诡和残酷。
一个“开了挂”的独裁者，一群“扶不起”的队友。当施陶芬贝格的飞机，还在飞往柏林的途中时，这场政变，其实就已经输掉了一半。而另一半，则输在了柏林那帮“猪队友”的手里。
咱们把镜头，切换到柏林。政变的大本营，设在市中心的本德勒大街，也就是德国后备军的总部。
按照计划，一旦“狼穴”那边传来希特勒的死讯，这里的密谋核心人物，就应该立刻启动“女武神”计划，向全国的后备军部队，发布命令，逮捕纳粹高官，占领关键部门。
可问题是，当施陶芬贝格在天上飞的时候，本德勒大楼里，却陷入了一种致命的、令人抓狂的死寂和迟疑。
政变在柏林的现场负责人，是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位将军，什么都好，就是缺了点当机立断的魄力。爆炸发生后，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得到“绝对确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的确认消息。他有点慌，有点拿不准。于是，他决定……再等等。
这一等，就等掉了足足三个小时。在分秒必争的政变中，这三个小时，是黄金般宝贵、且一去不复返的时间窗口。
比奥尔布里希特更不靠谱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后备军的总司令，弗里德里希·弗洛姆将军。
这个弗洛姆，是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墙头草。他事先对密谋集团的计划，是知情的，也表达了某种程度的同情。但他打的算盘是：你们先干，等你们干成了，确认希特勒真死了，我再跳出来，以“拨乱反正”的功臣面目，加入你们，分享胜利果实。可要是你们失败了……那对不起，我跟你们不熟，我还要反过来抓你们，向元首表忠心。
所以，当奥尔布里希特请求他下令启动“女武神”时，弗洛姆直接拒绝了。他拿起电话，亲自打到“狼穴”去核实。电话那头，凯特尔元帅告诉他：“元首只是受了点轻伤。”
这下弗洛姆心里有底了。他不仅拒绝合作，还反过来，想把奥尔布里希特这几个密谋者给当场逮捕。
下午4点左右，施陶芬贝格的飞机，终于在柏林降落。他一回到本德勒大楼，看到眼前这副混乱、迟滞的景象，肺都快气炸了。他这才明白，自己不在的这几个小时，柏林的这帮同伴，几乎什么都没干！
“简直是胡闹！”
施陶芬贝格当机立断，不能再等了。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希特勒已死，然后，和他的同伴们一起，直接把那个摇摆不定的弗洛姆将军给抓了起来，关进了一间办公室。随后，他们开始以自己的名义，强行向全国发布“女武神”的命令。
然而，一切都太晚了。更要命的是，他们犯下了一个业余到不能再业余的、足以载入史册的巨大错误：
他们没有在第一时间，切断所有与“狼穴”的通讯线路！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搞政变，最最基本的操作，不就是第一时间抢占电台、切断电话线，控制住信息的发布渠道吗？这样，你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把“死”的说成“活”的，你才能掌握话语权。可密谋者们，偏偏就漏掉了这最致命的一环。
于是，政变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一幕，上演了。
傍晚时分，柏林卫戍营的指挥官，一位名叫奥托·恩斯特·雷马的少校，是一位忠诚于希特勒、但对政变毫不知情的军官。他接到了“女武神”的命令，任务是：立刻带兵，前往逮捕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
雷马少校二话不说，带着部队，气势汹汹地就包围了戈培尔的办公室。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戈培尔，这位纳粹的宣传天才，上演了他一生中最精彩、最力挽狂澜的一次即兴表演。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戈培尔异常冷静。他看着雷马少校，平静地说：“少校，你被叛徒欺骗了。元首根本没有死，他还活着。”
雷马当然不信。
戈培尔微微一笑，指了指桌上的电话：“你不信？我可以让你亲耳听到他的声音。”
说着，戈培尔拿起电话，通过一条直通“狼穴”的专线，直接就接通了希特勒本人。
“我的元首，雷马少校在这里，他不相信您还活着。”
戈培尔把听筒，递给了雷马。
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雷马再熟悉不过的、带有浓重奥地利口音的独特声音：“雷马少校，你听得出我的声音吗？”
雷马少校当时脑子估计“嗡”的一下就炸了。他立正站好，对着话筒大喊：“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接着说：“我还活着。有一小撮野心勃勃的军官，发动了可耻的叛乱。我现在授予你全权，用你手下所有的部队，以我的名义，粉碎这场叛乱。逮捕或击毙所有反抗者！”
这通电话，就像一道闪电，瞬间逆转了柏林的整个局势。
雷马少校的忠诚，立刻从“女武神”的命令，转回到了元首本人身上。几分钟前，他还是执行政变的工具；几分钟后，他就成了镇压政变的急先锋。他手下的部队，立刻调转枪口，开始按照戈培尔的指示，逮捕城内的密谋分子。
政变，就这样，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彻底失败了。
当天深夜，雷马的部队，包围了本德勒大楼。被解救出来的那个机会主义者弗洛姆将军，为了杀人灭口，掩盖自己知情不报的罪行，急不可耐地，当场组织了一个即席的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宣判施陶芬贝格、奥尔布里希特、哈夫滕等四位政变的核心人物死刑，立即执行。
就在本德勒大楼的庭院里，借着一辆军用卡车那昏暗的车头灯光，行刑队举起了枪。
在倒下前的最后一刻，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上校，用尽全身力气，喊出了他最后的遗言：
“我们神圣的德意志万岁！”
枪声响起，这位勇敢的、孤独的抵抗者，倒在了血泊之中。他的死，标志着这场德国抵抗运动最高潮的终结。然而，对于成千上万和他有关联的人来说，这，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720事件，为希特勒提供了一个梦寐以求的、完美的借口。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他早就看不顺眼的、那些内心并不忠诚的国防军传统贵族军官团，以及所有潜在的反对者，进行一次彻底的、血腥的大清洗。
权力的天平，在这一夜，彻底倒向了纳粹党最激进、最残暴的派系——党卫队。
希特勒立即授权党卫队的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全权负责“净化”国家。希姆莱马上成立了一个由盖世太保头子海因里希·穆勒挂帅的“7月20日特别委员会”，在全德国，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的大搜捕。
这不仅仅是对一次未遂政变的反击，这更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旨在彻底摧毁旧德国精英阶层的权力交接。希姆莱不仅负责调查，还被任命为后备军的新司令。这意味着，德国的军队，这个普鲁士精神最后的堡垒，从此被彻底置于了党卫队的控制之下。
盖世太保的恐怖网络，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迅速笼罩了整个德国。据统计，约有7000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里，被陆续逮捕。审讯室里，酷刑、讹诈、威逼利诱，无所不用其极。许多人，在无法承受的折磨下，供出了更多的名字，导致这张网越收越紧。
随后，这些被捕者，被送上了由一个叫罗兰·弗莱斯勒的法官，所主持的“人民法院”接受审判。
说这是“审判”，都是对法律这个词的侮辱。这完全是一场场精心编排的、旨在公开羞辱被告的政治表演。
这个弗莱斯勒，根本不是什么法官，他就是一个穿着法袍的疯子。在法庭上，他从不让被告有机会为自己辩护。他用最恶毒、最下流的语言，对着这些曾经是将军、是市长、是贵族的被告们，进行疯狂的咆哮和人身攻击。他嘲笑他们因为被剥夺了军衔而不得不提着不合身的裤子，他辱骂他们是“猪”、“败类”。整个过程，都被摄像机拍了下来，希特勒本想把这些录像，作为宣传片，向全国播放，以儆效尤。但后来发现，弗莱斯勒在法庭上的表现，实在太过歇斯底里，太过令人作呕，连戈培尔的宣传部都觉得，这玩意儿要是播出去，非但起不到震慑作用，反而会让人心生同情，于是，就作罢了。
判决，当然是早就内定好的——死刑。
1944年8月8日，第一批被判刑的密谋者，在柏林的普洛岑湖监狱，被执行了处决。根据希特勒本人的亲自命令，他们要以一种最痛苦、最屈辱的方式死去。他们被剥光衣服，用钢琴的钢丝，吊在屠宰场的肉钩上，慢慢地被勒死。整个行刑过程，还被拍成了电影，送回“狼穴”，供希特勒本人“欣赏”。
这种令人发指的残忍，其目的，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肉体消灭。这是一种恶毒的、象征性的报复。因为这些密谋者，大多是普鲁士军事贵族出身，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军人的荣誉。希特勒就是要用这种屠宰牲口的方式，来彻底摧毁他们的人格，践踏他们的尊严，从精神上，彻底抹杀这个阶层存在的意义。
然而，纳粹的报复，还远未结束。他们从故纸堆里，翻出了一个古老的部落法律概念——“株连罪”。
用咱们中国人的话讲，就是“株连九族”。
希姆莱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赤裸裸地宣布：“叛国者的家族，必须从这片土地上，被连根拔除，直到最后一个成员！”
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被用现代官僚机构那种冷酷的效率，付诸实施的国策。
施陶芬贝格、格德勒、冯·哈塞尔……几乎所有核心密谋者的家庭，都遭到了灭顶之灾。他们的妻子，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的孩子，则被盖世太保从家中带走，送到了一个叫“巴特萨克萨”的特殊儿童之家，集中看管。在这里，他们被强行改掉原来的姓氏，被禁止谈论自己的父母，并被灌输纳粹的思想。纳粹的计划是，等过一段时间，就把这些孩子，交给那些对纳粹无限忠诚的家庭去收养，让他们彻底忘记自己的出身和血脉。
在纳粹的意识形态里，这场斗争，已经不是政治斗争了，而是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战争。在他们看来，这些反对者，不是政见不同的人，而是德意志这个“民族共同体”身体里的“癌细胞”和“病毒”。只杀死密谋者本人是不够的，因为他们“叛逆”的基因，可能会通过血缘，遗传给下一代。所以，必须斩草除根，从生物学上，彻底消灭这个“病灶”。
这已经不是政治清洗了，这是一场针对“内部敌人”的、小规模的、逻辑清晰的种族灭绝。
在这场血腥的大清洗中，有两位德国陆军元帅的命运，尤其引人注目。他们的结局，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整个德国高级军官团，那种身居高位，却内心充满矛盾、最终无力回天的深刻悲剧。
第一位，是“摇摆人”——京特·冯·克鲁格元帅。
克鲁格元帅，就是顶替伦德施泰特的西线总司令，也就是在诺曼底前线，直接指挥抵抗盟军登陆的最高将领。
他就是那种典型的、内心极为矛盾的旧普鲁士军官。一方面，他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珍视军人的荣誉，对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下士”和他那帮纳粹党徒的粗鄙和疯狂，打心眼儿里瞧不上。他也清楚地知道，德国的战争机器，正在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这让他愿意去听一听密谋者们的计划。事实上，巴黎的密谋集团代表，确实也找过他，他也表达了同情。
但另一方面，他又被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誓言，给牢牢地捆住了。发动一场推翻国家元首的政变，这种“大逆不道”的行为，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和失败的可怕后果，又让他怕得要死。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摇摆人”。他的态度是：除非你们能百分之百地确认希特勒已经死了，否则，别指望我出手。
在7月20日政变当天，他这种模棱两可、犹豫不决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政变在巴黎的彻底失败，错失了控制整个法国的大好时机。
他以为自己很聪明，两头下注，进可攻，退可守。但实际上，他把自己，推入了一个无解的死局。他既没有帮政变，又因为知情不报，而深深地卷入了其中。
政变失败后，盖世太保的审讯，很快就挖出了他与密谋者之间的联系。1944年8月17日，一纸命令从“狼穴”发来，解除了他的西线总司令职务，并命令他，立刻返回柏林，“向元首汇报工作”。
克鲁格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张所谓的“传票”，其实就是一张死亡通知书。他无法想象自己，站在希特勒面前，接受他那暴风骤雨般的审问，更无法面对随后弗莱斯勒那个疯子的法庭和肉钩绞刑架的羞辱。
在从法国返回德国的途中，这位曾经显赫一时的元帅，做出了他最后的选择。1944年8月19日，他让司机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停车，然后，服下了一颗随身携带的氰化物胶囊，自杀身亡。
他留下了一封写给希特勒的遗书。信中的言辞，充满了矛盾和挣扎。他一边继续表达着对希特勒的“忠诚”，一边又苦苦哀求希特勒，看在德意志民族的份上，结束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与盟军媾和吧。
但据说希特勒看到这封信后，仅是看了一眼就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位，也是更富悲剧色彩的，是“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元帅。
隆美尔的案子，比克鲁格要复杂得多，也更让希特勒头疼。
因为，隆美尔不是一般的元帅。他是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亲手塑造起来的、整个第三帝国最耀眼的军事明星，是德国民众心中不败的“战神”，是“沙漠之狐”。他的声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与希特勒本人媲美。
这样一个家喻户晓的战争英雄，你该怎么处置他？
把隆美尔和刺杀阴谋直接联系起来的证据，其实并不充分，大多是一些其他密谋者在酷刑之下，为了自保或减罪而提供的供词。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研究，隆美尔确实对希特勒的瞎指挥，和纳粹政权的罪行，感到了彻底的幻灭，也确信战争已经输了。但他更倾向于，带兵逼宫，逮捕希特勒，然后对他进行审判，而不是用炸弹这种方式，去直接刺杀他。
但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隆美尔，不忠诚了。任何形式的不忠，都等同于叛国。
可问题是，你不能公开审判隆美尔。把一个神话般的民族英雄，拉到弗莱斯勒那个疯子的法庭上，去指控他叛国？这会对德国人民的士气和军队的忠诚度，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等于向全世界承认，连我们最伟大的元帅，都起来反对元首了。这不等于自己打自己脸吗？
所以，纳粹政权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隆美尔活着，太危险；但公开处死他，破坏性又太大。
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兼顾了实用和宣传的、极其阴险的解决方案。
1944年10月14日，两位将军，受希特勒的委派，来到了隆美尔位于黑尔林根的家中。当时，隆美尔还在因为7月份被盟军飞机扫射而受的重伤，在家中休养。
这两位将军，向隆美尔出示了指控他的“证据”，然后，给了他一个冰冷得不带任何感情的最后通牒：
选择一：前往柏林，接受人民法院的“审判”。这意味着，你本人，将遭受公开的羞辱，你的妻子和儿子，也将受到牵连，被送进集中营。
选择二：我们为你准备了毒药，你在这里，悄无声息地，自己了断。
如果你选择后者，政权将承诺，为你举行最高规格的国葬，给予你作为一名陆军元帅，所应得的全部军事荣誉。你的名声，将作为战争英雄，被永远地保留下来。最重要的是，你的家人，将安然无恙，他们的养老金和生活，都将得到保障。
这是一个魔鬼的选择。一边是个人或许还有一线生机的辩白，但代价是家人的万劫不复；另一边是自己的必死无疑，但可以换来家人的平安和身后虚假的荣光。
隆美尔，这位在战场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沙漠之狐”，在这一刻，没有丝毫的犹豫。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也是一个深爱着家人的丈夫和父亲。
他平静地，和自己的妻子露西、儿子曼弗雷德，做了最后的告别。他对妻子说：“我在一刻钟后，就会死去。”
然后，他穿上他那件标志性的非洲军团的皮夹克，戴上元帅节杖，走出了家门，登上了那两位将军的汽车。
汽车，在家附近一个僻静的树林边，停了下来。几分钟后，隆美尔服下了氰化物胶囊，结束了自己传奇而又悲剧的一生。
随后，他的死讯，被公之于众。官方的讣告宣称：我们伟大的隆美尔元帅，因其在7月份前线视察时，被敌机扫射所受创伤的并发症，不幸逝世。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心编造的谎言。希特勒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纳粹的高官们，在葬礼上，挤着的眼泪，发表着悼词，盛赞这位被他们亲手逼死的元帅的“忠诚”与“伟大”。
隆美尔的悲剧，恰恰在于，他是一个在邪恶政权中，试图保持军人荣誉和职业操守的清醒者。他看到了败局，却无力回天；他厌恶罪恶，却受制于军人的誓言；他同情抵抗，却无法跨越“刺杀”的底线。最终，他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对家庭的最后守护，也以一种最讽刺的方式，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怆的句号。
故事讲到这里，关于720事件本身的过程和结局，我们就基本说完了。现在，咱们不妨跳出故事，来开一个脑洞，做一个事后的复盘和反思。
为什么这场准备了那么久、集结了那么多德国精英的密谋，最终会以如此惨烈的方式，功败垂成呢？
如果，我说如果，这场政变成功了，德国和世界的历史，又会走向何方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它失败的原因。
在我看来，除了希特勒那逆天的运气（木屋、桌子腿），和一些技术上的失误（炸药只装了一半）之外，更深层次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是行动层面的犹豫和僵化。政变，是世界上风险最高、对时机把握要求最严苛的行动。它需要的是闪电般的速度、当机立断的决绝和不择手段的冷酷。可我们看看柏林那帮密谋者，他们在干什么？等确认、等命令、怕担责……他们身上那种德国军官团根深蒂固的、凡事都要讲程序、讲条令的服从天性和职业习惯，在这一刻，成了他们最致命的枷锁。可以说，这场政变，最终是被孕育了它的那种普鲁士军事文化本身给击败了。
第二个，也是更本质的，是方法论上的错配。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伴们，绝大多数，都是传统的德国精英、是贵族、是绅士。他们试图用一种“君子”的方式，去推翻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政权。他们计划着如何斩首毒蛇，却没有一个有效的计划，去应对那庞大而顽固的蛇身——也就是纳粹党和党卫队所建立起来的那个庞大、高效、且深入社会骨髓的恐怖统治机器。他们想得太“干净”了，也太“理想化”了。
那么，我们来做第二个假设：如果政变成功了呢？
假设，那天会议是在地下掩体里开的，或者布兰特上校没有手贱去移动那个公文包，希特勒被当场炸死了。同时，柏林的通讯被第一时间切断，戈培尔、希姆莱等纳粹头子被迅速逮捕。一个新的、由贝克将军和格德勒博士领导的德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
那么，他们能成功地结束战争吗？
答案，几乎也是否定的。
因为，密谋者们有一个非常天真，甚至可以说是一厢情愿的核心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在推翻希特勒之后，能够立刻与西方盟国（主要是英美）达成单方面的停火协议，然后，调转枪口，集中全部力量，在东线，继续抵抗苏联红军的进攻，把苏联人，挡在德国的国门之外。
这个想法，从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他们完全误判了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和盟国的决心。
早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宣布，盟国对于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将坚持一个唯一的原则，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为什么要定下这么一个不留任何余地的政策？
一方面，就是咱之前说过的是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覆辙。一战结束后，德国国内就冒出了所谓的“背后一刀”神话，说是德国军队没有在前线被打败，而是被国内的“叛徒”（指社会党人、犹太人等）从背后捅了一刀，才被迫投降的。这个谎言，后来成了纳粹崛起的重要宣传口号。所以这一次，盟军的目标很明确：必须在军事上，彻底地、毫无争议地，摧毁德国的战争机器，占领它的本土，让所有德国人都清清楚楚地看到，你们是“战败”了，没有任何借口可找。
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了向苏联的斯大林保证，英美绝对不会背着他，去和德国单独媾和。这是维持盟国团结的政治基石。
所以，可以断定，就算720政变成功了，一个新的反纳粹德国政府，坐到谈判桌前，从盟国那里听到的，依然会是那五个字：“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盟国的定义里，早已不是一场传统的国家间的战争，而是一场正义对抗邪恶的意识形态“圣战”。对于绝对的邪恶，是不存在谈判和妥协的。
密谋者们的政治思维，还停留在19世纪那种传统的欧洲外交模式里，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性质，产生了根本性的误判。
因此，即使7月20日的炸弹，炸死了希特勒，即使“女武神”的政变，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它也几乎注定会在政治上，走向失败。
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抵抗和牺牲，就毫无意义。如果政变成功，或许，战争可以提前大半年结束。这意味着，从1944年夏天到1945年5月，那无数在集中营里、在东西两线的战场上、在被轰炸的城市里死去的生命，或许可以被拯救。德国的城市，可能会免于被彻底夷为平地。甚至，欧洲战后的地缘政治版图，也可能被改写——或许，是美军和英军，而不是苏联红军，率先开进柏林、布拉格和维也那。
历史，没有如果。但正是这些在最黑暗的时刻，挺身而出的“失败者”，用他们的勇气和生命，向世界证明了，在那个被纳粹绑架的国度里，还存在着另一个德国。一个有良知、有荣誉、敢于反抗的德国。
他们的行动，或许没能拯救自己的国家于毁灭，但却在某种意义上，拯救了德意志民族的灵魂。
好了，720密谋的惊心动魄，我们就讲到这里。但是，希特勒虽然躲过了一劫，德国的败局，却已无法挽回。在西线，盟军已经冲出了诺曼底，兵锋直指巴黎。解放巴黎的行动已经近在咫尺，守卫巴黎的任务交给了迪特里希·冯·肖尔蒂茨上将，而此时的巴黎全城都埋好了炸弹。肖尔蒂茨接到的命令是一旦盟军进入巴黎就引爆炸弹，让巴黎成为一片废墟，那巴黎的命运又将如何？下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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