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我们讲到，诺曼底战役，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血腥搏杀后，以法莱斯口袋的关闭和德军b集团军群的覆灭而告终。盟军，终于在法国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并像一把烧红的尖刀，捅开了通往巴黎和德国本土的大门。德军的西线，已经是一片摇摇欲坠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然而，就在盟军高歌猛进、准备将纳粹德国送进坟墓的时候，在德国内部，一场更为惊心动魄、更为隐秘的战争，也达到了它最后的、决定性的高潮。
这场战争的主角，不是盟军，而是一群德国人自己。他们的目标，不是盟军的坦克，而是他们自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从诺曼底的前线，暂时拉回到德国内部那阴云密布的政治心脏。因为在这里，一场旨在刺杀希特勒、推翻纳粹政权的惊天密谋，即将上演。
要说清希特勒为什么会被刺杀，咱们得先掰扯一个底层逻辑：任何一个国家的元首上台，都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人去死心塌地地效忠他。关键，在于他做的事情，能不能服众。
希特勒这个人在1940年，德军横扫西欧、占领巴黎之后，其个人声望，在德国内部，达到了人生的巅峰时刻。那个时候，就算你再看不惯他，再觉得他是个疯子，可人家就是把事儿干成了，把德国从一战的屈辱中，重新拉回了欧洲之巅。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只能把嘴闭上，没什么好说的。
可如果……他没干成呢？
尤其是“巴巴罗萨”行动之后，德军在苏联的冰天雪地里，撞得头破血流。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北非的溃退，诺曼底的登陆……眼看着整个德意志，都要被这个疯子，拖进万劫不复的深渊。这个时候，那些曾经沉默的、甚至支持过他的人，就开始动心思了。
可问题是，当时的希特勒，早已不是什么民选总理了。他是一个手握生杀大权的独裁者，是一个被神话了的、至高无上的“元首”。既然合法的途径，不可能让他下台，那么，剩下的选择，就只有一个了——用一些非常的、极端的手段，把他从物理上，消灭掉。
说起来，希特勒的上台，本身就不是什么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他的掌权之路，充满了各种政治上的算计、妥协和历史的巧合。咱们简单回顾一下，他是怎么爬上那个位置的。
故事，要从上世纪30年代初的德国说起。当时的大萧条，像一场瘟疫，席卷了整个世界，德国，是受灾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经济崩溃，数以百万计的人失业，整个社会，都笼罩在一种绝望和愤怒的氛围中。
而德国当时的政府——魏玛共和国，这个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国会里，大大小小的政党林立，像个菜市场一样，天天吵架，谁也无法组建一个稳定的政府，导致政治彻底瘫痪。整个社会，在极左的共产主义和极右的法西斯主义的撕裂中，日益两极分化。老百姓对“民主”这个词，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
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氛围中，希特勒的纳粹党，找到了机会。在1923年，他搞过一次暴力的“啤酒馆政变”，想学墨索里尼，结果失败了，还把自己送进了监狱。出狱后，他学聪明了，改变了策略，转而寻求通过选举，“合法地”掌握权力。
纳粹党利用德国民众对《凡尔赛条约》的屈辱感、对经济萧条的恐惧，以及对政治僵局的厌倦，承诺要恢复德国的强大，要给每个家庭提供就业和面包。这些简单粗暴的口号，为他们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然而，这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但经常被忽略的事实：在任何一次自由选举中，纳粹党，从未获得过绝对多数的选票。 它的支持率，在1932年7月的那次选举中，达到了37%的顶峰。但即便如此，仍然有超过60%的德国选民，没有把票投给他们。
所以，希特勒，并非是由人民“选上”的独裁者。
他权力的最终获得，源于一场致命的、在幕后进行的政治交易。
1933年1月30日，年迈的、已经有些糊涂的魏玛共和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元帅，在一群保守派精英（比如前总理弗朗茨·冯·帕彭）的怂恿下，正式任命希特勒，为德国总理。
这群保守派的政客，天真地以为，他们可以利用希特勒在民间的声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议程。他们甚至还自信地认为，自己完全能够“控制”住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帕彭甚至私下对朋友说：“别担心，我们已经把他‘框’住了。”
然而，他们框住的，不是一只猫，而是一头猛虎。
上任之后，希特勒立刻开始了他瓦解民主制度的行动。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大厦，离奇地起火。这起至今仍存有争议的“国会纵火案”，成了希特勒完美的借口。他以此为由，宣称是共产党人要发动暴乱，并说服兴登堡总统，签署了《国会纵火法令》。该法令，中止了宪法所保障的几乎所有公民自由，为纳粹建立一个警察国家，铺平了道路。
紧接着，在1933年3月23日，希特勒向国会，提交了着名的《授权法》。该法案，将允许他的政府，在未来四年内，无需国会批准，即可自行立法。这无异于，让国会自己投票，宣布自己死亡。
为了确保法案通过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希特勒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此时，所有共产党的国会议员，早已被逮捕或流亡。纳粹的冲锋队，在会场内外，营造出了一种恐怖的、肃杀的气氛，恐吓着其他党派的议员。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并通过向天主教中央党，作出一些保护教会利益的虚假承诺，希特勒最终，获得了足够的支持票。
在所有的党派中，只有勇敢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全体投了反对票。
《授权法》的通过，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正式死亡。希特勒，利用了民主的程序，合法地，终结了民主。
这种“合法革命”的悖论，为整个第三帝国的历史，奠定了基调。也为日后那些密谋反抗他的人，制造了一个深刻的、痛苦的道德困境：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将不得不打破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法律，刺杀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元首。
与纳粹的宣传机器所描绘的那种，全民狂热、万众一心的景象完全相反，在第三帝国的铁幕之下，反抗的暗流，从未停息过。
这些抵抗，并非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运动。它更像是一片由动机各异、组织分散的团体和个人所组成的、复杂的光谱。其性质，也从最初的意识形态斗争，逐渐演变为一场德国内部精英阶层的良知危机。
最初的敌人：左翼的抵抗
纳粹上台后，最先遭到残酷镇压的，是他们的政治死敌：德国共产党（Kpd）和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他们的组织，被迅速取缔，成员被大规模地逮捕，并成为了第一批被送往达豪等集中营的囚犯。
然而，镇压，并未完全扑灭反抗的火焰。尤其是在工人阶级中根基深厚的共产党，迅速转入了地下。他们建立了庞大的秘密网络，尤其是在柏林等工业中心。这些地下组织，冒着被盖世太保抓捕和处决的巨大风险，偷偷地印发传单，传播反纳粹的信息，试图在工人阶级中，维持抵抗的火种。但这种抵抗，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盖世太保的无情追捕，使得这些网络，像韭菜一样，被一茬又一茬地割掉。
教会的良知危机
德国的基督教教会（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对纳粹政权的反应，是极其复杂且充满矛盾的，远非一个简单的“反抗”或“合作”的故事。
在纳粹上台初期，许多教会的领袖，都对其表示欢迎。他们天真地将纳粹，视为抵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一道坚固壁垒，并认同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1933年，梵蒂冈甚至还与纳粹德国，签订了《政教协定》，希望以此来保障天主教会自身的权益。而希特勒，则借此，获得了重要的国际外交承认。
然而，随着纳粹政权的极权主义和反基督教的本质，日益暴露，教会的内部分化，也开始加剧。
一部分狂热的神职人员，特别是新教中的“德意志基督徒”运动，疯狂地支持纳粹，甚至试图将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融入到基督教的教义中。
另一部分有良知的神职人员，则开始警醒，并形成了抵抗的力量。其中最着名的，是以马丁·尼莫拉牧师和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为代表的“认信教会”。他们公开反对国家对教会事务的干预，并因此遭到了纳粹的残酷镇压，许多牧师被逮捕入狱。
尽管存在这样的抵抗，但总体而言，德国的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在纳粹犯下的最深重的罪行面前，表现出了令人不安的、可耻的沉默。
在1938年11月，那场针对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大屠杀期间，几乎没有一位教会的领袖，站出来公开谴责暴行。更甚者，许多地方的教会，还主动向纳粹当局，提供了他们保存的、几个世纪以来的教区洗礼记录。而这些记录，被纳粹用来甄别和追查那些有犹太血统的“非雅利安人”，从而在客观上，协助了纳粹的种族迫害政策。
教会的抵抗，大多局限于维护自身的独立性，而未能将矛头，指向纳粹政权对犹太人和其他少数群体，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
保守派的觉醒与施陶芬贝格的转变
最终，对希特勒构成最致命威胁的抵抗力量，并非来自外部的政治反对派，也不是来自教会的良知，而是来自这个政权内部的核心精英——一群保守的德国贵族、高级文官和国防军的高级军官。
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是传统的、信奉荣誉和秩序的普鲁士爱国者。他们反对希特勒，起初并非是出于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憎恶，而是源于一种非常务实的担忧，那就是：希特勒这个疯子、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下士，他那套鲁莽和狂热的赌博式外交和军事政策，最终会将德意志，引向彻底的毁灭。
这个圈子的核心人物，包括莱比锡市的前市长卡尔·格德勒（他后来被密谋集团，内定为刺杀成功后的新政府总理），以及德国陆军的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贝克将军，早在1938年，就因为反对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冒险计划，而愤然辞职。他预见到，这将引发一场德国根本无法获胜的世界大战。
然而，将这种保守派的忧虑，最终转变为一场惊天动地的刺杀行动的，是一个人的出现。他的名字，叫克劳斯·冯·施陶芬贝格。
施陶芬贝格的转变历程，是整个德国抵抗运动的缩影。
他出身于德国南部一个古老的天主教贵族家庭，是一位英俊、儒雅、富有才华的职业军官。在纳粹上台初期，他也曾一度被希特勒那套复兴民族、重振军备的口号所吸引，并对希特勒的某些政策，表示过支持。
但他的虔诚信仰和与生俱来的贵族正义感，使他无法容忍纳粹政权的粗鄙和无法无天。特别是“水晶之夜”对犹太人的迫害，和纳粹对教会的不断打压，让他感到了深深的厌恶。
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他被派往东线战场之后。在那里，他亲眼目睹了党卫军的“特别行动队”，对犹太人、苏联战俘和无辜的平民，所进行的、系统性的、工业化的大屠杀。
战争的残酷，与政权的罪恶，像一柄重锤，彻底击碎了他对希特勒仅存的任何幻想。他的反抗动机，从最初的、政治和军事上的考量，升华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沉重的道德责任。
正如他后来对他的一位同伴所言，刺杀希特勒，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必要，更是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是良知的叛徒。”
然而，这些精英密谋者的处境，是极其孤独的。纳粹政权通过其成功的经济政策（至少在战前）和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确实在相当一部分德国民众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与此同时，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建立的恐怖统治，使得任何公开的反对声音，都会被迅速地扼杀。整个社会，被原子化了，人们生活在恐惧和相互猜疑之中。
这导致了历史学家汉斯·蒙森所说的“没有人民的抵抗运动”。
施陶芬贝格和他的同伴们，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是在一个道德的真空中行动。他们试图拯救的德国人民，很可能在事后，会将他们视为卑鄙的、在背后捅刀子的叛徒。这种沉重的、不被理解的心理负担，伴随了他们行动的每一步。
在1944年7月20日那决定性的一天到来之前，密谋集团，已经进行了一系列大胆、周密，但最终都因为各种离奇的原因而失败的刺杀行动。
这些“血色的预演”，不仅展现了他们日益坚定的决心，也凸显了希特勒那匪夷所思的、如同开了外挂一般的运气。命运的天平，似乎总是在最后一刻，向这位独裁者倾斜。
1943年3月，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中央集团军群的作战指挥官，亨宁·冯·特雷斯科夫少将，策划了一次极其精妙的行动，代号“火花”。
计划是这样的：在希特勒视察位于斯摩棱斯克的中央集团军群总部后，将一枚定时炸弹，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上他返回东普鲁士“狼穴”总部的专机。
炸弹本身，就是一件精心制作的“艺术品”。它由英国制造的高性能塑胶炸药制成，配备了无声的、通过腐蚀金属丝来引爆的酸性化学定时引信。为了掩人耳目，这块炸药，被巧妙地伪装在一个包裹里，看起来，就像是两瓶准备送给朋友的、高档的法国君度力娇酒。
行动当天，特雷斯科夫的副官，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负责执行这最关键的一步。他找到了希特勒随行人员中的海因茨·布兰特上校——请记住这个名字，他正是日后在“狼穴”的会议室里，无意中移动了施陶芬贝格炸弹的那个人——并请求他，将这个“礼物”，顺便带回德国，交给一位朋友。
就在希特勒登机前，施拉布伦多夫用一把钳子，悄悄地捏碎了引信的玻璃管，启动了定时器。然后，他将这个致命的包裹，交给了毫无戒心的布兰特上校。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对在斯摩棱斯克的密谋者们来说，是无比煎熬的等待。按照计划，飞机将在起飞约30分钟后，在空中爆炸。
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他们等来的，却是希特勒的专机，已经安全降落在“狼穴”总部的消息。
刺杀，失败了。事后分析，极有可能是因为飞机的货舱内，没有加温设备。北欧高空的极度严寒，冻结了引信里的化学酸液，使其失灵了。
更惊心动魄的，还在后面。为了防止炸弹事后因为温度回升而爆炸，并暴露整个计划，施拉布伦多夫不得不立刻找借口，搭乘下一班飞机，火速飞往“狼穴”。他以“拿错了东西”为由，从布兰特上校那里，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换回了那个致命的包裹，并成功地拆除了引信。
“火花行动”的失败，并未让密谋者们气馁，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决绝的勇气。仅仅八天之后，他们就策划了下一次行动。这一次，赌注，是刺客自己的生命。
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计划前往柏林的军械库，参观一场缴获的苏军武器展览。鲁道夫·克里斯托夫·冯·格斯多夫上校，自告奋勇地，担当了这次自杀式袭击的主角。作为这次展览的解说专家，他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希特勒。
他的计划，简单而致命：在他的大衣左右两个口袋里，各藏一枚炸弹。在希特勒进入展厅后，他立即启动化学引信，然后，像个影子一样，紧紧地跟在希特勒身边，与他同归于尽。
他选择的是10分钟的引信，而根据日程安排，希特勒预定的参观时间是30分钟。这似乎是足够的时间了。
然而，命运，再一次，跟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行动当天，希特勒似乎对这次展览，表现得意兴阑珊，情绪不高。他一言不发地，在展厅里匆匆穿行。格斯多夫在希特勒进入展厅的瞬间，便按下了引信。但希特勒，仅仅逗留了不到两分钟，就径直走向出口，离开了。
时间，完全不够了！格斯多夫的心脏，几乎跳到了嗓子眼。他以最快的速度，飞速冲进了最近的男厕所，在炸弹爆炸前的最后几秒钟，用颤抖的手，成功地拆除了引信。
希特勒，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连续的失败，让密谋集团意识到，仅仅杀死希特勒，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刺杀成功的同时，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政变，在纳粹高层陷入混乱的权力真空中，迅速地控制国家。
为此，他们构思出了一个堪称天才的、釜底抽薪式的计划。他们没有凭空创造一个漏洞百出的政变方案，而是决定“劫持”德军一个现成的、由希特勒亲自批准的官方应急预案——“女武神行动”。
“女武神行动”的原始目的，是授权德国国内的后备军，在国家陷入紧急状态时（比如，盟军的大规模轰炸，导致社会秩序崩溃，或者，被强制劳动的数百万外国劳工，发动全国性的暴乱），迅速地接管政府的关键部门，逮捕暴乱分子，维持国内的稳定。
特雷斯科夫和当时在后备军担任要职的弗里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等人，对这份官方的计划，进行了巧妙而系统的修改和补充。
他们草拟了一系列新的、秘密的补充命令。其核心内容是：一旦接到“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已死！”的密电，后备军，将立即启动“女武神”预案。但行动的目标，被他们偷偷地篡改为：立刻逮捕纳粹党和党卫军的所有高级官员，占领政府大楼、广播电台和所有的通讯中心。
为了让执行命令的后备军部队，能够信服，他们还编造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谎言：一个由党卫军领导的激进派别，刺杀了元首，并企图发动政变。而光荣的德国国防军，正在采取果断行动，拨乱反正，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
这个计划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德国军队那根深蒂固的、如同机器一般精确的服从天性和严密的指挥体系，试图让整个后备军，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为推翻纳粹政权的工具。
这件“合法”的外衣，为1944年7月20日那场最终的行动，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1944年7月20日，这是历史的转折点，是阴谋、勇气、厄运与悲剧，交织在一起的一天。密谋者们，将他们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一个小小的、装有炸弹的公文包上。
这一天，施陶芬贝格上校，抵达了位于东普鲁士拉斯滕堡森林深处的德军最高指挥部——“狼穴”。他此行的官方任务，是在军事会议上，向希特勒汇报后备军的情况。
然而，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变化，却从一开始，就为整个计划，蒙上了一层致命的阴影。
由于当天天气异常炎热，会议的地点，被临时从那个密不透风的、坚固的钢筋混凝土地下掩体，改到了地面上一间有多个窗户的、大型的木制营房里。
这个决定，是灾难性的。在一个封闭的混凝土空间内，炸弹的冲击波，会被坚硬的墙壁反复反射，其威力，足以杀死室内的每一个人。而在一个脆弱的木屋里，巨大的冲击波，会轻易地从门窗逸散出去，威力将大打折扣。
会议开始前，施陶芬贝格以“天气太热，需要更换一件干净的衬衫”为借口，与他的副官，维尔纳·冯·哈夫滕中尉，进入了一间准备室。在这里，他开始执行最关键，也最艰难的步骤：给炸弹，装上引信。
由于他在北非战场上，失去了右臂，左手也只剩下了三根手指，这个需要精细操作的动作，对他来说，异常困难。正当他紧张地操作时，一名卫兵在门外敲门催促，说会议即将开始，元首正在等他。
在仓促之间，施陶芬贝格只来得及，为他带来的两块炸药中的一块，装上了引信。这意味着，炸弹的威力，在进入会场前，就已经被削减了一半。
中午12点30分左右，施陶芬贝格进入了拥挤的会议室。根据幸存的目击者，阿道夫·霍伊辛格将军的回忆，当时，希特勒正与二十多名高级将领和参谋，围着一张巨大的、厚重的橡木地图桌，听取东线战况的汇报。
施陶芬贝格利用自己听力受损（这也是他在战争中留下的伤残）的借口，设法站到了一个离希特勒很近的位置。然后，他悄悄地，将那个装有已经启动了定时引信的炸弹的公文包，放在了桌子下面，靠近希特勒的脚边。
几分钟后，一个预先安排好的、来自柏林的电话，打了进来，找施陶芬贝格。他以此为由，向希特勒和凯特尔元帅告罪，然后，匆匆地离开了会议室。
就在他离开后，那个决定了历史走向的、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了。
海因茨·布兰特上校——是的，又是他——为了能更清楚地看到桌上的地图，觉得脚边的那个公文包，有些碍事。于是，他便随手，或者说随脚，将它向旁边推了一下，把它推到了那张巨大的、由实心橡木制成的、厚重的桌子腿的另一侧。
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将一块坚固厚实的木头，严严实实地，挡在了希特勒和那枚即将爆炸的炸弹之间。
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那这场爆炸后的结局，又将如何呢？整个德国的命运，又将走向何方？我们下一回，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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