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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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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 于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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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中原大地已被烽火啃噬得千疮百孔。

黄巾起义虽已被镇压,但其余烬未熄——河北张燕率“黑山军”纵横太行,南阳韩遂、马腾据凉州反叛,甚至洛阳近郊都常有流民聚众劫掠。

朝堂之上,宦官与外戚仍在争权,灵帝耽于享乐,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州郡牧守则趁机拥兵自重,昔日一统的大汉天下,已然呈崩裂之兆。

就在这兵戈扰攘、礼崩乐坏之际,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的乡野间,却常有一位白发老者的身影。

他身着洗得发白的素布道袍,腰系麻绳,手持一根枯瘦的藜杖,杖头挂着个粗布行囊,里面装着符纸、艾草与一小罐净水。

此人便是于吉,其生平籍贯在正史中鲜有详载,仅《后汉书·襄楷传》附记提及“顺帝时,琅邪宫崇诣阙,上其师于吉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太平青领书》”,而《三国志·吴书·孙破虏讨逆传》注引《江表传》,则详细记载了他在江东的行事,足见其一生与“太平道”思想及江东之地的深厚牵绊。

关于于吉的早年经历,史书中仅有零星线索可寻。

据《太平青领书》(后世称《太平经》)的序言残卷推测,于吉可能出身琅邪郡(今山东临沂一带)的寒门,早年曾在当地研读儒家经典,后因不满汉末官场腐败,弃儒从道,游历天下。

他曾到过蜀地青城山,与隐世的方士探讨炼丹之术;也曾去过荆州云梦泽,观察水患与疾疫的关联。

直到中年,他才辗转至江东,因见此地远离中原战火,且水网密布、疾疫频发,便决定在此定居,以方术济世。

彼时的道教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方士群体鱼龙混杂:有追求长生、炼丹求仙者,如后来的左慈;有以符箓驱邪、治病救人者,如于吉;也有借“鬼神之说”聚众谋逆者,如张角兄弟。

于吉显然属于“济世派”——他所到之处,从不在村落中张扬,仅在村口的古槐树下搭一个简陋的草棚,将行囊中的符纸、艾草整齐摆放在青石案上,再将净水罐置于案角,然后闭目静坐,等待有需要的人前来。

遇有贫病者上门,于吉便先询问病情,再焚香祷祝,口中默念口诀,随后以艾草蘸取净水,在患者额头轻点三下,又取一张符纸,以朱砂画就简单的符文,焚于水中,让患者饮下。

令人称奇的是,经他施治后,不少患痢疾、疟疾的百姓竟真的痊愈了。

久而久之,“白发仙人能治病”的消息便在吴郡、会稽郡一带传开,百姓争相奉之,甚至有村落为他立生祠,每逢初一十五,便杀猪宰羊祭拜,于吉却从不接受祭品,仅取少量米粮果腹,其余皆劝百姓分与贫苦之家。

彼时江东虽未如中原那般残破,却也受黄巾余党与地方豪强侵扰。

孙坚父子初据江东时,尚需仰仗地方士族(如吴郡顾氏、陆氏)与百姓的支持,对于吉这类“得民心而无实权”的方士,起初并未多加干涉。

于吉也深谙乱世生存之道,从不涉足军政事务——某次孙坚率军路过吴县,麾下将领欲邀他入营为士兵祈福,于吉却婉言谢绝:“将军将士皆为保境安民而来,此乃大义,无需借鬼神之力。”这种“不攀附、不煽动”的态度,让他在江东安稳生活了十余年,宛若一株乱世中的古松,静默地扎根于民间土壤。

汉献帝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孙策已平定江东六郡(吴郡、会稽、丹阳、豫章、庐陵、庐江),正欲厉兵秣马,与曹操、袁绍三分天下。

此时的于吉,因常年在吴郡、会稽一带行医布道,声望已达顶峰——据《江表传》记载,于吉每至一城,“诸将宾客莫不毕集,使妇女就吉求福,吉往者,人但拜,不须复言”。

即便是孙策麾下的核心将领,如程普、黄盖等人,也多有私下信奉者:程普曾为患病的母亲向于吉求符水,黄盖则在出海作战前,暗中请于吉为士兵祈福。

这种“民心皆向于吉”的景象,渐渐引起了孙策的警觉。

孙策此人,少年英武,十五岁随父征战,二十一岁继父业平定江东,性情刚猛且极具掌控欲,向来不信鬼神之说。

他曾对左右谋士言:“此子(于吉)妖妄,能惑众心,若久留之,必乱我江东人心。”

其麾下长史张昭曾劝谏:“于吉虽为方士,然其行止无过,且深得百姓爱戴,若杀之,恐失江东民心,不利于日后霸业。”

孙策却不以为然,反驳道:“民心当向我孙氏,而非向一术士!他能使诸将不顾君臣之礼,能使百姓为其奔走,此乃隐患,不可不除。”

彼时孙策刚经历与庐江太守刘勋的战事,麾下将士多有伤亡,军中士气稍显低落。

而于吉却在此时前往丹徒(今江苏镇江)军营附近布道——丹徒是孙策的军事重镇,驻军多达万人,不少士兵因思念家乡、畏惧战事,竟偷偷离营,前往于吉的草棚求符水“保平安”,甚至有校尉级别的军官也参与其中。

此事被孙策得知后,他怒火中烧,当即命人将于吉逮捕入狱,理由是“擅入军镇,惑乱军心”。

于吉入狱的消息传开后,江东百姓哗然——吴郡百姓自发组织请愿队伍,手持香烛,聚集在孙策府邸前,请求释放于吉;会稽郡的士绅则联名上书,愿以家财赎其罪,甚至有人表示“愿代吉受刑”。

就连孙策的母亲吴夫人(吴太夫人)也亲自向孙策求情:“于先生在江东多年,治病救人,未有恶行,你为何要将他关押?军中将士多有受其恩惠者,杀之恐寒将士之心。”

孙策却态度坚决:“母亲有所不知,此人身怀妖术,能操纵民心,若不除之,日后必为大患。昔年张角以太平道聚众数十万,祸乱天下,今日于吉虽无反心,但其影响力不亚于张角,我岂能重蹈覆辙?”

吴夫人虽再三劝阻,却未能改变孙策的心意。

于吉在狱中并未怨天尤人,反而保持着平和的心态。

狱卒因敬重于吉的为人,常暗中给予优待:为他送来温热的米粥,帮他打扫牢房,甚至允许他在狱中焚香静坐。

若有狱友患病(彼时监狱卫生条件恶劣,痢疾、疥疮频发),于吉便会传授简单的调息养气口诀,教他们以手指按压穴位缓解疼痛,竟也有不少人因此好转。

这种“身陷囹圄仍济世”的举动,更让百姓坚信其“仙人”身份,也让孙策的杀意愈发坚定——他深知,于吉的声望已足以撼动自己在江东的统治根基,即便其无反心,也断不可留。

建安五年四月壬寅日,孙策决定将于吉押至吴郡闹市处斩,以“儆效尤”。

临行前,孙策亲自前往监狱提审于吉,想看看这位“仙人”在临死前是否会露出恐惧之态。

面对孙策的质问(“你可知罪?”),于吉平静地回答:“我一生行医布道,未害一人,未取一钱,何罪之有?将军若杀我,恐有不祥之事。然我亦知将军忧心江东安危,若能以我之死换江东太平,我亦无憾。”

孙策闻言,冷笑一声:“妖言惑众!今日我便斩了你,看天能奈我何!”

随后命人将于吉绑于闹市中的木桩之上,准备行刑。

关于于吉临刑时的情景,不同史料的记载差异极大,也为这段历史增添了几分传奇色彩。

据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记载,于吉临刑时,“天忽大风,云气晦冥,白日如夜,江水涌溢,岸上百姓皆哭拜,呼‘仙人’不止”。

刽子手见此异象,吓得双手发抖,刀都掉在了地上,竟无人敢举刀行刑。

孙策怒不可遏,亲自夺过侍卫手中的环首刀,大步走到于吉面前,厉声喝道:“妖术休得放肆!”

随后手起刀落,将于吉斩首。

然而,更离奇的事还在后面——于吉死后,其尸身竟在一夜之间消失不见,仅留下木桩上的绳索与几滴血迹。

次日清晨,有百姓在城外的穹窿山中发现一株新栽的松树,其树干挺拔,枝叶舒展,形态竟与于吉生前身形相似;更奇的是,松针上凝结的露珠,滴在伤口上能止痛,饮之能缓解咳嗽,百姓皆言此乃“于吉仙化所成”,纷纷前往山中祭拜,甚至有士兵偷偷从军营溜出,为松树系上红绳,祈求平安。

而《三国志·吴书》注引《江表传》的记载则更为平实,仅称于吉“被杀,将士哀惜之”,并未提及大风、尸身消失等异象;西晋陈寿所着《三国志》正文,更是仅用“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盛服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

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

策即令收之。

诸事华、陈端并从容向策陈乞,策曰:‘昔南阳张津为交州刺史,舍前圣典训,废汉家法律,尝着绛帕头,鼓琴烧香,读邪俗道书,云以助化,卒为南夷所杀。此甚无益,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箓,勿复费纸笔也。’即催斩之,悬首于市”。

这种差异,实则反映了时人对于吉的两种态度:统治者(如孙策)视其为“妖妄惑众者”,欲除之而后快,故在官方记载中淡化其“神性”;而百姓与部分士人则视其为“救苦救难的仙人”,不愿接受其死亡的事实,故在民间记载中添加“仙化”情节,以寄托哀思。

事实上,于吉的“神性”并非源于其真有超自然能力,而是源于乱世中百姓对“安宁”“健康”的迫切渴望。

东汉末年,江东虽远离中原战火,却因水网密布、气候潮湿,疾疫频发——建安初年,吴郡曾爆发大规模痢疾,“死者十之三四”,而当时的医术有限,医生多以“汤药灌之”,效果甚微。

于吉的符水或许并无实效,但他的出现,为身处苦难中的百姓提供了精神寄托:百姓饮下符水,便觉得“仙人已护佑我”,这种心理暗示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焦虑,甚至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而于吉所传授的调息口诀、穴位按压之法,虽非“仙术”,却是他多年游历总结的民间医术,对缓解病痛确有帮助。

可以说,于吉的“仙名”,是百姓在苦难中“造”出来的——他们需要一个“仙人”来承载希望,而于吉恰好成为了这个载体。

于吉死后,孙策的命运也印证了其临终前的“不祥之言”。

建安五年五月,孙策在丹徒山中狩猎时,因追逐一只鹿而与侍卫走散,途中遭遇许贡的门客(许贡曾为吴郡太守,因反对孙策被斩,其门客欲为其报仇)。

双方发生搏斗,孙策被箭射中面颊,身负重伤。

回到军营后,孙策的伤势日渐恶化,临终前,他恍惚间见一白发老者立于床前,身着素布道袍,手持藜杖,正是于吉的模样。

孙策惊呼一声,吐血而亡,年仅二十六岁。

此事虽为巧合,却被百姓解读为“于吉索命”,更让于吉的“仙人”形象深入人心。

此后,江东百姓对于吉的祭拜从未断绝,即便在孙权建立吴国后,也未明令禁止——据《吴书》记载,孙权的皇后潘淑曾私下供奉于吉画像,祈求子嗣,而孙权得知后,也仅是“默然不语”,并未加罪。

于吉之死,并未终结其“传奇”,反而让其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甚至逐渐融入道教体系,成为跨越千年的“民间神只”。

西晋时期,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将于吉与左慈、葛玄并列为“汉末三大方士”,称其“得太平之道,能通鬼神,济万民,虽身死而神不灭”。

葛洪认为,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虽部分内容“略显粗陋”,但核心思想(如“关爱百姓、反对暴政”)与道教“无为而治”的理念相通,故将其纳入道教经典体系。

东晋时期,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在《真诰》中,进一步将于吉的地位提升,称其“死后升仙,为‘太平广化真人’,居太上老君座下,掌管人间疾疫之事”。

南北朝时期,道教逐渐系统化,于吉所传的《太平青领书》被列为“道教早期经典”,其本人也被尊为“太平道始祖”之一(另一始祖为张角)。

北魏太武帝时期,道士寇谦之“清整道教”,曾在平城(今山西大同)修建“太平观”,供奉于吉画像,每逢疾疫之年,便举行法会,祈求于吉“驱邪除疫”。

南朝梁武帝萧衍笃信道教(后改信佛教),曾下令在吴郡为于吉重修“太平观”,并亲题匾额,追封于吉为“太平普惠真人”,这是官方首次正式承认于吉的“神只”地位。

唐代是于吉“神化”的关键时期。

唐玄宗李隆基崇尚道教,曾下令将《太平青领书》列为“国子监必读典籍”,并命人将于吉的故事改编为《太平广化真人传》,颁行天下。

天宝年间,唐玄宗更是下令在全国各州郡修建“太平观”,以于吉为主祀神,规定每逢正月十五(于吉诞辰,民间传说),官员需前往祭拜,祈求地方平安。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全国共有太平观120余座,仅江东地区便有30余座,可见于吉在唐代的影响力。

宋代,于吉的“神只”地位进一步巩固。

宋真宗赵恒曾亲赴吴郡太平观祭拜于吉,并御笔题词“济世爱民,太平广化”,将其画像纳入“道教诸神图谱”。

宋徽宗时期,由于朝廷崇信道教,于吉被加封为“太平广化普济真君”,其祭祀规格与“三清四御”之下的“十殿阎罗”相当。

在民间,于吉的形象也更加具体化:百姓将其视为“健康之神”“平安之神”,家中若有人生病,便会供奉其牌位,焚香祷祝;渔民出海前,会向其祈求风平浪静;甚至商人开业,也会祭拜于吉,祈求“生意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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