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暮春的曲阜，杏坛下的弟子们围坐成圈，柳絮飘落在子贡的竹简上。这位以言语闻名的弟子忽然起身，捧着记录着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简牍问道：“夫子，若有人能广泛施惠百姓，救助众人，算得上仁吗？” 孔子放下手中的《诗》，目光掠过远处耕作的农夫，那农夫正弯腰扶起一株被风吹倒的禾苗，动作轻柔如对孩童。孔子缓缓答道：“这何止是仁，简直是圣啊！尧舜尚且难以做到。所谓仁，是自己想立足也要让别人立足，自己想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能从身边小事做起，推己及人，就是践行仁的方法。” 这段对话如同一粒种子，在中华文明的土壤里生长为参天大树 —— 它区分了仁与圣的境界，指明了 “能近取譬” 的实践路径，让看似高远的仁道变得触手可及。
一、博施济众：子贡命题中的仁之极致
子贡提出的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并非凭空构想，而是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回应。当时的鲁国 “三桓专权”，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瓜分公室土地，百姓 “老幼转乎沟壑”，《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正是对这种剥削的控诉；齐国 “田氏代齐” 前夜，“民三其力，二入于公”，田成子却 “大斗出贷，小斗收”，以小恩小惠收买民心；晋国 “六卿专政”，赋税繁重到 “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记载 “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这种民生凋敝的背景下，“博施济众” 成为底层百姓的迫切渴望，也成了士人阶层的理想追求。
“博施” 的 “博”，意味着范围之广，非一人一户的小恩小惠；“济众” 的 “济”，指向效果之实，不仅是物质救助，更包括精神安顿。《尚书?大禹谟》记载大禹 “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治水十三年 “三过家门而不入”，当涂山氏生下启，他仅在家门外听了三声婴儿啼哭便转身离去，最终 “疏九河，瀹济漯，决汝汉，排淮泗，注之江”，使 “万民乃定，万国为治”，是 “博施济众” 的远古典范；商汤 “桑林祷雨”，以自身为牺牲，“翦其发，枥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于上帝”，《墨子?兼爱下》记载 “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展现了统治者与民同苦的担当。子贡或许正是看到这些典故，才将 “博施济众” 视为仁的最高表现。
但 “博施济众” 的实现面临三重困境：其一，资源有限性。春秋时期生产力低下，“一夫百亩” 的产出仅够温饱，《礼记?王制》“制：农田百亩，百亩之分，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广泛施惠缺乏物质基础；其二，权力约束性。诸侯大夫多 “厚自封殖”，如季孙氏 “富于周公”，《论语?先进》记载冉有 “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孔子怒斥 “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其三，效果复杂性。单纯的物质救助可能滋生依赖，如《管子?侈靡》所言 “积者立余食而侈，美车马而驰，多酒醴而靡”，反而扰乱社会秩序。这些困境，使 “博施济众” 成为难以企及的理想。
子贡的提问，暗含着对 “仁” 的量化理解 —— 似乎施惠越多，仁德越厚。这种认知在当代仍有市场，如将慈善捐款数额作为衡量道德的标准，某明星捐赠一亿元便被赞为 “大仁”，而社区志愿者十年如一日的服务却被忽视。但孔子的回应，正是要纠正这种片面理解：仁的价值不在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遵循 “己欲立而立人” 的根本原则。正如《孟子?尽心下》所言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的本质是对人的尊重，而非单纯的物质给予。
二、何事于仁：圣与仁的境界分野
孔子将 “博施济众” 提升至 “圣” 的境界，绝非否定其价值，而是明确圣与仁的层次差异。“圣” 在甲骨文中作 “耳” 形，意为 “通达事理”，《说文解字》“圣，通也”，后引申为 “超凡入圣” 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圣是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的外在功业，仁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内在德性；圣是尧舜级别的理想状态，仁是每个人可践行的日常修为。
尧舜 “犹病诸” 的感叹，揭示了圣境的难以企及。尧帝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却仍 “忧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记载他 “求能治水者”，四岳推荐鲧，尧虽知鲧 “方命圮族”，仍 “试可乃已”，最终鲧治水九年 “功用不成”，尧不得不另寻贤才；舜帝 “举八元八恺，去四凶”，八元 “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八恺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四凶 “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却因 “子商均不肖” 而禅位于禹，《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始终存有遗憾。这种 “病诸” 不是能力不足，而是圣人对 “博施济众” 的极致追求 —— 正如《中庸》所言 “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越是接近圣境，越能察觉自身不足。
仁与圣的区别，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主体不同。圣是少数统治者的功业，如尧舜禹汤；仁是所有人的德性，“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论语?里仁》），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能践行仁道，如《论语?宪问》中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其二，路径不同。圣需借助权力资源，如 “尧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通过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仁可通过个人行动，如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通过家庭伦理践行仁道。其三，目标不同。圣追求天下太平，如 “尧以天下与舜”，实现 “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仁追求人际和谐，如 “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建立稳定的人际关系。
这种分野，打破了 “仁是遥不可及的圣境” 的误解。子路问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答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强调仁的践行完全取决于自身。正如《周易?系辞》“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仁是 “尽性” 的功夫，圣是 “至命” 的境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
当代社会常将 “圣人” 标签贴在道德模范身上，如称特蕾莎修女为 “圣人”，却忽视了她 “从身边小事做起” 的仁行 —— 她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垂死病人擦洗身体，为饥饿者提供食物，这些 “能近取譬” 的行动，正是 “仁” 的体现。孔子的智慧在于：不否定圣境的崇高，更强调仁行的可行，让普通人在 “能近取譬” 中找到道德方向。
三、己欲立而立人：仁道的核心要义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孔子对仁的经典诠释，蕴含着深刻的辩证关系。“立” 指安身立命，如 “三十而立” 的事业根基，《论语?为政》中孔子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即建立起稳固的道德与事业基础；“达” 指通达顺遂，如 “邦有道，不废” 的境遇顺遂，《论语?颜渊》“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己欲立” 与 “立人”、“己欲达” 与 “达人”，不是单向的施与，而是双向的成全 —— 正如《礼记?礼运》“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个体的 “立” 与 “达”，只有在群体的 “立” 与 “达” 中才能实现。
春秋时期的晏子，践行 “立人达人” 的典范。他身为齐相，“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史记?管晏列传》记载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闲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却 “散千金之财，分衣食之具” 救助宗族；见越石父贤而在缧绁，“解左骖赎之，载归”，待之以礼。越石父事后要求绝交，说 “吾闻君子屈于不知己而信于知己者。方吾在缧绁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赎我，是知己；知己而无礼，固不如在缧绁之中”，晏子道歉后 “延入为上客”，这种相互尊重，正是 “立人” 的真谛 —— 不仅给予物质帮助，更承认对方的人格尊严。
孔子本人的经历，是 “己欲达而达人” 的生动注脚。他周游列国时，“所至必闻其政”，并非为个人富贵，而是 “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希望恢复周礼的和谐秩序；见南宫适 “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赞叹 “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认可其在不同境遇下的通达；教导弟子 “学而优则仕”，是希望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这种 “达” 不是个人显达，而是 “博施于民” 的能力提升 —— 正如《孔子家语?致思》记载，孔子使子贡 “之齐，籴于吴”，子贡利用齐鲁吴三国的物价差异，通过 “贱买贵卖” 的商贸活动，既赚取利润缓解鲁国饥荒，又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既实现个人才能（达），又救助百姓（达人）。
“立人达人” 的核心是 “同理心”—— 将他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主体。《论语?颜渊》记载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这种 “爱” 不是怜悯，而是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推己及人。当代心理学中的 “共情能力”，与这种思想高度契合 —— 如神经科学发现，人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会在观察他人痛苦时产生类似反应，当我们看到他人受伤，自己的大脑运动皮层也会出现激活，这正是 “己欲立而立人” 的生物学基础。
四、能近取譬：仁道的实践方法
“能近取譬” 是 “立人达人” 的具体路径，意为 “从身边小事做起，以自身为喻”。“近” 指空间上的切近，如家人、邻里；“譬” 指方法上的类比，如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方法使仁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中庸》所言 “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
家庭是 “能近取譬” 的起点。孔子强调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 是 “己欲立而立父母”，如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内则》详细规定了侍奉父母的细节：“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冬天为父母暖被窝，夏天为父母扇凉席，晚上安顿父母休息，早上向父母请安；“弟” 是 “己欲达而达兄弟”，如 “兄弟怡怡”（《论语?子路》），《诗经?小雅?常棣》“兄弟阋于墙，外御其务。每有良朋，烝也无戎” 强调兄弟和睦的重要性。周文王 “孝友于兄弟”，《诗经?大雅?文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因其能 “近取譬” 于家庭，故能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将仁道扩展至天下。
邻里关系是 “能近取譬” 的延伸。《论语?雍也》记载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 紧接着孔子便以 “己欲立而立人” 回应，暗示博施济众需从邻里互助开始。春秋时期的 “里仁为美”（《论语?里仁》），正是强调居住环境中的仁行 —— 如 “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论语?乡党》），孔子为去世的朋友料理后事，亲自安排棺椁、祭奠仪式，《礼记?檀弓》记载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执女手之卷然。’夫子为弗闻也者而过之。从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闻之，亲者毋失其为亲也，故者毋失其为故也’”，即使对方行为不当，仍保持对逝者的尊重，便是邻里仁行的范例。
职业场域是 “能近取譬” 的拓展。《论语?子路》记载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 孔子并非轻视农圃，而是强调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在各自职业中践行仁道：农夫 “不违农时” 是对自然的仁，《孟子?梁惠王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工匠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是对技艺的仁，《诗经?卫风?淇奥》“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赞美工匠的精益求精；士人 “敬其事而后其食” 是对职责的仁，《论语?卫灵公》“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这种 “在其位，谋其政” 的职业伦理，正是 “立人达人” 在工作中的体现。
孔子的 “能近取譬”，反对 “远求而近弃” 的虚伪。《论语?阳货》批评 “乡愿，德之贼也”，正是因为乡愿 “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对远方的苦难慷慨陈词，却忽视身边的责任。如《孟子?离娄下》记载的 “齐人有一妻一妾”，对外吹嘘与富贵者交往，“必餍酒肉而后反”，实则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这种 “不能近取譬” 的伪善，与仁道背道而驰。
五、孔门弟子的仁行实践
孔门弟子中，颜回以 “安贫立人” 践行仁道。他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记载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却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论语?为政》），在贫困中仍帮助同学解惑，子夏问诗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颜回以 “绘事后素” 点拨，使子夏领悟 “礼后乎”；孔子周游列国被困陈蔡，“绝粮七日，外无所通，藜羹不充”，颜回 “采薪” 归来，见子路、子贡抱怨，便与孔子 “弦歌不辍”，《孔子家语?在厄》记载 “孔子弦歌于室，颜回择菜于外，子路、子贡相与言曰：‘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细人也。召而来，吾语之。’子路、子贡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改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稳定众人情绪。颜回的 “立人”，不依赖物质，而通过精神鼓励，正如《周易?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 “能近取譬” 于自身处境的坚韧，使他成为 “仁” 的典范。
子贡以 “经商达人” 诠释仁道。他 “废着鬻财于曹、鲁之间”（《史记?货殖列传》），“废着” 即 “贱买贵卖”，通过观察市场波动获利，经商致富后，“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却始终 “忆昔当年存二老，至今歌颂满江湖”—— 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家语?致思》记载 “孔子之楚，而有渔者而献鱼焉，孔子不受。渔者曰：‘天暑市远，无所鬻也，思虑弃之粪壤，不如献之君子，故敢以进焉。’于是夫子再拜受之，使弟子扫地，将以享祭。门人曰：‘彼将弃之，而夫子以祭之，何也？’孔子曰：‘吾闻诸，惜其腐谂，而欲以务施者，仁人之偶也，恶有受仁人之馈而无祭者乎？’” 解救被困的孔子和弟子。子贡的 “达人”，通过商业活动创造价值，既实现自身通达（己达），又帮助他人脱困（达人），展现了 “立人达人” 的多样性。
子路以 “勇武立人” 践行仁道。他 “性鄙，好勇力”，《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 “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却在孔子教导下领悟 “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卫国为官时，“为蒲大夫，辞孔子。孔子曰：‘蒲多壮士，又难治。然吾语汝：恭以敬，可以执勇；宽以正，可以比众；恭正以静，可以报上’”（《孔子家语?子路初见》）。他治理蒲邑，“三月而孔子往观之”，见 “男女异路，道不拾遗”，《孔子家语?辩政》记载 “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见由之为政，而未见其细也。敢问何行而可？’孔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 既 “平治百姓”（立人），又 “保障一方安宁”（达人），最终在 “蒯聩之乱” 中 “结缨而死”，《左传?哀公十五年》记载 “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以生命践行 “食其食者不避其难” 的仁道。
冉有以 “政事达人” 展现仁道。他为季氏宰时，“赋粟千钟”（《论语?先进》），却反对季氏 “旅于泰山” 的僭越行为，《论语?八佾》记载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在齐鲁 “夹谷之会” 中，协助孔子挫败齐国的阴谋，“齐侯将享公，孔子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左传?定公十年》），“归而增其赋”，将增加的赋税用于改善民生，修建水利、开垦荒地。冉有的 “达人”，通过政治实践推动制度变革，比单纯的物质施惠更具长远效果，体现了 “立人达人” 的制度性价值。
六、历史长河中的仁道演进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 “立人达人” 发展为 “仁政” 思想。他对齐宣王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孟子?梁惠王上》），将家庭中的 “能近取譬” 扩展至国家治理；提出 “制民之产”，确保 “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滕文公上》“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使 “立人” 有了物质基础；主张 “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通过制度设计实现 “达人”。孟子的贡献，在于将 “仁” 从个人德性升华为治国理念，认为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
汉代的董仲舒，以 “天人感应” 诠释 “立人达人”。他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 “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强调 “爱人” 的主动性；提出 “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汉书?食货志》记载 “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通过限制土地兼并践行 “达人”。他还提出 “三纲五常”，以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规范人际关系，以 “仁、义、礼、智、信” 作为 “立人达人” 的道德准则，使 “仁” 与封建制度结合，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石。
唐代的白居易，以 “文章达人” 践行仁道。他提出 “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创作《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秦中吟?轻肥》“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揭露权贵的奢靡与百姓的苦难；在杭州刺史任上，“筑堤扞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新唐书?白居易传》），这条堤后来被称为 “白公堤”，既以文章唤醒世人（达人），又以政绩造福百姓（立人），展现了 “立人达人” 的文化路径。他在《策林》中提出 “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 的社会问题，主张 “平均其地，均其食”，将 “立人达人” 的思想融入具体的社会改革方案。
宋代的范仲淹，以 “忧乐达人” 诠释仁道。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任参知政事时推行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改革官员考核制度，抑制恩荫特权，完善科举取士，试图通过改革实现 “立人”；在地方为官时，“兴学校、修水利”，如 “泰州西溪盐仓监时，筑海堤数百里，后人称为‘范公堤’”，保护沿海百姓免受潮灾；知苏州时，“浚五河，导太湖注之海”，《宋史?范仲淹传》记载 “岁大蝗旱，江、淮、京东滋甚。仲淹请遣使循行，未报。乃请问曰：‘宫掖中半日不食，当何如？’帝恻然，乃命仲淹安抚江、淮，所至开仓振之，且禁民淫祀，奏蠲庐舒折役茶、江东丁口盐钱，且条上救敝十事”。范仲淹的 “达人”，超越个人得失，以天下为己任，将 “立人达人” 提升至 “先忧后乐” 的精神境界。
明代的王阳明，以 “心学立人” 发展仁道。他提出 “致良知”，认为 “仁是心之本体”（《传习录》），“心外无物”，“立人达人” 源于内心的良知；推行 “南赣乡约”，规定 “同约中推年高有德为约长，次者为约副，又次者为约正、约史、知约、约赞”，每月朔望聚会，“彰善纠过”，通过民间自治实现 “立人达人”；平定宁王之乱后，“恤其民，罢不急之征”，《明史?王守仁传》记载 “帝时已亲征，自称‘威武大将军’，率京边骁卒数万南下。命安边伯许泰为副将军，偕提督军务太监张忠、平贼将军左都督刘晖将京军数千，溯江而上，抵南昌”，面对朝廷的猜忌，仍坚持 “抚其民人，绥其地方”，使 “江右民始复业”。王阳明的贡献，在于将 “仁” 内化为 “心即理” 的自觉，使 “能近取譬” 成为每个人的内在需求，“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传习录》）。
七、仁道的当代形态：从个人到社会
在慈善公益领域，“立人达人” 表现为 “赋能式救助”。传统慈善多为 “输血式” 捐赠，如发放救济粮款，《礼记?王制》“年不顺成，君膳不祭肺，马不食谷，驰道不除，祭事不县，大夫不食粱，士饮酒不乐” 的延续；现代公益则强调 “造血式” 赋能，如 “免费午餐” 项目不仅提供 meals，更培训当地厨师，改善学校厨房设施（立人），该项目自 2011 年启动至 2023 年，累计为超过 7000 所学校的 300 万学生提供午餐，同时培训厨师 5000 余人，升级厨房设备 2 万套；“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通过培训提升教学能力（己达），使更多乡村孩子获得优质教育（达人），2023 年该计划覆盖全国 22 个省份，培训教师 10 万人次，受益学生超过 500 万。这种转变，正是对 “己欲立而立人” 的当代诠释 —— 帮助他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而非单纯满足一时之需。
在企业责任领域，“立人达人” 体现为 “共享价值” 理念。传统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独达），如 19 世纪的工厂主压榨工人；现代企业则注重 “员工成长、环境友好、社区发展”，如华为 “以奋斗者为本”，为员工提供培训和发展机会（立人），“华为大学” 每年培训员工超过 10 万人次，覆盖技术、管理等多个领域，同时 “构建万物互联的智能世界”（达人），其 5G 技术帮助全球 170 多个国家提升通信水平；福耀玻璃 “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玻璃”，既实现企业愿景（己立），又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立人），在全球建立 43 个生产基地，创造就业岗位超过 3 万个，带动玻璃原材料、加工设备等相关产业产值增长超过 100 亿元。这种 “企业即仁体” 的实践，证明 “立人达人” 可成为商业模式的核心。
在教育领域，“立人达人” 表现为 “全人教育”。传统教育侧重知识传授（独达），如科举制下的死记硬背；现代教育强调 “立德树人”，如清华大学 “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 三位一体理念，鼓励学生 “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己立），同时通过 “社会实践” 服务社会（立人），2023 年清华学生参与的乡村振兴实践项目达 500 余个，覆盖全国 30 个省份；乡村振兴研究院培养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人才（己达），助力乡村发展（达人），该研究院自 2017 年成立以来，培养硕士、博士超过 1000 人，其中 80% 以上在基层从事农业技术推广、乡村治理等工作。这种教育观，将 “能近取譬” 于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的关系，践行了 “立人达人” 的真谛。
在国际关系中，“立人达人” 升华为 “人类命运共同体”。传统国际关系强调零和博弈（独达），如殖民时期的掠夺；中国倡导 “共商共建共享” 的全球治理观，如 “一带一路” 倡议，既推动中国企业 “走出去”（己达），又帮助沿线国家建设基础设施（达人），截至 2023 年，“一带一路” 项目累计创造 42 万个工作岗位，拉动近万亿美元经济增长，建设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超过 3000 公里；“新冠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既保障中国人民健康（己立），又援助其他国家（立人），中国向 12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 22 亿剂疫苗，其中 6 亿剂为无偿援助。这种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智慧，正是 “立人达人” 在国际舞台的体现。
八、仁道的永恒价值：从圣境到日常
孔子与子贡的对话，穿越两千五百年的时空，仍在叩问着每个时代的人们：仁是否必须惊天动地？答案是否定的。“博施济众” 的圣境固然崇高，但 “己欲立而立人” 的日常仁行更为根本。正如《周易?系辞》所言 “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仁道不在远方的圣坛，而在身边的琐事 —— 为父母端一杯水（立亲），帮同事解一个难题（立人），给陌生人一个微笑（达人），这些 “能近取譬” 的行动，共同构成了仁道的洪流。
历史上的圣人明君，如尧舜禹汤，其伟大不在于完美无缺，而在于始终朝着 “博施济众” 的方向努力；现实中的普通人，如志愿者、教师、医生，其可敬不在于功绩显赫，而在于践行 “立人达人” 的日常坚持。这种 “圣” 与 “仁” 的辩证，提醒我们：不否定崇高，更重视基础；不忽视理想，更强调行动。
在物质丰裕的当代，“博施济众” 的物质条件已初步具备，但 “立人达人” 的精神内核仍需坚守。警惕 “慈善作秀” 的虚伪（如摆拍捐赠照片），某明星在捐赠现场安排十余名摄影师拍摄，却仅捐赠价值 10 万元的物资；反对 “道德绑架” 的偏执（如逼捐），2021 年河南暴雨期间，部分网民逼迫企业捐款，甚至攻击捐款较少的公司；倡导 “真诚利他” 的朴素（如匿名帮助），杭州 “顺其自然” 连续 25 年匿名捐款，累计超过 1500 万元，却从未露面。正如孔子所言 “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仁的价值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是否真正 “欲立人”“欲达人”。
“立人达人” 的终极意义，在于构建 “各尽其能，各得其所” 的和谐社会。当每个人都能 “立”（安身立命），都能 “达”（实现价值），“博施济众” 的圣境便会自然呈现 —— 它不是少数人的功绩，而是全体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这或许就是孔子的深意：仁道的终点是圣境，而起点永远在脚下；实现的路径不是遥不可及的幻想，而是 “能近取譬” 的当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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