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赵政已经进入几乎癫狂的状态，完全是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在搞研究，你们或许很奇怪，为啥赵政进入研究室，那些工程师和专家教授对此不奇怪，因为赵政是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设计者，虽然他把所有的功劳归结到了振夏工业设计院。
其实大家都很强清楚这些究竟是怎么回事，让刘银春也很是汗颜，不过这段时间他是紧跟在老板身后的，也确实学到了很多，尤其是设计的眼光与格局，已经得到了大大的扩展与提升，更见识到了老板思维的缜密性是究竟如何的强悍了，更是让他受益匪浅。
振夏系现在是众多重大项目同时前进，也幸亏前段时间在国际原油期货中斩获颇丰，不然不管哪一个财团，都禁不起赵政这么火力全开地去折腾的，振夏系现在每天投入的资金都是以亿计的，而且单位是美元。
现在整个振夏系每天过得心惊肉跳的是只有魏淑华，自从担任了振夏经济研究院的审核部部长之后，她才算是真正地进入了振夏系核心管理层，原来振夏科研院、振夏重工研究院、振夏军工、还有振夏安保的核心账目根本就不可能让外面的会计事务所审计的，就连振夏系入股的环球明成律师会计事务所都没有审计权，所有核心的项目经费审批权全部在技术院长和行政院长以及老板的手中，要三者共同签字，大额核心项目的研发经费才会获得审批，原来振夏系的真正实力隐藏得是那样的深，老板想让人看到的，别人才能看到，而魏淑华现在的工作大部分就是在处理这几个公司的核心账目，审计并加以完善，毕竟那么大资金的支出，外界总归会有察觉的，必须把核心账目处理好，且得找到很好的借口和隐藏的手段，所以魏淑华是日子过得最辛苦且每天提心吊胆的，她还真担心老板玩脱了，还好，振夏系各集团公司的收益，老板一点调动的迹象都没有，这让她也安心不少。
日子就在赵政的忘我忙碌中快速地往前度过着，而振夏系在国内的投资都已经开始落地了，纺织类的两个项目和石油化工项目都落地苏省南通了，至于天然矿泉水项目和中草药收购项目也在落实之中；
其中还有一个插曲，那就是沪海跟苏省试图去竞争，见状苏省的其余城市也试图和南通竞争，国家高层并不反对这样的招商竞争，可无奈于振夏系就是看中了南通此地，振夏系就是铁了心把这三个项目在南通投资落地，国内商务门、沪海的领导们甚至于苏省的部分领导也很无奈，只能尊重振夏系的选择。
虽然霍老也能够影响振夏系的一些决定，虽然霍建宁就是振夏系最有权力的几人之一，但这是赵政的决定，不管是霍老还是霍建宁都不会轻易去试着说服赵政改变这项决定，赵政这一年多来在商业布局上已经展现了其超凡的能力，所以他们坚信赵政这样做肯定有其深刻用意的。
按道理来说，项目落地没有问题了，就该签署投资落地协议了，可振夏系又要求在影视基地附近投资一家大型国际机场，且还请求开通国泰在国内个家城市的航线；不仅如此，和黄公司和长实联合起来打算在南通和苏州、南通和沪海之间各建一条长江大桥，并建立两条高速公路，加强南通和沪海、苏州之间的联系，大力发展南通的同时，也在无形之中确定了沪海在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领头羊地位，由此可见振夏系并不是不想再沪海投资，而是振夏系估计在酝酿着什么大的投资布局，只是振夏系和长实的这两项投资又再次让国内高层再次陷入的不断地会议讨论之中。
改革开放这是一条确定了政策，国家也刚刚确定了深市、珠海、汕头和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且振夏系已经在深市进行了大额投资，现在却转头把目标瞄准了特区之外，本来这些也无可厚非，只要能够给国家带来外汇，带来项目，带来技术，国内高层是肯定欢迎了，只是振夏系这样的投资速度，既然国内高层有些担忧，也让国内高层似乎有种被振夏系牵着鼻子转的感觉，因此会议上的争议颇大，不过总设计师可不这么认为，他的内心中似乎有所猜测，只不过国内毕竟落后和闭关已久，且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能想振夏系一样，大搞特搞，那么快速地前进和过快地扩大经济特区，不过有振夏系牵头，带领着一帮港区的华资进入国内投资的机遇国家是不可能错过的。
1978年11月，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恢复和发展了中共“八大”确立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正确的组织路线，作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重大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任务。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它标志着“洋跃进”的中止，一个新的更注重实效的发展战略起步。新的更注重实效的发展战略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得到说明。
首要的一点，是经济建设而不再是阶级斗争，被置于全党工作的中心。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号召“抓革命、促生产”，经济建设被放在次要地位，经济建设要服从政治斗争。由于片面强调阶级斗争，致使阶级斗争愈演愈烈，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紧张的政治斗争氛围，造成人人自危，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无心搞建设，也不可能搞建设。政治斗争频繁的另一个后果是，经济政策反复多变，摇摆不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全面科学地分析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如果撇开阶级斗争的权力争夺的意义，仅就其经济内涵而言，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表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指导思想上的现实主义倾向，而非“乌托帮”的幻想。正如总设计师一贯倡导的：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事实上，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所要求的。
其次，在部门发展顺序方面，农业与轻工业得到了比较多的重视和支持，重工业的发展被控制在与农业、轻工业发展相适应的限度内。为了促进农业的发展，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将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关于加快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发给各地农村社队试行。9月23日，在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定》中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措施，其中包括增加国家对农业的投资、扩大对农业的贷款，大幅度地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同时减轻农民负担。与此同时，还积极向全国推广在部分地区率先实行的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
为了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提出，要适当提高轻纺工业的投资比重，适当增加轻工业生产所需要的外汇。6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确定，优先保证轻纺工业生产所需要的燃料动力和原材料的供应，适当增加轻纺工业所需要的原材料进口和贷款。1980年1月，国务院决定对轻纺工业实行“六个优先”的原则。
当然，在经济改革的最初阶级，对农业、轻工业发展采取鼓励、支持性的政策措施，同时限制某些重工业的发展，主要是因为重工业长期优先增长脱离了农业与轻工业的需要，转而向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方向发展，而农业、轻工业发展严重滞后，不能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当农业、轻工业滞后发展局面改变后，鼓励、支持发展的政策自然会相应得到调整。同样，限制某些重工业发展的政策，也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不过，就改革以来的总体状况而言，改革前很长时期里以限制农业、轻工业发展换取对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支持的格局已被打破。相反，受利益驱动，某些具有基础产业性质的重工业部门因利少、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而发展不足，那些利大、投资省、回收期短的轻纺工业发展饱和甚至过剩。
第三，在积累与消费、生产与生活的关系方面，改变了过去高积累、低消费、重生产、轻生活的做法，按照“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压缩积累规模，提高消费基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使人民生活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在发展的动力机制方面，一改过去排斥和否定物质刺激，仅仅依靠思想动员，精神激励的做法，从实际出发，逐步恢复了物质奖励制度，推行计件工资制。1978年5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奖励和计件工资制度的通知》，奖励制度和计件工资开始恢复。到1979年，全国绝大部分企业都已实行了奖励制度。此后，逐步对工资制度和奖金分配制度进行了改革。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在工资和奖金分配上，要拉开档次，消灭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的现象，真正实现“奖勤罚懒”。
通过物质利益上的差别，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当然，强调物质刺激，并不否认思想动员、精神激励在促进生产发展方面的作用。大张旗鼓地宣传雷锋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加强对广大党员、干部以及群众政治思想教育，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第五，突破了闭关锁国的发展格局，经济朝着更加开放的方向发展。50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歧视和封锁，东方国主要同苏盟和东欧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实行“一边倒”的对外经济政策。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东方国走向了闭关自守的道路，自力更生成为指导经济建设的基本原则，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闭关自守的历史表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东方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因此总设计师提议，只要振夏系愿意在国内投资，只要振夏系的投资是利国利民的，全面放开，合资也好、独资也罢，股份股权按照振夏系的要求来办理，而国家基础建设方面的投资，国家其实更应该欢迎，学习国外收费的形式也值得借鉴，商人总归是向利润看齐的，不过要增加一个年份限制，毕竟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就这样振夏系在国内的投资，目前看来确实是可以畅通无阻了，而且很多省份的领导层也都开始打起了自己心中的那份小九九，和振夏系合作就代表着有外汇进账，和振夏系合作，就代表着本省的经济发展将会借助一个起步的契机，和振夏系合作还代表着该省份可能会更新更先进的技术引进，和振夏系合作……
因而最近霍老和霍建宁下榻的国宾馆，成为了各省大员的聚集地，搞得霍老和霍建宁苦不堪言，可又无可奈何，不过整体而言，霍建宁心中曾有的那些点滴不愤如今总算被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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