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纪三十四，从公元401年（辛丑年）到公元402年（壬寅年），共二年。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辛丑年）
春天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想称帝耍耍，手下群臣都跟着起哄。安国将军鍮勿仑劝道：“咱祖上以来都是披头散发穿左衽装，从不搞那些冠冕堂皇的打扮，跟着水草迁徙，也不住固定房子，这才能在沙漠里横着走，跟中原叫板。现在想称帝搞虚名确实能顺民心，但一旦建都定居，就不好跑路了，存了粮食还容易被人惦记。不如让中原人住城里搞农业生产当后勤，咱自己专心练射箭打仗，邻居弱就欺负一下，强就躲远点，这才是长久之计。再说虚名又不能当饭吃，反而容易成活靶子，搞这玩意儿干啥！”利鹿孤一听：“还是你懂行！”于是改称河西王，让广武公傉檀当三军总司令兼凉州省长、办公厅主任。
二月丙子日，孙恩从浃口出兵，攻打句章城没打下来。刘牢之过来揍他，孙恩又逃回海里当“岛主”。
秦王姚兴派乞伏乾归回镇苑川，把他原来的部下都还给他了。
凉王吕纂是个酒蒙子加打猎狂，太常杨颖劝他：“老板您受命于天，得用正道守家业啊。现在地盘越来越小，缩在两个山岭之间，您不兢兢业业搞事业，整天沉迷喝酒打猎，我真替您捏把汗。”吕纂嘴上客气道歉，实际该咋咋地。番禾太守吕超擅自攻打鲜卑思盘，思盘让弟弟乞珍去吕纂那儿告状，吕纂让吕超和思盘都来朝廷对质。吕超怕了，到姑臧后，使劲巴结殿中监杜尚。吕纂见了吕超，怼他：“你仗着兄弟能打，就敢欺负我？今天非斩了你，天下才能太平！”吕超赶紧磕头认错。其实吕纂也就是吓唬吓唬他，没真想杀。后来还拉着吕超、思盘和群臣在内殿开派对。吕超的哥哥中领军吕隆一个劲劝吕纂喝酒，把他灌得酩酊大醉，然后坐着手推车带吕超等人在宫里晃悠。到琨华堂东阁时车过不去，吕纂的保镖窦川、骆腾把剑靠在墙上帮着推车。吕超突然抄起剑刺吕纂，吕纂下车想抓他，结果被捅穿了胸膛；窦川、骆腾上来搏斗，也被吕超干掉。吕纂的皇后杨氏让禁兵讨伐吕超，杜尚拦住说别瞎掺和，士兵们都放下武器不打了。将军魏益多冲进来想砍吕纂的头，杨氏说：“人都死了跟石头似的啥也不知道，何必再糟蹋尸体呢！”魏益多骂了句脏话，还是割了吕纂的头示众，喊着：“吕纂违背先帝命令，杀太子自己上位，荒淫暴虐。番禾太守吕超顺应民心把他干掉，这是为了国家安定！大家伙都该庆祝庆祝！”
吕纂的叔叔巴西公吕佗、弟弟陇西公吕纬都在北城。有人劝吕纬：“吕超这是叛乱，您是皇帝弟弟，举着大义旗号讨伐他肯定行。姜纪、焦辨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苑，都是自己人，怕啥！”吕纬整兵准备和吕佗一起干吕超。吕佗的老婆梁氏拦着：“吕纬和吕超都是咱兄弟的儿子，为啥帮吕纬打吕超，自己当枪使呢！”吕佗就对吕纬说：“吕超事儿都成了，占着兵器库，握着精锐部队，不好搞啊。况且我老了，干不动了。”吕超的弟弟吕邈跟吕纬关系铁，忽悠吕纬：“吕纂杀兄弟是贼，吕隆、吕超顺民心讨伐他，就是想拥立您啊。您是先帝长子，该当老大，没人会反对，别犹豫了！”吕纬信了，单枪匹马进城，结果被吕超抓起来杀了。吕超让吕隆上位，吕隆还假装不好意思，吕超说：“现在咱是骑龙上天，哪能中途下来！”吕隆于是当上天王，大赦天下改元神鼎，尊老妈卫氏为太后，老婆杨氏为皇后，封吕超为三军总司令兼辅国大将军、办公厅主任，安定公；给吕纂上个恶谥“灵帝”。
吕纂的皇后杨氏要出宫，吕超怕她带金银珠宝，让人搜身。杨氏说：“你们兄弟不讲武德，自相残杀，我早晚是个死，要珠宝有啥用！”吕超又问玉玺在哪儿，杨氏说：“早砸了！”杨氏长得漂亮，吕超想娶她，对她爹右仆射杨桓说：“你女儿要是自杀，就灭你全族！”杨桓把这话传给女儿，杨氏骂道：“老爹把女儿卖给氐人换富贵，一次就够缺德了，还想再来一次？”于是自杀了，谥号穆后。杨桓投奔河西王利鹿孤，被任命为左司马。
三月，孙恩往北进攻海盐，刘裕跟着阻击，在海盐老县城筑城防守。孙恩天天来攻城，刘裕多次把他打趴下，还斩了他的将领姚盛。城里兵少扛不住，刘裕夜里让人藏起旗帜人马，早上开门，让几个老弱病残上城。叛军远远问刘裕在哪儿，城上人说：“昨晚就跑路了。”叛军信了，一窝蜂往里冲。刘裕突然发力，把他们揍惨了。孙恩知道这城打不下来，就转攻沪渎，刘裕又弃城追过去。
海盐县令鲍陋让儿子鲍嗣之带一千吴兵，请求当先锋。刘裕说：“叛军很能打，吴人不擅长打仗，要是前锋败了，咱全军都得完，你们在后面摇旗呐喊就行。”鲍嗣之不听。刘裕于是设了很多伏兵，前锋一接战，伏兵全出来了。刘裕举旗擂鼓，叛军以为被包围了，赶紧撤退。鲍嗣之追上去，结果战死了。刘裕边打边退，手下快死光了，退到刚才交战的地方，让手下脱死人衣服装作很悠闲的样子。叛军起了疑心，不敢逼近。刘裕大喊着要再战，叛军吓跑了，刘裕这才带兵回去。
河西王利鹿孤讨伐凉国，和凉王吕隆开干，把对方揍惨了，迁了两千多户人口回去。
夏天四月辛卯日，北魏撤销邺行台，把管辖的六郡设为相州，让庾岳当刺史。
乞伏乾归回到苑川，任命边芮为长史，王松寿为司马，原来的公卿将帅都降职成了僚属副将。
北凉王段业忌惮沮渠蒙逊的勇猛谋略，想把他调远点；沮渠蒙逊也故意装低调。段业让门下侍郎马权代替沮渠蒙逊当张掖太守。马权向来豪爽有才，被段业信任重用，经常轻慢沮渠蒙逊。沮渠蒙逊就跟段业打小报告：“天下没啥好怕的，就怕马权搞事情。”段业于是杀了马权。
沮渠蒙逊对沮渠男成说：“段公没眼光没决断，不是能平定乱世的主，之前就怕索嗣、马权，现在这俩都死了，我想干掉段业拥戴哥哥你，咋样？”沮渠男成说：“段业本来是外来户，是咱家用立起来的，他靠咱兄弟俩才站稳脚跟，就像鱼靠水。人家信任咱，咱却搞他，不地道。”沮渠蒙逊于是请求当西安太守，段业正想让他离远点，立马同意了。
沮渠蒙逊和沮渠男成约好一起去祭兰门山，却偷偷让司马许咸告诉段业：“男成想借休假搞叛乱，他要是请求去祭兰门山，就证明我说得对。”到了日子，沮渠男成果然请去祭山，段业就把他抓起来赐死。沮渠男成说：“蒙逊先跟我策划谋反，我因为兄弟情分没说。现在因为我还在，他怕大家不服，所以约我祭山再诬告我，就是想让您杀了我啊。求您假装说我死了，宣布我的罪状，蒙逊肯定会反，到时候我奉您的命令讨伐他，准能搞定！”段业不听，还是杀了他。沮渠蒙逊哭着对大家说：“男成对段王忠心耿耿，却被无故冤杀，兄弟们能跟我一起报仇不？再说当初立段王是为了安定大家，现在全州乱糟糟的，段王根本撑不住！”男成平时人缘好，大家都愤怒哭泣，纷纷响应，走到氐池时，队伍已经超过一万人。镇军将军臧莫孩带着部下投降，羌人、胡人也大多起兵响应。沮渠蒙逊进军到侯坞扎营。
【内核解读】
隆安五年（公元401年）的历史记载，如同一幅浓缩的十六国乱世画卷，权力更迭的残酷、政治博弈的诡谲与人性挣扎的复杂在字里行间尽显。这一年的事件不仅勾勒出政权兴衰的短周期律，更折射出分裂时代下各方势力的生存逻辑与时代困局。
政权定位的清醒与迷失：南凉与后凉的路径分野
南凉武威王利鹿孤称帝之议的决策过程，展现了少数族政权在汉化与本位之间的理性权衡。安国将军鍮勿仑的谏言堪称乱世生存的清醒宣言：他直指“被发左衽”的游牧传统与“冠带之饰”的农耕文明差异，点明“建都立邑”虽象征正统却易成攻击目标，“逐水草迁徙”虽显原始却具战略机动性。这种对自身族群特性与生存环境的精准认知，使利鹿孤最终选择“更称河西王”的务实路线，将“劝课农桑”与“习战射”结合，既保留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又吸纳农耕文明的经济基础。这种定位调整为南凉赢得了发展空间，也为后来与后凉的对抗积累了资本。
反观后凉吕纂的统治，则陷入了典型的权力迷失。作为通过弑君篡位上台的统治者，吕纂本应励精图治以稳固根基，却“嗜酒好猎”“沈湎游畋”，对太常杨颖的劝谏“逊辞谢之，然犹不悛”。其性格中的致命缺陷在与吕超的冲突中暴露无遗：既以“斩卿”之语肆意威慑，又无实际处置的决断力；既设宴示好却毫无防备，最终在醉酒后的疏忽中死于非命。吕纂的悲剧印证了乱世中“德不配位”的必然结局——权力缺乏制度约束时，个人品行的缺陷足以引爆整个政权的危机。
政变链条中的人性博弈：后凉宫廷喋血的连锁反应
后凉宫廷政变的全过程，堪称权力斗争中人性幽暗面的集中爆发。吕超擅击鲜卑思盘引发的冲突，本是可调解的地方矛盾，却因吕纂的情绪化处理升级为致命危机。吕超通过“深自结于殿中监杜尚”的提前布局，为政变埋下伏笔；宴会上“兄中领军隆数劝纂酒”的刻意灌酒，展现了政变策划的周密；而窦川、骆腾“倚剑于壁”的细节疏忽，则成为悲剧发生的直接诱因。
政变后的权力真空期，各方势力的选择更显世态炎凉。纂后杨氏虽欲讨逆却被杜尚阻止，禁兵“皆舍仗不战”的集体倒戈，揭示了吕纂统治早已丧失人心；巴西公佗在妻子梁氏“自为祸首”的警示下放弃抵抗，反映出血缘关系在权力面前的脆弱；陇西公纬则在吕邈“尊立明公”的诱骗下放弃兵权，最终落得“执而杀之”的结局。这场政变中，亲情沦为权力博弈的工具，忠诚成为随时可弃的筹码，人性在生存压力与利益诱惑下呈现出复杂多面性。
值得注意的是杨氏的悲剧命运：从“止禁兵讨超”的理智，到劝阻魏益多“残其形骸”的仁善，再到拒绝吕超逼婚时“大人卖女与氐以图富贵，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的刚烈，她的形象成为乱世中女性尊严的微光。而其父杨桓“奔河西王利鹿孤”的选择，则印证了“良禽择木而栖”的乱世生存法则。
军事博弈中的战术智慧：刘裕抗孙恩的经典战例
刘裕在海盐对抗孙恩的战役，展现了弱势一方的战术智慧与心理素质。面对“贼兵甚精”的困境，刘裕采取了虚实结合的策略：“夜偃旗匿众，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的欺敌之术，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战机；“多伏旗鼓”的伏击战术，以有限兵力营造四面合围的声势；“令左右脱取死人衣以示闲暇”的心理战，在绝境中瓦解敌军斗志。这些战术不仅体现了刘裕卓越的军事才能，更反映出东晋末年基层将领在长期战乱中积累的实战智慧。
鲍嗣之“不从”节度导致战死的结局，则从反面印证了统一指挥在战场上的重要性。孙恩起义虽声势浩大，但缺乏正规军事训练的“吴兵”与刘裕麾下经战火淬炼的劲旅形成鲜明对比，这场战役也为刘裕日后崛起积累了军事资本与声望。
权谋算计的终极逻辑：沮渠蒙逊的反戈一击
北凉沮渠蒙逊的夺权阴谋，堪称十六国时期“借刀杀人”“舆论造势”的经典案例。他先是利用段业的猜忌心理除掉“豪隽”马权，扫清第一个障碍；继而以“求为西安太守”的外放请求麻痹段业，为举事争取空间；最终通过“约祭兰门山而反诬男成”的毒计，借段业之手除掉最具号召力的兄长，同时赢得“为兄报仇”的舆论正当性。
男成临终前的计策——“诈言臣死，暴臣罪恶，蒙逊必反；臣然后奉王命而讨之”，虽未被段业采纳，却揭示了权力斗争的核心逻辑：谁掌握了“大义”的解释权，谁就能获得更多支持。蒙逊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凭借“男成素得众心”的残余影响力，迅速集结“逾一万”部众，羌、胡部落的响应更凸显其族群号召力。段业作为“孤客”政权的脆弱性在此暴露无遗——缺乏根基的统治者，终将成为权力游戏的牺牲品。
乱世启示：生存法则与文明碰撞的时代注脚
隆安五年的历史事件，共同构成了十六国时期的典型特征：政权更迭的高频率（后凉一年内两次政变）、族群关系的复杂性（鲜卑、氐、羌、汉等多族群互动）、制度建设的碎片化（南凉的半游牧体制与后凉的仿汉制并存）。在这个“礼乐崩坏”的时代，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呈现多元形态——血统、军功、舆论、族群认同皆可成为夺权工具，却唯独缺乏稳定的制度保障。
南凉的务实定位与后凉的快速崩溃形成对比，证明在分裂时代，对自身实力与环境的清醒认知远比虚名更重要；刘裕的战术成功与沮渠蒙逊的权谋胜利，则共同揭示了乱世生存的核心能力——精准的判断力与果断的执行力。而杨氏、男成等人物的悲剧，则在残酷的权力叙事中注入了人性的温度与道德的追问。
这些发生在一千六百多年前的故事，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文明碰撞与权力博弈的活态教材，为理解中国中古时期的政治生态与社会变迁提供了生动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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