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平四年（公元252 年，壬申年）
春天，正月癸卯日，司马师当上了大将军。
在吴国这边，吴主把原来的太子孙和封为南阳王，让他住在长沙；仲姬的儿子孙奋封为齐王，住在武昌；王夫人的儿子孙休封为琅邪王，住在虎林。
到了二月，立了张氏为皇后，还来了波大赦。这张皇后是以前凉州刺史张既的孙女，东莞太守张缉的女儿。张缉也被召入朝拜为光禄大夫。
吴国那边还改了年号叫神凤，又大赦天下。
吴主的潘皇后性格刚猛暴躁，吴主生病的时候，她就派人问孙弘关于吕后临朝称制的事儿。身边的人实在受不了她的暴虐，趁她昏睡的时候，把她勒死了，对外谎称她是中了邪。后来事情败露，有六七个人因此被处死。
吴主病重，把诸葛恪、孙弘、滕胤、将军吕据还有侍中孙峻叫到卧室，托付后事。夏天四月，吴主去世。孙弘和诸葛恪向来不对付，怕被诸葛恪整治，就秘不发丧，打算假传诏书杀了诸葛恪。孙峻把这事告诉了诸葛恪，诸葛恪就请孙弘来商量事儿，然后在座位上把孙弘给杀了，这才发丧。给吴主上谥号为大皇帝。太子孙亮即位，又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建兴。闰月的时候，任命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诸葛恪一上台就下令取消了一些监视百官和百姓的制度，免除了百姓拖欠的赋税，还废除了关税，各种给百姓好处，大家都很开心。每次诸葛恪出门，老百姓都伸长脖子想看看他啥样。
诸葛恪不想让各位王爷待在靠近江边有兵马的地方，就把齐王孙奋迁到豫章，琅邪王孙休迁到丹杨。孙奋不愿意搬，还老是违反法度，诸葛恪就写了封信给孙奋，说：“帝王那可是跟老天爷一样尊贵的，所以天下都是他家的，臣子、父兄啥的都得听他的。仇人有优点，也得提拔；亲戚有恶行，也得惩处。这是为了顺应天理，治理万物，先顾国家再顾自己，这可是圣人定下来的规矩，千百年来都不变的道理。以前汉朝刚建立的时候，封了好多王子弟，结果他们势力太大就造反，对上差点危及国家，对下兄弟骨肉互相残杀，后来就吸取教训，把这当成大忌。从光武帝以来，对诸王就有制度，只能在宫里自己玩，不能管理百姓，也不能参与政事，跟外面交往都有严格禁令，这样才平安无事，各自保住了福气。这就是以前的经验教训啊。大行皇帝借鉴古代，预防祸患，考虑得长远，所以生病的时候，就把各位王爷都分到各自的封国，诏书里交代得很详细，禁令也很严格，啥都想到了。就是想上能安定宗庙，下能保全各位王爷，让国家代代相传，别出现国家灭亡、家族被害的悲剧。大王您应该往上学学太伯顺从父亲的志向，中间想想河间献王、东海王刘强恭敬顺从的节操，往下把以前那些骄横放纵、荒淫无道的王爷当成反面教材。听说您到武昌以后，经常违反诏书禁令，不遵守制度，还擅自调兵修建宫室。身边跟着的人有罪过，应该上表报告，交给有关部门处理，可您却私自把人杀了，事情也不弄清楚。中书杨融，是亲自接受了诏书敕令的，应该恭敬严肃，可他居然说‘我就是不听禁令，能把我怎么样！’听到这话，大家都又惊又怕，心里拔凉拔凉的。俗话说：‘镜子能照出人的样子，过去的事能让我们明白现在。’大王您一定要把鲁王当成教训，改变自己的行为，小心谨慎，对朝廷尽到礼数，这样的话，没啥愿望实现不了。要是您忘了先帝的教导，怀着轻视怠慢的心，我们这些臣子宁可对不起您，也不敢违背先帝的遗诏；宁可被您怨恨，也不敢忘了皇上的威严，让诏书敕令在藩臣这儿行不通！要是鲁王早点听那些忠诚正直的话，心里有所畏惧，那就能永享富贵，哪会有灭亡的灾祸呢！良药苦口，只有生病的人能心甘情愿喝下去；忠言逆耳，只有明白事理的人能接受。现在我们几个诚心诚意，想在萌芽状态就帮您消除危险，扩大您福运的基础，所以不自觉就说得比较多，希望您能好好想想！”孙奋收到信，害怕了，就搬到南昌去了。
以前，吴大帝修了东兴堤来阻挡巢湖的水，后来进攻淮南失败，为了往回撤船，就把东兴堤荒废了，没再修。冬天十月，太傅诸葛恪在东兴召集众人，重新修了大堤，在左右两边依山势修了两座城，每个城留一千人驻守，让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然后就带着大军回去了。
镇东将军诸葛诞跟大将军司马师说：“现在趁着吴国来侵犯，让王昶（字文舒）逼近江陵，毋丘俭（字仲恭）进攻武昌，牵制住吴国上游；然后挑选精兵攻打那两座城，等他们救援赶到的时候，咱们就能大获全胜。”这时候，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人各自献上征伐吴国的计策。朝廷因为这三个人的计策不一样，就下诏问尚书傅嘏。傅嘏回答说：“讨论的人有的想乘船直接渡江，在江面上横着走，打到吴国本土；有的想兵分四路一起进攻，攻打他们的城池堡垒；有的想在边境大规模屯田，等有机会再行动。这些确实都是打敌人常用的计策。但是咱们练兵以来，都三年了，又不是搞突然袭击的军队。吴国成为咱们的敌人都快六十年了，他们君臣一心，同甘共苦，现在又死了元帅，上下都很担忧害怕。要是他们在渡口要道排列战船，凭借坚固的城池和险要的地势防守，咱们想横着在江面上走，估计很难成功。现在咱们边境的防守跟敌人离得远，敌人布置的哨探又特别严密，咱们的间谍进不去，也啥都打听不到。军队要是没有耳目，情况都没弄清楚，就带着大军去面对巨大的危险，这就是想碰运气求功劳，先开战再想着怎么赢，可不是保全军队的好办法。只有进军大规模屯田，算是最稳妥的；可以下诏让王昶、胡遵等人选个险要的地方安营扎寨，仔细安排布置，再让三路军队同时向前推进防守。抢占他们肥沃的土地，让他们退回到贫瘠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好处；军队开出去，在百姓的前面，敌人就没法来抢劫，这是第二个好处；对附近的人招抚怀柔，投降归附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是第三个好处；把哨探布置得远远的，敌人的间谍就进不来，这是第四个好处；敌人要是往后收缩防守，他们的哨探肯定会变少，咱们屯田就容易开展，这是第五个好处；咱们可以就地吃屯积的粮食，士兵们就不用再运输粮食，这是第六个好处；一旦有机会，咱们马上就能出兵讨伐，速战速决，这是第七个好处。这七个方面，都是军事上的紧要事务。咱们不占据这些好处，敌人就会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咱们占据了，好处就归国家，这可不能不看清楚啊。双方的营垒离得近了，形势就相互交错，大家的智慧、勇气都能展现出来，巧妙的、笨拙的计策都能用上，通过试探就能知道得失的计策，通过较量就能知道谁强谁弱，敌人的情况虚实，还能往哪儿藏呢！用弱小的力量对抗强大的力量，就会劳役繁重，力量耗尽；用贫穷的国家对抗富裕的国家，就会赋税沉重，财物匮乏。所以说：‘敌人安逸，能让他变得劳累；敌人饱足，能让他变得饥饿’，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司马师没听他的。
十一月，下诏让王昶等三路大军进攻吴国。十二月，王昶攻打南郡，毋丘俭进攻武昌，胡遵、诸葛诞率领七万人攻打东兴。甲寅日，吴国太傅诸葛恪率领四万人，日夜兼程，去救援东兴。胡遵等人命令各军造浮桥渡河，在堤上列阵，分兵攻打两座城。城在地势高峻的地方，一时半会儿攻不下来。诸葛恪派冠军将军丁奉和吕据、留赞、唐咨作为前锋，从山的西边往上进攻。丁奉对各位将领说：“现在咱们各路军队走得太慢了，要是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那就很难跟他们争胜负了，我请求赶紧冲上去。”于是让其他各路军队都让开道路，丁奉自己率领手下三千人直接前进。当时刮着北风，丁奉扬起船帆，两天就到了东关，占领了徐塘。当时天下着雪，特别冷，胡遵等人正在摆酒席大聚会呢。丁奉看到他们前面的士兵不多，就对手下说：“想要封侯得奖赏，就在今天了！”于是让士兵们都脱下铠甲，扔掉长矛和戟，只戴着头盔，拿着刀和盾牌，光着上身沿着堤堰爬上去。魏军看到，都哈哈大笑，也不赶紧整军备战。吴国士兵爬上去后，就大声呐喊，砍破了魏军的前沿阵地，吕据等人也随后赶到。魏军惊慌失措，四散逃跑，争着抢着过浮桥，结果桥断了，好多人掉进水里，还互相踩踏。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人都死了，死的人数以万计。韩综以前是吴国的叛将，多次给吴国造成危害，吴大帝一直对他恨得牙痒痒，诸葛恪就让人把韩综的首级送去祭拜大帝庙。吴军缴获的车辆、牛马、骡驴都数以千计，各种物资堆积如山，然后就整顿军队，得胜而归。
当初，蜀汉的姜维攻打西平，俘获了中郎将郭循，蜀汉任命他为左将军。郭循想刺杀蜀汉皇帝，但一直没机会接近，每次借着给皇帝祝寿的机会，一边下拜一边往前凑，都被皇帝身边的人拦住了，一直没能成功。
评论
公元252年，即曹魏嘉平四年、东吴神凤元年与建兴元年，是三国中后期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里，魏吴两国均经历了权力核心的重大变动，军事冲突与政治博弈交织上演，为后续数十年的历史走向埋下了深刻伏笔。透过《资治通鉴》对这一年的记载，我们得以窥见三国后期权力运作的残酷逻辑与军事决策的致命影响。
权力真空下的继承危机：魏吴两国的高层动荡
曹魏与东吴在这一年几乎同时面临权力交接的挑战，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过渡模式。曹魏方面，正月癸卯日，司马师正式被任命为大将军，标志着司马懿死后司马氏权力的平稳过渡。这一任命看似常规，实则是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巩固权势的关键一步，为后续司马氏代魏铺平了道路。司马师以大将军身份总揽朝政，延续了其父司马懿的权臣路线，曹魏皇权进一步旁落。
东吴的权力交接则充满血腥与阴谋。吴大帝孙权晚年病重，四月驾崩前召诸葛恪、孙弘、滕胤等重臣“属以后事”，试图构建辅政团队维持权力平衡。但孙权尸骨未寒，辅政大臣内部便爆发火并——孙弘因与诸葛恪“素不平”，欲秘不发丧、矫诏诛恪，结果被孙峻告发，反遭诸葛恪设计诛杀。这场权力清洗虽使诸葛恪得以独揽大权，却也埋下了东吴权臣内斗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诸葛恪掌权初期展现出革新姿态：“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一系列惠民政策迅速赢得民心，史载“众莫不悦”“百姓延颈思见其状”。这种民望基础本可成为稳定政权的重要支撑，但诸葛恪随后的决策却逐渐偏离正轨。
宗室政策与权力制衡：诸葛恪的政治布局
诸葛恪执政后的首要政治动作，是调整宗室诸王的封地布局。他以“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为由，将齐王孙奋从武昌徙至豫章，琅邪王孙休从虎林徙至丹杨，刻意削弱宗室在军事要地的影响力。这一决策背后，暗藏着东吴长期以来的宗室干政隐患。
在给孙奋的书信中，诸葛恪深刻阐述了其宗室政策的逻辑：以汉初“诸王太强辄为不轨”、光武之后“诸王惟得自娱于宫内”的历史教训为鉴，强调“先国后身”“防牙遏萌”的治国原则。他直指孙奋“多违诏敕，不拘制度”的行为，警告其“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的风险。这番言论虽充满政治说教，却精准点出了三国时期宗室问题的核心矛盾——如何在维护皇权稳定与保障宗室利益间寻求平衡。
从历史效果看，诸葛恪的宗室迁徙政策虽暂时避免了诸王拥兵自重的风险，却也激化了与宗室的矛盾。孙奋“不肯徙，又数越法度”的反抗，预示着东吴统治集团内部裂痕的扩大。这种矛盾在后续的政治斗争中不断发酵，最终成为诸葛恪倒台的诱因之一。
东兴之战：军事决策失误与国运转折
嘉平四年的核心军事事件，是魏吴之间的东兴之战。这场战役的爆发，源于曹魏对东吴权力更迭的误判与军事冒险。镇东将军诸葛诞提议趁东吴国丧之际三路出兵，“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简精卒攻其两城”，试图一举突破东吴防线。这一计划得到司马师批准，却遭到尚书傅嘏的强烈反对。
傅嘏的军事分析堪称经典。他指出曹魏“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而东吴“君臣相保，吉凶共患”，此时贸然进攻难以奏效。他提出“进军大佃”的七项优势：夺其肥壤、兵出民表、招怀降附、隔绝间谍、易立佃作、士不运输、讨袭速决，主张以持久战消耗东吴实力。傅嘏的策略立足现实，强调“据之则利归于国”的务实思路，实为稳妥之策。
然而司马师未采纳傅嘏的建议，坚持三路伐吴。十二月，胡遵、诸葛诞率七万大军主攻东兴，架设浮桥渡水布阵，围攻东吴新建的两城。关键时刻，诸葛恪亲率四万吴军“晨夜兼行”救援，冠军将军丁奉上演“雪中奋短兵”的经典战例——率三千精兵“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堨”，趁魏军饮酒高会之际突袭，大破魏军。此役魏军“死者数万”，韩综、桓嘉等将领阵亡，“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被吴军缴获，成为三国后期魏吴交锋中吴军的重大胜利。
东兴之战的影响极为深远：对曹魏而言，此战打破了其趁东吴国丧获利的企图，损兵折将导致国力进一步消耗；对东吴而言，虽取得军事胜利，却使诸葛恪滋生骄傲情绪，为其次年贸然伐魏埋下伏笔；对诸葛恪个人而言，此战的胜利使其声望达到顶峰，但也加剧了其独断专行的倾向，最终引发宫廷政变。
历史启示：权力平衡与决策理性的重要性
嘉平四年的历史事件，浓缩了三国后期政治军事的核心矛盾。在权力传承层面，东吴的教训尤为深刻：孙权虽试图构建辅政体系，却未能解决权臣间的制衡问题，导致权力真空期的血腥内斗；诸葛恪虽凭借威望与能力稳定局面，却因急于集权而激化宗室矛盾，最终走向覆灭。这揭示出古代皇权体制下，权力交接的核心难题——如何在稳定与革新、集权与制衡间找到平衡点。
在军事决策层面，东兴之战展现了战略理性的重要性。傅嘏的“七利”分析与诸葛诞的冒险进攻形成鲜明对比，印证了“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至理名言。司马师忽视正确建议的决策失误，与诸葛恪抓住战机的果断指挥，共同决定了战役的走向，也影响了两国的国运兴衰。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公元252年的魏吴交锋，标志着三国鼎立格局的进一步演变。曹魏虽在国力上仍占优势，但内部司马氏与曹氏的权力斗争逐渐成为主线；东吴虽取得东兴之战的胜利，却未能改变其权臣干政的恶性循环；而蜀汉此时虽未直接参与战事，但姜维的北伐计划已在酝酿中，郭循刺杀刘禅未遂的事件，预示着蜀汉后期的政治危机。三国均已进入各自的衰落期，统一的曙光正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升起。
嘉平四年的风云变幻告诉我们：权力的稳定不仅需要制度设计，更需要执政者的理性与克制；军事的胜利不仅依赖兵力优势，更取决于战略判断的精准与战术执行的果断。这些历史经验，至今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无错的章节将持续在315中文网小说网更新,站内无任何广告,还请大家收藏和推荐315中文网！
喜欢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请大家收藏：(m.315zwwxs.com)超硬核解读资治通鉴315中文网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