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三年（公元242年，壬戌年）
春天正月，蜀汉的姜维带着小股部队从汉中回到涪城驻扎。
吴王孙权立他儿子孙和为太子，还宣布大赦天下。三月，昌邑景侯满宠去世。秋天七月乙酉这天，任命领军将军蒋济为太尉。
孙权派将军聂友、校尉陆凯率领三万士兵去攻打儋耳、珠崖。
八月，孙权封儿子孙霸为鲁王。孙霸是孙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孙权对他特别宠爱，跟孙和没啥差别。尚书仆射是仪兼任鲁王的老师，他上书劝孙权说：“我觉得鲁王天生品德高尚，又文又武。当下合适的做法，应该是让他镇守四方，成为国家的藩王，辅助朝廷。宣扬他的美德，展示他的威风，这才是国家的好规划，也是大家都期望看到的。而且太子和鲁王的待遇应该有所差别，这样才能端正上下的秩序，明确教化的根本。”这劝谏书都上了三四次，孙权根本不听。
正始四年（公元243年，癸亥年）
春天正月，魏国皇帝曹芳举行加冠礼，表示成年啦。吴国的诸葛恪突袭六安，掳走了当地百姓就跑了。
夏天四月，曹芳立甄氏为皇后，然后大赦天下。这个皇后是文昭皇后哥哥甄俨的孙女。
五月初一，发生了日全食。
冬天十月，蜀汉的蒋琬从汉中回到涪城，病情越来越严重。于是任命汉中太守王平为前监军、镇北大将军，负责督守汉中。
十一月，蜀汉后主刘禅让尚书令费祎担任大将军，还让他总管尚书台事务。
吴国丞相顾雍去世。
吴国的诸葛恪派人跑到老远的地方去侦察地形，想着攻打寿春。太傅司马懿带兵进入舒城，准备攻打诸葛恪，孙权赶紧让诸葛恪转移到柴桑驻扎。
步骘、朱然分别给孙权上书说：“从蜀国回来的人，都说蜀国打算背弃盟约，要和魏国来往，还造了好多船，修缮城郭。而且蒋琬守汉中的时候，听说司马懿往南来了，他不但不出兵趁机夹击，反而放弃汉中，回到离成都更近的地方。这事儿已经很明显了，没啥可怀疑的，咱们得有所防备。”孙权回复说：“我对蜀国可不薄啊，又是送礼又是结盟发誓的，没对不起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司马懿之前进舒城，没几天就退回去了。蜀国离咱们万里远，哪能知道这边的紧急情况就马上出兵呢？以前魏国打算进攻汉川，咱们这边刚加强戒备，还没行动呢，就听说魏国退兵了，蜀国难道就能因为这个怀疑咱们吗！别人说的话可不能轻信，我拿全家的身家性命跟你们保证。”
征东将军、都督扬、豫诸军事王昶上书说：“地形的险要程度是固定的，但防守的形势却不是一成不变的。现在咱们驻军在宛城，离襄阳有三百多里地，要是襄阳有紧急情况，根本来不及救援。”于是就把军队转移到新野驻扎。
曹魏宗室曹冏上书说：“古代的帝王，一定会分封同姓诸侯来显示亲近亲人，也会任用异姓大臣来显示任用贤能。要是只看重亲近亲人这一套，国家慢慢就会变得弱小；要是只偏重任用贤能，又会有被夺权的弊端。古代的圣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广泛寻求亲疏不同的人一起任用，这样才能保住国家，长治久安。现在大魏尊崇尊贵之人的法规虽然明确，但亲近亲人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对宗室子弟要么任用却不重视，要么干脆不用。我一想到这些，觉都睡不好，就把我了解的情况整理了一下，分析其中的成败。以前夏、商、周都经历了几十个朝代，可秦朝到二世就灭亡了。为啥呢？因为夏、商、周的君主和天下人共享百姓，所以天下人也和君主一起分担忧患；秦始皇却独揽大权统治百姓，所以国家危急的时候没人来救他。秦朝看到周朝的弊端，觉得是因为诸侯弱小才被夺权，于是废除五等爵位，设立郡县官员，朝廷内部没有宗室子弟辅佐，外部没有诸侯作为屏障，这就好比砍掉了自己的胳膊腿，只靠胸腹来支撑。旁观者都觉得心寒，可秦始皇还美滋滋地以为子孙能当万世帝王呢，这不是太荒谬了嘛！所以汉高祖刘邦拿着三尺宝剑，带着一群乌合之众，五年就成就了帝业。为啥呢？因为要砍断根深蒂固的东西很难成功，但摧毁枯朽的东西就容易多了，这是形势决定的。汉朝吸取秦朝的教训，分封子弟。等到吕氏家族专权，图谋危害刘氏天下的时候，天下之所以没有大乱，就是因为诸侯势力强大，像磐石一样稳固。但是汉高祖分封的土地超过了古代的制度，所以贾谊就觉得，要想天下太平，最好多封一些诸侯，但是削弱他们的势力，汉文帝没听他的。到了汉景帝的时候，贸然采用晁错的计策，削减诸侯的封地，结果引发了七国之乱。这事儿的根源在汉高祖，在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爆发，就是因为开始太宽松，制度过头，后来收紧又太着急，没有循序渐进。这就是所谓的‘树梢太大树枝会折断，尾巴太大就不好摆动’，尾巴和身体相连，有时候都不听使唤，更何况这尾巴还和身体不相连呢，怎么能摆动得好！汉武帝听从主父偃的计策，颁布推恩令，从那以后，诸侯势力就逐渐衰落了，子孙势力微弱，只能靠收取租税生活，不能参与国家政事。到了汉哀帝、汉平帝的时候，王氏家族掌握大权，借着周公辅政的名义，却干着田常篡权的勾当，宗室的王侯，有的甚至还为他们制造符命，歌颂王莽的恩德，这多悲哀啊！这么看来，不是宗室子弟只在汉文帝、汉惠帝的时候忠孝，到了汉哀帝、汉平帝的时候就叛逆了，只是因为他们权力小、势力弱，没办法稳定局势罢了。多亏了光武帝刘秀有非凡的才能，在王莽篡权已成事实的时候把他擒获，在汉朝断绝的时候重新延续了汉朝的皇统，这难道不是宗室子弟的功劳吗！可是光武帝却不吸取秦朝的教训，又沿袭了周朝的旧制度，到了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宦官专权，皇帝高高在上却孤立无援，大臣在下面玩弄权术，从此天下大乱，坏人纷纷起来争权，宗庙被烧成灰烬，宫室变成荒草丛生的地方。太祖曹操如龙飞凤翔，扫除了那些凶恶叛逆之人。大魏建立到现在已经二十四年了。我们看了五个朝代的存亡，却不采用他们好的策略，看到前面的车翻了，却不改变自己的路线。宗室子弟封王，却在空荡荡的地方，手下的百姓也不听他们使唤；宗室成员流落在民间，根本参与不了国家政事；他们的权力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势力也和一般人没差别。朝廷内部没有根深蒂固的稳固根基，外部没有像磐石一样的宗室联盟的帮助，这可不是安定国家、成就万世基业的办法啊。而且现在的州牧、郡守，就相当于古代的方伯、诸侯，都拥有千里土地，还掌握着军事大权，有的一个地方好几个人都是这样，有的兄弟几个都占据着重要位置；可是宗室子弟却没有一个能插进去，和他们相互制衡，这可不是强化主干、削弱枝叶，防备万一的办法啊。现在任用贤能的人，有的一下子就成了大城市的长官，有的当上了军队的将领；可是宗室子弟有文采的，只能当小县城的县令，有武略的，也只能指挥一百来人，这可不是鼓励贤能、优待宗室的做法啊。俗话说：‘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就是因为扶持它的腿多啊。这话虽然说的是小事，但道理可以用在大事上。所以圣明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不忘危险，在生存的时候不忘灭亡，这样天下有变故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了。”曹冏希望用这番议论让曹爽醒悟，可曹爽根本不采纳。
评论
正始三年至四年（公元242-243年），是三国格局相对稳定却暗流汹涌的关键时期。魏、蜀、吴三方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既延续了前期的战略惯性，又埋下了影响后期格局的伏笔。这段历史看似平淡的记载中，实则暗藏着政权内部的权力博弈、战略调整与潜在危机。
蜀汉：战略收缩与权力交接的隐忧
蜀汉在这两年的核心动向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收缩特征。正始三年正月，姜维率偏军从汉中返回涪城；次年十月，蒋琬也自汉中还住涪城，且“疾益甚”。这一系列动作标志着蜀汉对汉中的经营策略发生重大转变——从诸葛亮时期的“以攻为守”转向“据险自保”。蒋琬的病重与撤军，既是身体原因所致，也折射出蜀汉国力衰退后的现实选择：经过诸葛亮多次北伐的消耗，蜀汉已无力维持在汉中的长期重兵部署，不得不将防线向内收缩。
与此同时，蜀汉的权力结构也在悄然调整。正始四年十一月，后主刘禅以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正式确立了费祎作为蒋琬接班人的地位。这一任命延续了蜀汉“以文统武”的传统，却也埋下隐患：费祎主张休养生息，与姜维的北伐主张存在根本分歧，这种战略路线的冲突，为日后蜀汉内部的矛盾激化埋下伏笔。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姜维尚处于“偏军将领”的地位，其军事才能尚未完全施展，蜀汉的战略主导权暂时掌握在稳健派手中。
东吴：储位之争与外交信任危机
东吴在这一时期的核心矛盾集中在储位之争与外交信任两大领域。正始三年，孙权立子和为太子，却又封子霸为鲁王，且对二人“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这种模糊的态度直接引发了“二宫之争”的序幕。尚书仆射是仪多次上疏劝谏，主张“二宫宜有降杀，以正上下之序”，却被孙权拒绝。这一事件看似是皇室内部事务，实则暴露了东吴政权的结构性问题：孙权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的摇摆不定，打破了“嫡庶有别”的政治伦理，为日后朝臣分裂、党争加剧埋下了祸根。
在外交层面，东吴与蜀汉的联盟出现严重信任危机。步骘、朱然等重臣基于“蜀多作舟船，缮治城郭”“蒋琬弃汉中还成都”等表象，怀疑蜀汉“欲背盟与魏交通”，建议孙权加强防备。孙权虽表面驳斥“人言苦不可信”，实则反映出吴蜀联盟的脆弱性：两国联盟本就基于“共抗曹魏”的现实利益，缺乏深层的政治互信，一旦出现战略异动，猜忌便会滋生。孙权的强硬表态，既是对联盟的维护，也是对内部主战派的安抚，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吴蜀之间的信任问题。
军事上，东吴的动向呈现出试探性特征。诸葛恪袭六安、欲图寿春的动作，显示出东吴对淮南地区的持续关注；而聂友、陆凯率军三万击儋耳、珠崖（今海南岛），则体现了东吴对南方边疆的开拓，这种“外拓内稳”的策略，既是为了扩大战略空间，也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
曹魏：权力平衡与宗室困境的凸显
曹魏在这一时期的核心矛盾集中在权力结构与宗室政策两大领域。正始三年，满宠去世后蒋济接任太尉，司马懿则以太傅身份领兵入舒，显示出曹魏军界的新旧交替与权力平衡。曹爽作为辅政大臣，虽掌握核心权力，但司马懿的军事行动仍具自主性，这种“二元权力结构”暂时维持了稳定，却为日后的“高平陵之变”埋下伏笔。
而曹冏的上书堪称这一时期最具历史价值的政治文献。他尖锐指出曹魏宗室政策的致命缺陷：“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与“州牧、郡守跨有千里之土，兼军武之任”形成鲜明对比。曹冏的核心主张是“强干弱枝”——通过强化宗室权力以制衡地方势力，这一观点既借鉴了西周分封制的“亲亲之道”，又吸收了汉代“推恩令”的教训，试图构建“内外相维”的权力结构。
但曹爽对这一建议的“不能用”，暴露了曹魏政权的结构性困局：曹魏自曹丕以来便推行“削夺宗室权柄”的政策，以防止重蹈汉代七国之乱的覆辙，这种政策虽避免了宗室叛乱，却导致皇权孤立无援，为外姓权臣（如司马懿）的崛起提供了可乘之机。曹冏的预警如同空谷足音，却未能改变曹魏“强枝弱干”的既定国策，最终在十几年后酿成“司马代魏”的结局。
三国格局的共性问题与历史启示
从宏观视角看，这两年的历史事件折射出三国中后期的共性困境：权力传承的脆弱性与战略定位的迷失。蜀汉在诸葛亮去世后陷入“北伐与保守”的路线之争，东吴因储位问题引发内部分裂，曹魏则困于“宗室与权臣”的权力失衡，三国都未能找到稳定政权的最优解。
外交层面，吴蜀联盟的信任危机与曹魏的战略威慑形成微妙平衡。孙权对蜀汉的“破家保之”与对曹魏的谨慎防备，体现了小国在大国博弈中的生存智慧；而曹魏则通过司马懿的军事威慑，成功牵制了吴蜀两国的联动可能，维持了“以静制动”的战略优势。
这段历史的启示尤为深刻：权力结构的失衡往往始于细微的政策偏差。孙权对二宫的“无差别宠爱”、曹魏对宗室的“过度压制”、蜀汉的“战略收缩过度”，看似局部问题，实则逐渐侵蚀着政权的根基。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各方都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如吴是仪的劝谏、魏曹冏的上书），却因制度惯性或权力博弈而无力改变，最终一步步走向既定的命运轨迹。
总体而言，正始三年至四年是三国历史的“平静期”，更是“危机潜伏期”。各方的每一次决策都在重塑力量对比，每一次妥协都在积累矛盾，为日后的格局剧变埋下了历史的伏笔。这段历史也印证了“安不忘危，存不忘亡”的古训——一个政权的衰落，往往始于对潜在危机的漠视与战略方向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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