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二年（公元234年，甲寅年）
春天二月，诸葛亮带着十万大军从斜谷出兵攻打魏国，还派使者去跟吴国约定一起大规模进攻。
三月庚寅日，山阳公（汉献帝刘协）去世，魏国皇帝穿着素服为他发丧。
己酉日，宣布大赦天下。
夏天四月，发生了严重的瘟疫。
崇华殿失火。
诸葛亮到了郿县，把军队驻扎在渭水南岸。司马懿带领军队渡过渭水，背靠着渭水扎营抵抗，他跟将领们说：“诸葛亮要是从武功出兵，沿着山往东进攻，那确实让人担忧；要是他往西去五丈原，那咱们就没啥可担心的了。”结果诸葛亮还真就把军队驻扎在了五丈原。雍州刺史郭淮对司马懿说：“诸葛亮肯定会争夺北原，咱们应该先占领那里。”好多人都觉得郭淮说得不对，郭淮又说：“要是诸葛亮跨过渭水登上北原，和北山的兵力联合起来，切断通往陇地的道路，扰乱当地的百姓和少数民族，这对国家可不利啊。”于是司马懿就派郭淮去驻守北原。战壕和营垒还没修完，蜀汉的大军就来了，郭淮迎上去反击，把他们打退了。诸葛亮想到之前几次出兵，都是因为粮草供应不上，导致自己的志向没法实现，于是这次就分出一部分兵力去屯田，作为长期驻扎的基础。屯田的士兵和渭水岸边的老百姓混在一起耕种，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军队也没有扰民的行为。
五月，吴国老大进驻巢湖口，向合肥新城进发，对外号称有十万大军；又派陆逊、诸葛瑾率领一万多人进入江夏、沔口，朝着襄阳去；将军孙韶、张承进入淮河一带，向广陵、淮阴进军。六月，满宠想率领各路军队去救援新城，殄夷将军田豫说：“敌人这次是倾巢而出，大规模进攻，可不是贪图小利，他们是想以新城为诱饵，引咱们的大军过去。咱们应该让他们攻城，先挫挫他们的锐气，别跟他们正面硬刚。他们要是攻不下城，士兵肯定会疲惫懈怠；等他们疲惫懈怠了，咱们再出击，就能大获全胜。要是敌人识破了咱们的计谋，肯定就不攻城了，自己就会撤走。要是咱们现在就进兵，那就正好中了他们的计。”
当时在东边的将士们都在轮流休假，满宠上表请求召回中军的兵力，同时召回正在休假的将士，等兵力集结后再进攻。散骑常侍广平人刘邵建议说：“敌人刚到，心思集中，士气正旺，满宠带着少数兵力在当地作战，如果马上进攻，肯定压制不住敌人。满宠请求等兵力集结，这没什么错。我觉得可以先派五千步兵、三千精锐骑兵，作为先头部队出发，大张旗鼓地前进，制造声势。等骑兵到了合肥，把队伍拉开，多设些旌旗战鼓，在城下炫耀兵力，把敌人引出来，再绕到他们后面，截断他们的退路，还要切断他们的运粮通道。敌人听说大军来了，骑兵又断了他们的后路，肯定会吓得逃跑，不用打就自己溃败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满宠想放弃新城的防守，把敌人引到寿春，皇帝没同意，说：“以前汉光武帝派兵占据略阳，最终打败了隗嚣，先帝在东边设置合肥防线，在南边守住襄阳，在西边巩固祁山，敌人每次来都在这三座城下被打败，因为这些地方是兵家必争之地。就算孙权攻打新城，肯定也攻不下来。命令各位将领坚守，我亲自去征讨，等我到的时候，孙权估计就跑了。”于是派征蜀护军秦朗率领两万步兵和骑兵，去协助司马懿抵御诸葛亮，还告诫司马懿：“只要坚守营垒，抵抗住他们的锋芒就行，他们进攻没收获，撤退又找不到机会交战，停留时间长了粮食就会吃完，抢劫也抢不到东西，肯定就得撤退；等他们撤退的时候再追击，这就是大获全胜的办法。”秋天七月壬寅日，皇帝乘坐龙舟向东出征。满宠招募了一些勇士，烧毁了吴国的攻城器械，还射死了吴国老大的侄子孙泰；同时吴国的官兵很多都生病了。皇帝还没到，离战场还有几百里的时候，先派出的疑兵就到了。吴国老大一开始觉得皇帝不会亲自出征，听说大军来了，就赶紧逃跑了，孙韶也跟着退兵。
陆逊派亲信韩扁带着奏表去送给吴国老大，结果被魏国巡逻的士兵抓住了。诸葛瑾听说后特别害怕，写信给陆逊说：“主上已经回去了，敌人抓住了韩扁，咱们这边的情况他们都知道了，而且现在水位下降，咱们应该赶紧撤离。”陆逊没回复，还在催着士兵种葑菜、豆子，跟将领们像平常一样下棋、玩射箭游戏。诸葛瑾说：“陆逊足智多谋，他肯定有办法。”于是就亲自来见陆逊。陆逊说：“敌人知道主上已经回去，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可以专心对付咱们。而且他们已经守住了要害之地，咱们的将士们心里肯定有点动摇，这个时候咱们得先稳住自己，让大家安心，再想办法应变，然后才能撤退。现在要是直接表现出要撤退，敌人会觉得咱们害怕了，就会追上来，那咱们肯定会失败。”于是陆逊和诸葛瑾秘密商量了一个计策，让诸葛瑾督率战船，陆逊率领全部兵马向襄阳城进发。魏国人一直都害怕陆逊的名声，赶紧回兵救援襄阳城。诸葛瑾就带着战船出发，陆逊则有条不紊地整顿队伍，大张旗鼓地制造声势，慢慢向战船方向行进，魏国人都不敢逼近。走到白围的时候，陆逊对外假称要去打猎，实际上偷偷派将军周峻、张梁等人攻打江夏、新市、安陆、石阳，斩杀、俘虏了一千多人后才返回。大臣们认为司马懿正和诸葛亮对峙，局势紧张，皇帝可以向西到长安去。皇帝说：“孙权跑了，诸葛亮肯定也胆寒了，咱们的大军足够对付他，我没什么可担心的。”于是进军到寿春，考核各位将领的功劳，分别给予不同的封赏。
八月壬申日，把汉孝献皇帝（汉献帝刘协）安葬在禅陵。
辛巳日，皇帝回到许昌。
评论
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是三国中后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蜀汉、东吴联手发动的大规模北伐，与曹魏的防御反击形成激烈碰撞，不仅展现了三国军事谋略的巅峰对决，更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战略困境与人性博弈。透过这段历史记载，我们能清晰看到战争背后的战略逻辑、权力平衡与历史必然性。
蜀汉北伐：理想与现实的终极碰撞
诸葛亮在青龙二年发动的十万大军北伐，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亲征，也是蜀汉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此次北伐的战略部署与以往截然不同，体现了诸葛亮晚年对北伐困境的深刻反思。
诸葛亮选择从斜谷出兵，并与东吴约定同时大举，试图形成东西夹击之势，这一决策直指曹魏的防御弱点。曹魏的军事重心长期在东线（抗吴）与西线（防蜀）之间摇摆，两线同时受敌必然导致兵力分散。然而，这一理想化的战略协同在实践中却因信息传递滞后、双方节奏不一而效果大打折扣，暴露了古代联盟作战的天然缺陷。
在具体战术选择上，诸葛亮最终屯兵五丈原的决策，与司马懿的预判高度吻合。这一细节揭示了两位顶级军事家之间的“心理博弈”——司马懿精准把握了诸葛亮“稳扎稳打”的作战风格，而诸葛亮也深知司马懿“坚守不出”的防御策略。这种相互预判的僵局，恰恰反映了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蜀汉国力有限，经不起冒险；曹魏根基深厚，拖得起消耗。
郭淮争夺北原的插曲，堪称战术层面的经典案例。郭淮准确预判了诸葛亮试图控制陇道、隔绝关中与凉州联系的战略意图，通过抢先占据北原，成功粉碎了蜀汉的侧翼包抄计划。这一事件印证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军事规律，也说明曹魏在西线的防御体系已相当成熟，蜀汉很难找到突破口。
诸葛亮分兵屯田的举措，是其战略思想的重大转变。以往北伐屡屡因“运粮不继”功败垂成，此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的屯田策略，既是为持久战做准备，也体现了其“民为邦本”的治理理念。“百姓安堵，军无私焉”的记载，不仅展现了蜀军的纪律严明，更反衬出蜀汉在失去荆州后，只能依靠益州一地与曹魏长期抗衡的无奈。这种以攻为守的战略，本质上是蜀汉为延续政权合法性而进行的悲壮抗争。
东吴出兵：虎头蛇尾的协同作战
东吴在东线的配合行动，看似声势浩大——孙权亲率十万大军攻合肥新城，陆逊、孙韶分兵出击襄阳、淮阴，形成多点开花之势，但实际效果却差强人意，暴露出东吴军事战略的深层问题。
田豫对孙权战略意图的判断堪称精准：“贼悉众大举，非图小利，欲质新城以致大军耳。”孙权的真实目的并非攻占新城，而是引诱曹魏主力决战，试图复制赤壁之战“以少胜多”的奇迹。然而，曹魏方面已识破这一计谋，满宠、刘邵提出的“坚壁清野+袭扰后路”策略，精准击中了吴军的弱点——后勤补给线过长、攻坚能力不足。
刘邵建议的“扬声进道，震曜形势”战术，是心理战的经典运用。通过虚张声势、威胁后路，迫使吴军不战自乱，体现了曹魏在军事谋略上的成熟。而魏明帝拒绝满宠“拔新城守，致贼寿春”的提议，坚持“地有所必争”的战略思想，显示出其对地理重要性的深刻认识。合肥、襄阳、祁山这三大战略支点，如同曹魏的“铁三角”防御体系，成为东吴和蜀汉难以逾越的屏障。
孙权的迅速撤军，反映了东吴军事行动的投机性本质。当发现无法引诱魏军主力决战、己方又因“多疾病”战力受损时，孙权立即选择撤退，暴露出其“见利则进，无利则退”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缺乏战略定力的表现，使得东吴难以对曹魏构成真正威胁，也让吴蜀联盟的协同作战沦为空谈。
陆逊在撤军过程中的表现，则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才能。面对“大驾已还，贼得韩扁”的危急局面，陆逊通过“催人种葑、豆，与诸将奕棋、射戏如常”的镇定表现稳定军心，随后以“攻襄阳”为幌子掩护撤军，甚至趁机“斩获千馀人”，堪称“以退为进”的经典战例。这一细节既凸显了陆逊的个人能力，也反衬出东吴军事指挥体系的断层——除少数名将外，整体战略规划能力明显不足。
曹魏应对：成熟的防御体系与战略定力
曹魏在应对吴蜀联合进攻时的表现，展现了一个成熟政权的战略定力与系统优势。从最高统治者到前线将领，形成了高效的决策链条与执行体系，这是曹魏能够以一敌二的核心原因。
魏明帝的决策堪称典范。他一方面派遣秦朗“督步骑二万助司马懿御诸葛亮”，强化西线防御；另一方面坚持“自往征之”，亲赴东线指挥，通过“御驾亲征”稳定军心、震慑敌军。这种“两线兼顾、重点突出”的战略部署，体现了其出色的全局掌控能力。
对司马懿的敕令“但坚壁拒守以挫其锋”，精准把握了对付诸葛亮的关键——拖垮蜀军后勤。这一决策看似保守，实则击中了蜀汉的最大软肋。曹魏深知，与蜀军正面决战并非最佳选择，利用自身国力优势进行消耗战，才是成本最低的取胜之道。这种“以时间换空间”的战略思维，显示出曹魏统治集团的成熟与理性。
在具体战术执行上，曹魏将领展现了高度的战术素养与协同能力。从郭淮抢占北原，到满宠、田豫坚守新城，再到刘邵的袭扰策略，前线将领能够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合理建议，并得到中央的快速响应，形成了“上下联动、攻防有序”的作战体系。这种系统优势，是吴蜀两国难以企及的。
魏明帝拒绝“西幸长安”的提议，坚持先解决东线战事再处理西线，体现了其清晰的战略优先级。他深知“权走，亮胆破”的连锁反应——只要东吴撤军，蜀汉的孤注一掷就失去意义。这种“先易后难、各个击破”的策略，最终使得曹魏在两线作战中都取得了胜利。
历史启示：实力差距下的战略困境
青龙二年的战事，本质上是三国实力差距的集中体现。蜀汉和东吴虽然在局部战役中展现了出色的战术能力，但在战略层面始终无法突破曹魏的整体优势，这一结局具有历史必然性。
对蜀汉而言，诸葛亮的北伐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之举。尽管他通过屯田、治军等措施弥补了部分短板，但蜀汉与曹魏在人口、经济、资源上的巨大差距，决定了长期消耗战必然对蜀汉不利。诸葛亮的努力，更多是为了延续“兴复汉室”的政治理想，而非真正改变实力对比。
对东吴而言，此次出兵暴露了其“割据自保”的本质。孙权缺乏统一天下的雄心与战略定力，军事行动始终围绕“趁火打劫”的短期利益展开，无法形成持续的战略压力。这种实用主义倾向，使得东吴始终只能扮演“搅局者”而非“终结者”的角色。
对曹魏而言，胜利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以防御为核心、以消耗为手段、以体系为支撑”的成熟战略。通过地理支点、后勤保障、信息传递、人才储备等系统性优势，曹魏成功化解了吴蜀的联合进攻，为最终统一奠定了基础。
青龙二年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绝对实力差距面前，单纯的战术高明难以改变战略结局；而一个政权的成熟与否，不仅体现在军事能力上，更体现在战略定力、系统协同与民心向背上。这段历史，既是英雄人物的舞台，更是实力博弈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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