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己酉年）
春天，蜀汉诸葛亮派部将陈戒去攻打武都、阴平这两个郡，雍州刺史郭淮带兵去救援。诸葛亮亲自出兵到建威，郭淮就退兵了，诸葛亮顺利拿下这两个郡后回师。蜀汉后主刘禅再次下诏，任命诸葛亮为丞相。
夏天四月丙申日，吴王孙权正式称帝，实行大赦，改年号为黄龙。百官都来朝会，吴王把功劳归给周瑜。绥远将军张昭拿着笏板，正准备夸赞孙权的功德，还没开口，吴王就说：“要是按张公您以前的计策，我现在都得当乞丐讨饭吃了。”张昭听了超级惭愧，趴在地上，汗流浃背。
吴王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哥哥孙策为长沙桓王，立儿子孙登为皇太子，封长沙桓王孙策的儿子孙绍为吴侯。任命诸葛恪为太子左辅，张休为太子右弼，顾谭为辅正都尉，陈表为翼正都尉，谢景、范慎、羊衜等人都作为太子的宾客，这时候东宫号称人才济济。太子让侍中胡综写了篇《宾友目》，里面说：“才华出众，远超常人的，是诸葛恪；精准洞察时机，能探究幽深微妙之事的，是顾谭；善于言辞，能解开疑惑的，是谢景；钻研学问，辨析精微，可与子游、子夏相比的，是范慎。”羊衜私下反驳胡综说：“诸葛恪有才但粗心，顾谭精明但固执，谢景善辩但浮夸，范慎深沉但狭隘。”羊衜最后因为这话被诸葛恪等人厌恶，后来这四个人果然都倒台了，就像羊衜说的那样。
吴王派人带着吴、汉两国并尊二帝的提议去告诉蜀汉。蜀汉有人觉得和东吴结交没好处，而且名分和体制不顺，应该彰显正义，和东吴断绝联盟。丞相诸葛亮说：“孙权有篡位称帝的心思已经很久了，我们国家之所以忽略他这叛逆的行为，是想得到他作为犄角之势的援助。现在要是公开和他断绝关系，他必定对我们恨之入骨，我们就得调兵去东边防守，和他对抗，直到吞并他的土地，才能再去图谋中原。但东吴那边贤能的人才还很多，将相之间也和睦，不是一下子就能平定的。如果我们和东吴对峙，干等着双方军队老化，那正中北方曹魏的下怀，这可不是好办法。以前汉文帝对匈奴言辞谦卑，先帝刘备和东吴友好结盟，都是顺应形势，通权达变，深谋远虑，为长远利益考虑，而不是像普通人那样一时意气用事。现在议论的人都觉得我们和东吴、曹魏成三足鼎立之势，不能齐心协力，而且认为孙权已经满足于现状，没有进占中原的想法，这么推断，看似有理，实则不然。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力量和曹魏相比并不占优，所以只能凭借长江天险自保。孙权没办法越过长江，就像曹魏没办法渡过汉水一样，不是他们力量有余却不想占便宜，而是实在力不从心。要是我们大军前去讨伐曹魏，孙权往好里打算，会想着瓜分曹魏土地为以后做打算；往差里说，也会掳掠百姓，扩张领土，在国内展示武力，不会坐视不管。要是他按兵不动和我们保持和睦，那我们北伐的时候，就不用担心东边有后顾之忧，曹魏在黄河以南的军队也不能全部调到西边来对付我们，这样的好处可太大了。所以孙权篡位的罪名，先不宜公开指责。”于是，蜀汉派卫尉陈震出使东吴，祝贺孙权称帝。吴王和蜀汉结盟，约定平分天下，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东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州的土地，以函谷关为界划分。
张昭因为年老多病，上交了官位和所统领的事务，吴王改封他为辅吴将军，地位仅次于三公，改封娄侯，食邑一万户。张昭每次上朝拜见吴王，言辞气势都很激昂，一脸正义，曾经因为直言进谏违背了吴王的旨意，中间有段时间没被允许上朝觐见。后来蜀汉使者来了，夸赞蜀汉的德行美好，东吴群臣没人能驳倒他，吴王感叹说：“要是张公在这儿，那使者要么被折服，要么就没话说了，哪还能在这里自夸呢！”第二天，吴王派宫中使者去慰问张昭，顺便请他进宫相见，张昭离开座位谢罪，吴王赶紧跪着制止他。张昭坐定后，抬头说：“以前太后和桓王不把老臣托付给陛下，而是把陛下托付给老臣，所以我一心想着尽臣子的本分，报答深厚的恩情，只是我见识短浅，违背了陛下的旨意。但我一心为国，只想忠心耿耿，为国家奉献一切。要是让我改变想法，去贪图荣华，讨好别人，这我可做不到！”吴王连忙向他道歉。
元城哀王曹礼去世。
六月癸卯日，繁阳王曹穆去世。
戊申日，魏明帝追尊高祖大长秋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
秋天七月，魏明帝下诏说：“按照礼法，如果王后没有子嗣，就挑选旁支的儿子来继承大宗，这样的话，就应当继承正统，奉行公义，怎么能再顾及自己的亲生父母呢！汉宣帝继承汉昭帝之后，给生父悼考加上皇号；汉哀帝凭借外藩的身份被拥立，董宏等人却引用秦朝灭亡的例子，迷惑误导当时的朝廷，不仅尊奉恭皇，还在京都建立宗庙，又抬高藩王的妾室，让她们和长信宫的太后相比，在前殿排列昭穆次序，在东宫设置四个太后的位置，僭越违礼没有限度，人神都不保佑，还怪罪师丹忠诚正直的劝谏，最终导致丁氏、傅氏被灭族的大祸。从那以后，这种事接连发生。以前鲁文公颠倒祭祀顺序，罪过在于夏父；宋国行事不合制度，华元遭到讥讽。现在命令公卿和有关部门，要以过去这些事为深刻教训，如果后代万一有以诸侯身份继承皇位的，就应当明白作为后嗣的大义；要是有人敢用谄媚的言辞误导当时的君主，胡乱建立不正当的名号来干扰正统，称生父为皇，称生母为后，那辅佐大臣要毫不留情地诛杀他。把这些内容写在金册上，藏在宗庙里，记录在国家法典中！”
评论
太和三年（公元229年）是三国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里，蜀汉、东吴、曹魏三方势力围绕领土争夺、皇权确立与外交博弈展开了一系列关键行动，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更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谋、外交与人性的多重启示。
蜀汉的战略收缩与局部拓展：诸葛亮的务实选择
军事上的有限胜利
春季，诸葛亮派遣将领陈戒进攻武都、阴平二郡，面对曹魏雍州刺史郭淮的救援，诸葛亮亲率大军进逼建威，迫使郭淮退兵，成功收复二郡。这一胜利虽未从根本上改变蜀汉与曹魏的实力差距，却为蜀汉带来了实际利益：一方面拓展了领土，增强了边境防御纵深；另一方面提振了国内士气，诸葛亮也因此恢复丞相之位，巩固了权力基础。
外交决策的深层考量
同年，孙权称帝后提出“并尊二帝”的提议，蜀汉内部多数人主张“显明正义，绝其盟好”，认为与僭逆者结盟有损正统之名。但诸葛亮力排众议，提出了极具战略眼光的外交思路：
现实利益优先：承认孙权称帝虽违背“正统”观念，却能换取东线稳定，避免两线作战，为北伐曹魏创造条件。
实力评估清醒：诸葛亮指出东吴“贤才尚多，将相辑穆”，短期内无法吞并，若强行决裂，只会让曹魏坐收渔利。
历史经验借鉴：以汉文帝对匈奴“卑辞和亲”、刘备与东吴结盟为例，强调“应权通变，深思远益”的务实精神，反对“匹夫之忿”式的情绪化决策。
最终，蜀汉派遣陈震出使东吴，达成“中分天下”的盟约，将豫、青、徐、幽四州划归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划归蜀汉，司州以函谷关为界。这一盟约虽未真正实现，但为蜀汉争取了宝贵的外部环境，体现了诸葛亮“以柔克刚”的外交智慧。
东吴称帝：权力确立与内部整合
皇权合法性的构建
公元229年四月，孙权正式称帝，改元黄龙，完成了从吴王到吴帝的身份转变。为强化皇权合法性，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追尊先祖：追尊父亲孙坚为武烈皇帝，兄长孙策为长沙桓王，通过抬高家族地位巩固统治基础。
立储固权：立太子孙登，并为其配备了以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为核心的东宫班底，号称“多士”，既培养继承人势力，也拉拢了江东士族集团。
历史叙事重构：在称帝大典上，孙权刻意打压张昭，称“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暗讽张昭早年主降曹操的主张，既强化了自身决策的正确性，也借机削弱元老势力。
人才评价的前瞻性与局限性
东宫侍中胡综在《宾友目》中盛赞诸葛恪“英才卓越”、顾谭“精识时机”、谢景“凝辩宏达”、范惧“究学甄微”，但羊道却私下指出四人缺陷：“元逊才而疏，子嘿精而很，叔发辩而浮，孝敬深而狭”。后来的历史验证了羊道的判断——四人皆以失败告终。这一对比揭示了东吴人才评价中的矛盾：表面的“多士”光环下，隐藏着对性格缺陷与政治风险的忽视，为日后的权力斗争埋下隐患。
曹魏的低调与潜藏的正统之争
相较于吴蜀的活跃，曹魏在太和三年的记载相对简略，仅提及元城哀王曹礼、繁阳王曹穆去世，以及追尊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夫人吴氏为高皇后。但这一追尊行为极具政治意味：曹腾作为东汉宦官，被曹魏追尊为帝，本质上是通过重构家族谱系，强化曹魏代汉的合法性。
同时，魏明帝曹叡颁布诏书，强调“继大宗当纂正统而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矛头直指西汉哀帝尊生父为皇的“僭差”行为，实则暗讽吴蜀称帝的“非法性”，试图从意识形态上巩固曹魏的正统地位。这一诏书既是对内部宗法秩序的规范，也是对吴蜀“并尊二帝”的隐性回应，体现了三国时期“正统之争”的激烈性。
历史启示：务实与格局的重要性
太和三年的历史事件，集中展现了三国时期的政治逻辑与人性百态：
战略务实性决定生存空间：诸葛亮放弃“正统”执念、坚持联吴抗曹，孙权称帝后仍保持对蜀联盟，均体现了“权变”智慧。在实力失衡的格局下，拒绝情绪化决策、聚焦核心利益，是弱势方生存的关键。
人才评价需穿透表象：胡综对诸葛恪等人的赞誉停留在才能表面，而羊道却洞察其性格缺陷对政治生涯的致命影响。这提醒我们，人才选拔不仅要看能力，更要观其心性与格局。
正统之争本质是利益博弈：曹魏的追尊、蜀汉的“正义”之辩、东吴的称帝宣言，本质上都是通过意识形态构建，服务于现实权力需求。历史证明，脱离实力支撑的“正统”口号，难以真正撼动格局。
从宏观视角看，太和三年的吴蜀结盟与孙权称帝，标志着三国“鼎足之势”的正式确立。三方在军事、外交、意识形态上的角力，既塑造了当时的政治格局，也为后世留下了关于权力、利益与人性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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