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三，从公元228年（戊申年）到公元230年（庚戌年），共三年。
太和二年（公元228 年，戊申年）
太和二年正月，司马懿攻打新城，才十六天就把城拿下，还斩杀了孟达。申仪在魏兴待了老久，擅自假托朝廷命令刻印，随意封官。司马懿把他召来抓了，带回洛阳。
当初，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儿子夏侯楙娶了太祖的女儿清河公主，文帝从小就和他关系好，即位后，就让夏侯楙当安西将军，都督关中，镇守长安，接替夏侯渊的位置。诸葛亮打算进攻魏国，和手下人商量。丞相司马魏延说：“听说夏侯楙是皇上的女婿，胆小还没谋略。现在给我五千精兵，再带五千人背粮草，直接从褒中出发，沿着秦岭往东，到子午谷后向北走，不出十天就能到长安。夏侯楙听说我突然杀到，肯定弃城逃跑。长安城里就剩御史和京兆太守了。横门的粮仓以及百姓散存的粮食，足够我们吃的。等东边魏军集结，还得二十来天，而您从斜谷赶来，也能到了。这样，一下子就能拿下咸阳以西。”诸葛亮觉得这计策太冒险，不如稳稳当当地走大路，就能平定陇右，十拿九稳还没风险，所以没采纳魏延的计策。
诸葛亮宣称要从斜谷道攻取郿县，派镇东将军赵云、杨武将军邓芝当疑军，占据箕谷。皇帝派曹真都督关右各路军队。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攻打祁山，军队阵容整齐，号令严明。一开始，魏国因为蜀汉昭烈帝刘备死了，这几年蜀汉没啥动静，所以压根没防备。突然听说诸葛亮出兵，朝廷和民间都吓坏了。这时候，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都背叛魏国响应诸葛亮，关中地区震动，大臣们都不知道咋办。皇帝说：“诸葛亮向来倚仗山川险要固守，现在他自己送上门来，正好符合兵书里‘引敌人前来’的战术，肯定能打败他。”于是集结了步兵、骑兵共五万人，派右将军张合统领，往西去抵挡诸葛亮。丁未日，皇帝前往长安。
当初，越巂太守马谡才能出众，喜欢谈论军事谋略，诸葛亮特别看重他。蜀汉昭烈帝刘备临死前对诸葛亮说：“马谡这人说话浮夸，不切实际，不能委以重任，你可得看清楚！”诸葛亮却不这么想，让马谡当参军，每次见面谈论，都从白天聊到晚上。等出兵祁山的时候，诸葛亮没让魏延、吴懿等老将当先锋，而是让马谡率领各军在前，和张合在街亭交战。马谡不按诸葛亮的部署来，瞎指挥，放弃水源上山扎营，不在山下守城。张合切断了他们的取水道路，然后发起攻击，把马谡打得大败，士兵们四处逃散。诸葛亮前进没了据点，只好带着西县一千多户人家退回汉中。诸葛亮把马谡关进监狱，杀了他。诸葛亮亲自去祭奠，还为他流泪，照顾马谡的遗孤，就像平时一样关怀。蒋琬对诸葛亮说：“以前楚国杀了得臣，晋文公高兴得不行。如今天下还没平定就杀了有智谋的人，不可惜吗？”诸葛亮流着泪说：“孙武能在天下打胜仗，就是因为执法严明。当年扬干扰乱军法，魏绛杀了他的仆人。如今天下分裂，战争才刚开始，如果不执行军法，还怎么讨伐敌人呢！”
马谡还没战败的时候，裨将军巴西人王平多次劝马谡，马谡不听。战败后，大家都四散而逃，只有王平带领的一千人敲着鼓坚守，张合怀疑有伏兵，没敢逼近。于是王平慢慢收拢各营逃散的士兵，带着将士们回来了。诸葛亮杀了马谡和将军李盛，剥夺了将军黄袭等人的兵权，王平却被特别提拔，加官为参军，统领五部兵马并兼管军营事务，升为讨寇将军，封亭侯。诸葛亮上疏请求将自己降职三级，后主刘禅让诸葛亮担任右将军，代理丞相事务。这时候，赵云、邓芝的军队在箕谷也战败了，赵云收拢士兵坚守，所以损失不大，赵云也因此被贬为镇军将军。诸葛亮问邓芝：“街亭兵败，兵将们都各自逃命，箕谷兵败，兵将却没失散，为啥呢？”邓芝说：“赵云亲自断后，军用物资和各种杂物都没丢弃，所以兵将们不会失散。”赵云还有剩余的军资绢帛，诸葛亮让分发给将士，赵云说：“打仗没打赢，还有啥可赏赐的！这些东西都放进赤岸库，等十月再作为冬季赏赐吧。”诸葛亮觉得他做得特别好。
有人劝诸葛亮再发兵，诸葛亮说：“我们在祁山、箕谷的军队都比敌人多，却没打败敌人，反而被敌人打败，问题不在兵少，而在我一个人。现在我打算减少兵员、精简将领，严明赏罚、反思过错，研究将来如何灵活应变。如果做不到这些，就算兵再多又有啥用！从今往后，大家只要一心为国，多指出我的不足，那大事就能成功，敌人就能被消灭，功劳很快就能到手。”于是，诸葛亮考核有功劳的人，选拔壮烈之士，承认过错责备自己，把失误向国内公开，操练军队、讲习军事，为以后做准备。经过这番整治，士兵训练有素，老百姓都忘了之前的失败。诸葛亮出兵祁山的时候，天水参军姜维向诸葛亮投降。诸葛亮欣赏姜维的胆识和智慧，征召他为仓曹掾，让他掌管军事。
曹真去征讨安定等三郡，都平定了。曹真觉得诸葛亮在祁山受挫后，下次肯定会从陈仓出兵，就派将军郝昭等人守陈仓，修缮城池。
夏四月丁酉日，皇帝回到洛阳。
皇帝任命燕国人徐邈为凉州刺史。徐邈鼓励百姓务农存粮，兴办学校，申明教化，提拔好人，罢黜坏人。和羌、胡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小过错不追究；要是犯了大罪，先告诉他们的部落首领，让他们知道谁该判死刑，然后再斩首示众。因此，大家都信服他的威严和信用，凉州境内安定太平。五月，发生大旱。
吴王让鄱阳太守周鲂秘密寻找山中有名气、北方又知晓的旧族首领，让他们去骗扬州牧曹休。周鲂说：“那些普通的小首领，靠不住，事情可能会泄露，引不来曹休。请让我的亲信带着书信去引诱曹休，就说我被责备害怕被杀，想带着鄱阳郡投降北方，请求派兵接应。”吴王答应了。当时经常有郎官到周鲂那询问各种事情，周鲂就到郡府门前，剃掉头发谢罪。曹休听说这事，率领十万步兵、骑兵向皖城进发，来接应周鲂。皇帝又派司马懿向江陵，贾逵向东关，三路一起进军。
秋八月，吴王到了皖城，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授予黄钺，还亲自拿着马鞭接见他。任命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督，各率领三万人攻打曹休。曹休发现自己被骗了，但仗着人多，还是想和吴军交战。朱桓对吴王说：“曹休本来是靠亲戚关系才被任用，不是有勇有谋的名将。这次交战他必败，败了肯定逃跑，逃跑肯定会经过夹石、挂车这两条路。这两条路都很险要，如果用一万兵力堵住道路，他们就一个都跑不了，曹休也能被活捉。我请求带领我的部队去截断他的退路，如果托陛下的神威，能抓住曹休立功，就可以乘胜长驱直入，进取寿春，占领淮南，进而谋划许昌、洛阳，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能错过啊！”吴王问陆逊的意见，陆逊觉得不行，就没这么做。
尚书蒋济上疏说：“曹休深入敌境，和孙权的精兵对峙，而朱然等人在长江上游，能趁机攻击曹休的后路，我看不到这有啥好处。”前将军满宠上疏说：“曹休虽然明白果敢，但很少亲自带兵打仗。现在他走的这条路，背靠湖泊，旁边是长江，前进容易后退难，这可是兵家所说的‘絓地’。如果他进入没有坚固防守的地方，我很担心！”满宠的奏表还没得到回复，曹休就和陆逊在石亭交战了。陆逊亲自率领中路军，让朱桓、全琮为左右翼，三路一起进攻，冲击曹休的伏兵，把他们赶走，一路追击，一直追到夹石，斩杀、俘虏一万多人，缴获牛马骡驴等拉的车一万多辆，军用物资和器械几乎全被缴获。
评论
太和二年（公元228年）是三国时期军事与政治格局剧烈变动的一年，这一年发生的新城之战、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石亭之战等事件，不仅深刻影响了魏蜀吴三方的力量对比，更留下了诸多值得后世深思的历史教训。透过这些事件，我们能看到战略决策、人才任用、制度执行等因素对历史走向的关键作用。
新城之战：司马懿的决断与曹魏的集权巩固
正月，司马懿仅用十六天便攻破新城斩杀孟达，展现了其卓越的军事决断力与执行力。孟达作为反复无常的降将，占据新城试图割据，而司马懿在接到情报后迅速出兵，以闪电战终结叛乱，避免了曹魏西南边境的长期动荡。这一战役体现了快速反应在军事行动中的关键价值——在信息传递不畅的古代，司马懿的果断出击打破了孟达“待吴蜀援军”的幻想，也巩固了曹魏对荆州北部的控制。
与此同时，司马懿逮捕擅自刻印授官的魏兴太守申仪，将其押回洛阳，这一行动则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范畴。申仪长期在地方专权，本质上是东汉末年以来“地方割据惯性”的残留。司马懿的处置不仅削弱了地方势力，更强化了中央集权，为曹魏后续稳定西北边境奠定了政治基础。这一事件揭示了乱世中“削藩”与“集权”的必然性，只有打破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才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力量。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理想与现实的碰撞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是蜀汉政权试图扭转战略劣势的关键行动，却因一系列决策失误功败垂成，成为三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案例。
魏延提出的“子午谷奇谋”展现了军事冒险主义的可能性——以五千精兵奇袭长安，利用夏侯楙的怯懦实现战略突破。但诸葛亮选择“安从坦道，平取陇右”的稳健路线，这一决策反映了两种军事思想的对立：魏延的“险中求胜”与诸葛亮的“十全必克”。从结果看，诸葛亮的保守虽避免了奇谋失败的风险，却也错失了北伐初期最有利的战机。这提醒我们：战略决策需要在风险与收益间找到平衡，过度保守可能错失机遇，而盲目冒险则可能满盘皆输。
街亭之战的失败是第一次北伐的转折点，其核心问题在于人才任用的失误。诸葛亮无视刘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的临终告诫，破格提拔马谡为先锋，最终导致关键据点失守。马谡的失败并非偶然——他“违亮节度，舍水上山”的操作，暴露了理论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缺陷；而诸葛亮“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的赏识，则反映了领导者可能陷入的“偏好陷阱”。这一事件深刻证明：人才选拔必须以实践能力为核心，而非仅凭言辞或个人喜好，领导者更需警惕对“心腹”的过度信任。
值得肯定的是，诸葛亮在战败后的处理展现了成熟的治理智慧。他坚持“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的原则，依法诛杀马谡以正军法；同时“自贬三等”承担领导责任，公开检讨失误以凝聚人心；更通过提拔王平（在街亭之战中鸣鼓守营的裨将军）、褒奖赵云（箕谷退兵时“身自断后，军资什物略无所弃”）等举措，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这种“赏罚分明、勇于担责”的态度，使蜀汉在大败后未致崩溃，为后续北伐保留了力量。这揭示了制度权威与领导者担当在组织恢复中的重要性。
石亭之战：孙吴的诱敌深入与曹魏的战略误判
八月的石亭之战是孙吴对曹魏的一次经典伏击战，展现了诱敌深入战术的巨大威力。周鲂通过“下发谢罪”的苦肉计骗取曹休信任，陆逊以优势兵力三路夹击，最终“斩获万馀，军资器械略尽”，成为三国时期南方政权对北方的一次重大胜利。
曹休的失败反映了骄傲轻敌与战略误判的致命性。他无视蒋济“与权精兵对，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后”的警告，忽视满宠“背湖旁江，易进难退”的提醒，仅凭“恃其众”便贸然深入，最终陷入绝地。这印证了军事史上的永恒真理：轻视对手、忽视地形与后勤的将领，终将被战场规律惩罚。
陆逊拒绝朱桓“乘胜进取寿春，割有淮南”的建议，则体现了务实的战略克制。尽管战役大胜，但孙吴并未具备彻底突破曹魏防线的实力，见好就收反而能巩固胜利成果。这种“胜利后保持冷静”的理性，值得后世借鉴。
历史启示：制度、人才与战略的永恒命题
太和二年的系列事件，为后世留下了多维度的历史启示：在制度层面，司马懿治申仪、诸葛亮斩马谡，都彰显了“法治高于人治”的治理原则，只有维护制度权威，才能保证组织的稳定运行；在人才层面，无论是夏侯楙的庸碌、马谡的纸上谈兵，还是王平的临危不乱、赵云的严谨持重，都证明了“识人善用”是领导者的核心能力；在战略层面，诸葛亮的保守与曹休的冒进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审时度势、攻守平衡”的战略智慧。
这些发生在近1800年前的事件，至今仍在提醒我们：历史的本质是人的决策史，而决定决策质量的，永远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对规律的尊重以及对自我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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