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二，从公元223年（癸卯年）到公元227年（丁未年），共五年。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癸卯年）
春天正月的时候，曹真派张合把吴国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成功占领了江陵中洲。
到了二月，诸葛亮赶到永安。
曹仁带着好几万步兵和骑兵朝着濡须杀过来，一开始还故意放风说要往东攻打羡溪，朱桓一听，就分了些兵力过去支援。等这支援的部队刚出发，曹仁就带着大军直接朝着濡须冲过来了。朱桓知道这事儿后，赶紧派人去追召回援羡溪的部队，可这部队还没赶回来呢，曹仁就已经杀到眼前了。当时朱桓手下加上他带领的士兵，拢共才五千人，将领们一个个心里都慌得不行，害怕得很。朱桓就给大家打气说：“咱们都知道，两军对垒，输赢关键在将领，可不是看人数多少。你们觉得曹仁带兵打仗的本事，跟我比起来咋样？兵法里说‘敌人兵力是我方两倍，我方只有一半’能打胜仗的情况，那说的是双方都在一马平川的地方，没有城池可以防守，而且两边士兵的勇猛程度都差不多的情况。但现在曹仁这人，既没多聪明也没多勇敢，他带的那些士兵胆子还特别小，又大老远地跑过来，人困马乏的。咱呢，和各位一起守着高高的城墙，南边靠着大江，北边挨着山陵，以逸待劳，咱是主场，他们是客场，这可是百战百胜的局面啊。就算曹丕亲自来，咱都不用怕，更何况曹仁他们呢！”说完，朱桓就下令放倒军旗，停敲战鼓，故意对外装作兵力虚弱的样子，好引诱曹仁上钩。曹仁果然上钩了，派他儿子曹泰去攻打濡须城，又另外派将军常雕、王双等人坐着油船去偷袭中洲。这中洲啊，是朱桓手下士兵家眷住的地方。蒋济就劝曹仁说：“敌人守着西岸，战船还在江的上游，咱们的兵要是进到洲里，那简直就是自己往地狱里钻，这是找死的节奏啊。”但曹仁根本不听，自己带着一万人留在橐皋，给曹泰他们当后援。朱桓这边呢，派了其他将领去攻打常雕他们，自己亲自抵挡曹泰。曹泰一看形势不妙，烧了营寨就撤了。朱桓乘胜追击，不仅杀了常雕，还活捉了王双，这一仗下来，曹仁这边被打死、淹死的有一千多人。
话说之前吕蒙病重的时候，吴王孙权就问他：“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接替你啊？”吕蒙回答说：“朱然这人有胆量，又能坚守，我觉得他可以胜任。”这朱然呢，是九真太守朱治姐姐的儿子，本来姓施，朱治把他当儿子收养了，当时朱然担任昭武将军。吕蒙去世后，吴王就给了朱然符节，让他镇守江陵。等到曹真等人围攻江陵，打败了孙盛，吴王又派诸葛瑾等人带兵去解围，结果被夏侯尚击退了。这时候江陵城和外界的联系就断了，城里好多士兵都生了病，能打仗的只有五千人。曹真他们又是堆土山，又是挖地道，还在城边修起楼橹，对着城里射箭，箭就跟下雨似的，城里的将士们都吓得脸色大变。可朱然却跟没事人一样，一点都不害怕，还不停地激励手下的官吏和士兵，瞅准机会，还攻破了魏军两座营寨。魏军把朱然围了整整六个月。江陵令姚泰负责守北门，他看到城外敌人兵力强盛，城里的人又少，粮食也快吃完了，就害怕守不住，想着给魏军当内应。结果被朱然发现，直接给杀了。当时江水又浅又窄，夏侯尚就想着乘船带着步兵、骑兵到江中小洲上安营扎寨，还搭了座浮桥，方便南北往来。很多人都觉得江陵城肯定能被攻下来。董昭却上疏说：“武皇帝曹操那是智勇双全的人，可他用兵的时候，对敌人都特别小心，从来不敢像这样冒险。打仗这事儿，大家都想着进攻，不愿意后退，这是人之常情。就算在平地上打仗，没有险要地形，都已经够难的了。要是真的深入敌境，那回来的路也得确保顺畅啊，打仗有进有退，哪能都随自己心意呢。现在咱们在江中小洲上安营，这地方太深了；靠浮桥渡江，这太危险了；而且就这么一条路来回走，这也太窄了。这三点，可都是兵家大忌啊，现在却偏要这么做。敌人要是频繁攻打浮桥，一旦有个闪失，那洲里的精锐部队可就没了，就都得归吴国了。我一想到这事儿，饭都吃不下，觉都睡不着，可那些讨论的人还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一点都不担心，这不是糊涂嘛！再说了，江水马上就要上涨了，一旦突然涨起来，咱们拿什么防御啊！就算不被敌人打败，咱也得保证自己周全啊，怎么能这么冒险，还不当回事呢！希望陛下您好好考虑考虑。”曹丕听了，马上就下诏让夏侯尚等人赶紧撤出来。结果吴国军队从两头一起进攻，魏军只能从一条道上往回撤，人多拥挤，差点就撤不出来，好不容易才成功渡江。吴国将领潘璋都已经准备好了荻草做的筏子，打算用来烧浮桥，刚好赶上夏侯尚撤退，这才没烧起来。过了十天，江水果然大涨，曹丕对董昭说：“你对这事儿分析得可太到位了！”这时候又赶上闹瘟疫，曹丕就把各路军队都召回了。
三月丙申日，曹丕回到洛阳。一开始，曹丕问贾诩：“我想讨伐那些不听话的，统一天下，先打吴国还是蜀国好呢？”贾诩回答说：“要是想靠武力攻占，那得先注重军事力量；要是想建立根基，就得崇尚道德教化。陛下您顺应天命接受禅让，统治天下，如果用文德来安抚百姓，等着局势变化，那平定天下就不难了。吴国和蜀国虽然都是小国，但它们一个靠着山，一个隔着水。刘备有雄才大略，诸葛亮善于治理国家；孙权能看清形势，陆逊懂得用兵。他们占据着险要的地势，在江河湖海上划船作战，想要一下子消灭他们可不容易。用兵的道理是，先有必胜的把握再开战，要估量敌人的实力，分析将领的能力，这样才能万无一失。我私下觉得，咱们这些大臣里，没人能比得上刘备、孙权那边的对手，就算陛下您带着天威去攻打，也不见得能有十足的胜算。以前舜帝拿着盾牌和大斧跳舞，有苗部落就归服了，我觉得现在应该先搞文治，再动用武力。”曹丕没听他的，结果最后出兵也没取得啥成果。
丁未日，陈忠侯曹仁去世了。
之前啊，黄元因为不讨诸葛亮喜欢，听说刘备生病了，害怕以后没好日子过，就干脆带着整个郡造反了，还放火烧了临邛城。当时诸葛亮往东去看望刘备病情，成都城里兵力空虚，黄元就更肆无忌惮了。益州治中从事杨洪知道这事儿后，就建议太子派将军陈曶、郑绰去讨伐黄元。大家都觉得黄元要是不围攻成都，就会跑到越巂，占据南中地区。杨洪却分析说：“黄元这人一向凶狠残暴，又没什么恩义信用，他哪有那本事干这事啊！他顶多就是顺着江水往东跑，心里盼着主上平安，到时候就把自己绑了去请罪；要是情况不妙，那就只能投奔吴国，求条活路。咱们只要让陈曶、郑绰在南安峡口那儿截住他，准能抓住他。”后来黄元果然兵败，顺着江东逃，陈曶、郑绰就把他活捉了，然后砍了脑袋。刘备病情越来越严重，就任命丞相诸葛亮辅佐太子，让尚书令李严当副手。刘备对诸葛亮说：“你的才能比曹丕强十倍，肯定能让国家安定，最终成就大事。要是我这儿子能辅佐，你就好好帮他；要是他实在不成器，你就自己看着办吧。”诸葛亮哭着说：“我一定竭尽全力，尽忠职守，死而后已！”刘备又给太子下诏说：“人活到五十岁就不算短命了，我都六十多岁了，也没啥可遗憾的，就是放心不下你们兄弟。你们要努力啊，努力！别觉得坏事小就去做，也别觉得好事小就不做！只有贤德才能让人信服。你爹我德行不够，不值得你学。你以后跟着丞相做事，要像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他。”夏天四月癸巳日，刘备在永安去世，谥号昭烈。丞相诸葛亮护送灵柩回成都，任命李严为中都护，让他留在永安镇守。
评论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历史事件评注：三国对峙中的智谋与格局
黄初四年（公元223年）是三国鼎立格局初步稳定后的关键一年，魏、蜀、吴三方的军事交锋与权力交替，不仅展现了个体将领的军事才能，更折射出三国时期战略博弈的复杂性与历史走向的偶然性。这一年的战事与决策，为后续数十年的三国格局埋下了伏笔。
曹魏东线攻势的得与失
曹魏在这一年发动了对东吴的多线进攻，试图趁吴蜀夷陵之战后局势未稳之际扩大战果，但其军事行动呈现出明显的“虎头蛇尾”特征。
曹真与张合在江陵中洲的胜利，体现了曹魏军事实力的优势。然而曹仁在濡须的军事行动，却暴露了其战略判断的严重失误。曹仁作为曹魏元老将领，本应具备丰富的作战经验，但在濡须之战中却连续犯错：先是中了朱桓的“声东击西”之计，分散兵力；后又无视蒋济的劝阻，执意派常雕、王双袭取中洲，最终导致损兵折将。朱桓以五千兵力击溃曹仁数万大军，不仅展现了其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印证了“胜负在将不在众寡”的战争规律。他通过心理动员稳定军心，利用地理优势以逸待劳，又以“偃旗鼓”示弱诱敌，一系列操作将战术灵活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三国时期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值得注意的是，曹魏此次南征虽有局部胜利，却未能实现战略目标。曹真围攻江陵六月之久，面对朱然率领的五千残兵仍未能破城，反而因疫疾与后勤问题被迫撤军。董昭对夏侯尚“浮桥屯渚”战术的批评，精准指出了曹魏军事行动中的冒险主义倾向——违背“兵好进恶退”的基本规律，忽视地理与水文风险，最终陷入被动。这反映出曹丕时期的曹魏军事决策，已缺乏曹操时代的稳健与谨慎。
东吴防御体系的韧性显现
面对曹魏的大举进攻，东吴展现出极强的防御韧性，这种韧性既源于将领的出色发挥，也得益于孙权的用人智慧。
朱然在江陵的坚守堪称奇迹。在“中外断绝、兵多肿病”的绝境下，他不仅能稳定军心，更能“伺间隙攻破魏两屯”，甚至识破并诛杀内应姚泰，其军事素养与心理素质令人惊叹。这一防御战的胜利，印证了吕蒙临终前对朱然“胆守有余”的评价，也体现了孙权用人不疑的魄力——在吕蒙推荐后即赋予朱然节钺，使其能全权指挥江陵防务。
东吴的防御体系并非单纯依靠武力，更蕴含着精密的战略协同。朱桓在濡须、朱然在江陵的独立作战，形成了呼应之势，迫使曹魏兵力分散。诸葛瑾虽被夏侯尚击退，但也起到了牵制魏军的作用。潘璋准备火攻浮桥的预案，则体现了东吴将领对水战的熟悉与应变能力。这种多层次、多维度的防御布局，使东吴在面对曹魏全面进攻时能够从容应对。
从人才传承角度看，吕蒙推荐朱然的举动，展现了东吴将领群体的战略眼光。这种良性的人才梯队建设，为东吴长期割据江东提供了重要保障，也成为其能在三国夹缝中生存的关键因素之一。
蜀汉权力交替的历史转折
公元223年对蜀汉而言是充满危机与变革的一年。刘备在永安病重去世，标志着蜀汉政权进入“后刘备时代”，而诸葛亮的受托辅政，则开启了蜀汉历史的新篇章。
黄元叛乱虽规模不大，却暴露了蜀汉内部的潜在危机。在刘备病重、诸葛亮东行的权力真空期，地方官员的异动考验着蜀汉的统治根基。杨洪的精准预判与快速平叛，展现了蜀汉官僚体系的稳定性，也为诸葛亮后续的执政积累了经验。
刘备白帝城托孤是三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其“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既体现了对诸葛亮的绝对信任，也暗含着对蜀汉未来的深远考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则奠定了蜀汉政权此后数十年的政治基调。刘备临终前对刘禅“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告诫，以及“事丞相如父”的嘱托，为诸葛亮后续的辅政提供了合法性支撑。
从战略角度看，刘备的去世使蜀汉暂时失去了对外扩张的能力，被迫进入战略收缩期。这一权力交替的平稳完成，避免了蜀汉在夷陵之败后的进一步崩溃，为诸葛亮后来的“隆中对”战略调整与北伐事业保留了火种。
三国格局的深层博弈
黄初四年的历史事件，本质上是三国力量重新洗牌的过程。曹魏虽占据实力优势，但内部决策失误与军事冒险使其未能实现统一目标；东吴凭借地理优势与人才储备，成功抵御了曹魏的进攻，巩固了割据地位；蜀汉则通过权力平稳过渡，为自身续命奠定了基础。
贾诩对曹丕“先文后武”的建议，实则点出了三国对峙的本质——此时的吴蜀虽弱，但凭借地理优势与人才团队，具备较强的防御能力，曹魏若强行用兵，难以实现速胜。曹丕未能采纳这一建议，导致军事行动劳而无功，也反映了其急于超越曹操功绩的心理。
这一年的历史还揭示了三国时期的战争逻辑：军事胜利不仅依赖兵力多少，更取决于将领智慧、地理环境、后勤保障甚至疫病等多重因素。曹仁的失败与朱桓、朱然的胜利形成鲜明对比，证明了“将为兵之胆”的战争真理。同时，疫病作为不可忽视的变量，在江陵之战中直接影响了战局走向，体现了古代战争中“天时”因素的重要性。
总体而言，黄初四年的历史事件，既是三国前期战争的延续，也是后期格局的开端。曹魏的扩张受挫、东吴的防御成功、蜀汉的权力交替，共同塑造了三国鼎立的稳定态势，为后续诸葛亮北伐、孙权称帝等重大历史事件埋下了伏笔。这一年的兴衰得失，至今仍能为后人提供关于战略决策、人才任用与危机管理的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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