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鲁肃曾经劝孙权，因为曹操还在，应该暂且安抚结交关羽，和他共同对抗曹操，不能错失这个机会。等到吕蒙接替鲁肃驻守陆口，他认为关羽一向勇猛强悍，有兼并别人的心思，而且他占据着长江上游的位置，这种形势很难长久维持下去。于是吕蒙就偷偷跟孙权说：“现在要是让征虏将军孙皎驻守南郡，潘璋驻守白帝，蒋钦率领一万机动部队沿着长江上下游巡逻，哪里有敌人就在哪里应对，我为国家向前占据襄阳，这样一来，还怕什么曹操，又哪里还用得着依赖关羽呢！再说关羽他们君臣，向来仗着狡诈和武力，反复无常，不能把他们当自己人。如今关羽之所以没有马上向东进攻我们，是因为您圣明，我吕蒙等人还在。现在不趁着我们强壮的时候对付他，一旦我们不行了，再想施展力量，还能行吗！”孙权说：“现在我想先拿下徐州，然后再对付关羽，你觉得怎么样？”吕蒙回答说：“如今曹操远在黄河以北，正忙着安抚聚集幽州、冀州的势力，没时间顾及东边。徐州的守军，听说不怎么样，我们去攻打肯定能拿下。但是徐州地势平坦，陆地交通便利，是适合精锐骑兵驰骋的地方。您今天拿下徐州，曹操十天之内肯定会来争夺，就算我们用七八万人去守，还是会让人担忧。不如攻打关羽，完全占据长江防线，这样我们的形势会更有利，防守也更容易。”孙权觉得吕蒙说得很有道理。孙权曾经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提亲，关羽却辱骂孙权的使者，拒绝了婚事，孙权因此很生气。等到关羽攻打樊城，吕蒙上奏说：“关羽去讨伐樊城，却留下很多防备的军队，肯定是怕我在他背后搞事情。我经常生病，请求您允许我带一部分士兵回建业，以治病为借口。关羽听说后，肯定会调走防备我的军队，全部开赴襄阳。到时候我们大军乘船昼夜兼程沿江而上，趁他后方空虚发动袭击，就能拿下南郡，活捉关羽。”于是吕蒙就假装病情严重。孙权就公开下文书召吕蒙回建业，暗中与他谋划计策。吕蒙顺江而下到芜湖时，定威校尉陆逊对吕蒙说：“关羽就在附近和我们接壤，您怎么能远离防区去建业呢，后面的局势难道不令人担忧吗？”吕蒙说：“确实如你所说，但我病情实在严重。”陆逊说：“关羽自恃勇猛，常常欺压别人，刚立了大功，现在正是骄傲自满的时候，一心只想向北进攻，对我们没什么防备。要是知道您生病了，他肯定会更加没有防备。现在我们出其不意地攻击他，肯定能制服他。您见到主公，应该好好谋划一下。”吕蒙说：“关羽向来勇猛，本来就很难对付，而且他已经占据荆州，对百姓广施恩信，再加上刚立了战功，胆量和气势更盛，不是那么容易图谋的。”吕蒙回到建业，孙权问他：“谁可以接替你？”吕蒙回答说：“陆逊思虑深远，才能足以担当重任，看他的规划谋略，将来肯定能成大事。而且他现在还没有很大的名气，不是关羽忌惮的对象，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人了。如果用他，应该让他表面上隐藏自己的锋芒，暗中观察形势变化，这样才能成功。”孙权于是召见陆逊，任命他为偏将军、右部督，接替吕蒙。陆逊到了陆口，写信给关羽，称赞关羽的功劳和美德，言辞十分谦逊，表达自己愿意对关羽尽忠的心意。关羽看了信后，心里很踏实，对陆逊不再有疑虑，逐渐调走一些防守的军队开赴樊城。陆逊把这些情况详细报告给孙权，并陈述了可以擒获关羽的关键要点。
关羽收编了于禁等人的几万兵马后，粮食供应不上了，就擅自取用孙权湘关的粮食。孙权得知此事后，就决定发兵袭击关羽。孙权想让征虏将军孙皎和吕蒙分别担任左右部大督，吕蒙说：“如果您觉得征虏将军有能力，那就用他；如果觉得我有能力，那就用我。以前周瑜和程普分别担任左右部督，一起督军攻打江陵，虽然事情由周瑜决断，但程普自恃资历老，又是都督，两人就闹得很不愉快，差点坏了国家大事，这可是眼前的教训啊。”孙权醒悟过来，向吕蒙道歉说：“那就让你做大督，让孙皎在后面接应你吧。”
魏王曹操从汉中撤军后，派平寇将军徐晃驻守宛城，以援助曹仁。等到于禁战败被淹，徐晃率军前进到阳陵陂。关羽派兵驻守偃城，徐晃一到，就假装挖掘长长的壕沟，做出要截断关羽后路的样子，关羽的军队害怕了，烧毁营寨撤走。徐晃占领偃城后，把军营逐步向前推进。曹操派赵俨以议郎的身份参与曹仁的军事行动，和徐晃一起前进，此时其他救兵还没到。徐晃所统领的兵力不足以解樊城之围，将领们就大声责备徐晃，催促他赶紧救援曹仁。赵俨对将领们说：“现在敌人的包围圈向来坚固，而且洪水还很大，我们的兵力单薄，曹仁又被隔绝，无法合力作战。现在贸然进攻，只会让我们内外都受损失。如今不如让前军靠近包围圈，派间谍和曹仁联系，让他知道外面有救兵，以此激励将士们。估计北面的救兵不出十天就能到，曹仁他们足以坚守到那时，然后我们内外一起发动攻击，肯定能打败敌人。如果因为救援迟缓要受处罚，我来为大家承担。”将领们听了都很高兴。徐晃的军营距离关羽的包围圈只有三丈左右，他一边挖掘地道，一边用箭把书信射进城里给曹仁，双方多次互通消息。
孙权写信给魏王曹操，表示愿意讨伐关羽来效力，同时请求曹操不要泄露消息，以免关羽有所防备。曹操询问大臣们的意见，大臣们都说应该保密。董昭却说：“军事行动注重权变，关键要合适。我们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实际上要把消息泄露出去。关羽得知孙权的行动后，如果回军自保，樊城之围就能迅速解除，我们也能从中获利。还能让他们两个贼人相互争斗，我们坐等他们两败俱伤。要是保密不泄露，让孙权得逞，这可不是好计策。而且，被围在城中的将士不知道有救兵，计算着粮食，心里肯定害怕。万一他们有别的想法，麻烦就大了。所以泄露消息更有利。再说关羽这个人很强势，自恃江陵、公安两座城防守坚固，肯定不会马上退兵。”曹操说：“好！”立刻命令徐晃把孙权的信射到关羽的包围圈里和他的军营中。被围的将士们得知后，士气大振；关羽看了信后果然犹豫不决，没有马上退兵。魏王曹操从洛阳南下救援曹仁，大臣们都说：“大王要是不赶紧去，曹仁就会战败。”只有侍中桓阶说：“大王您觉得曹仁他们有能力判断局势吗？”曹操说：“有。”桓阶又问：“大王您是担心他们不尽力吗？”曹操说：“不是。”桓阶接着问：“那您为什么要亲自去呢？”曹操说：“我是担心敌人太多，徐晃他们的形势不利。”桓阶说：“如今曹仁他们身处重围却死守不降，就是因为知道大王您在远处为他们造势。身处必死之地，必然会有拼死抗争的决心。他们内心有死战的决心，外面又有强大的救兵，大王您只要坐镇指挥，显示我们还有余力，何必担心战败而要亲自前往呢？”曹操觉得桓阶说得有道理，于是驻军在摩陂，先后派遣殷署、朱盖等共十二支军队到徐晃那里增援。
关羽在围头有驻军，另外还在四冢有屯兵。徐晃于是扬言要攻打围头的营寨，却秘密攻打四冢。关羽看到四冢快要守不住了，亲自率领五千步兵和骑兵出战。徐晃迎击，关羽败退。关羽的包围圈有十重壕沟和鹿角等防御工事，徐晃追击关羽，和他一起冲进包围圈，打败了关羽的军队，傅方、胡修都战死了，关羽只好撤围退兵，但他的战船仍然占据着沔水，襄阳和外界还是隔绝不通。
评论
这段史料生动还原了三国时期关羽败走麦城的关键背景，展现了吴蜀联盟破裂的深层逻辑，更暗藏着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治博弈的经典范式。从鲁肃的“联羽抗曹”到吕蒙的“袭羽全江”，从关羽的刚愎自用到曹操的权谋制衡，这段历史堪称三国时期“战略选择决定命运”的典型案例。
战略路线之争：东吴的生存逻辑抉择
鲁肃与吕蒙的战略分歧，本质上是东吴国家安全观的碰撞。鲁肃坚持“联羽抗曹”，是基于曹操势力仍占绝对优势的现实判断，主张通过维持脆弱联盟形成南北均势。这种战略虽保守，但符合“两弱抗一强”的基本博弈逻辑，为东吴争取了发展时间。而吕蒙的“取羽全江”战略，则更注重地缘安全的绝对性——荆州位于长江上游，对下游的建业构成天然威胁，“居国上流，其势难久”的判断直指东吴心腹之患。
吕蒙对徐州与荆州的战略比较极具前瞻性：徐州虽易攻，却因“地势陆通，骁骑所骋”难以防守，曹操骑兵可迅速反扑；而荆州“全据长江”，能形成完整的地理屏障，“形势益张，易为守也”。这种“舍易取难”的选择，体现了地缘战略中“质量优于数量”的核心原则——控制关键节点比占据广阔平原更具战略价值。孙权最终采纳吕蒙方案，标志着东吴从“联盟求存”转向“地缘自保”的战略转型。
战术欺骗：心理战与信息战的古代实践
吕蒙袭取荆州的过程，堪称冷兵器时代心理战的经典。其核心策略是通过“示弱”瓦解关羽的戒备心：先是“称病笃”让关羽放松警惕，再推荐“未有远名”的陆逊接替，利用关羽“矜其骁气，陵轹于人”的性格弱点。陆逊则进一步“深自谦抑”，以书信“称其功美”，彻底麻痹对手，使其“稍撤兵以赴樊”，最终陷入“出其不意”的被动局面。
这场战术欺骗的关键，在于精准把握了关羽的心理变化：水淹七军的“大功”使其“意骄志逸”，对东吴的轻视使其“未嫌于我”，对吕蒙病情的误判使其“益无备”。而信息传递的“虚实结合”——公开召吕蒙回建业的“露檄”与秘密谋划的“阴图”形成反差，彻底混淆了关羽的判断。这种“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的战术思想，与《孙子兵法》的谋略精髓一脉相承。
联盟破裂：利益冲突与性格悲剧的必然
吴蜀联盟的崩塌并非偶然，而是利益矛盾与个人性格共同作用的结果。孙权“为其子求昏于羽”遭拒，且使者受辱，成为双方关系恶化的导火索；关羽“擅取权湘关米”则直接激化了矛盾，给了孙权出兵的口实。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荆州归属这一核心利益的不可调和——对东吴而言，荆州是长江防线的关键；对蜀汉而言，荆州是隆中对“跨有荆益”战略的基石。
关羽的性格缺陷加速了悲剧的发生。他“矜其诈力”“强梁自用”，既轻视东吴“不可以腹心待也”，又未能处理好与盟友的关系，最终陷入“威震华夏”与“众叛亲离”的极端反差。正如吕蒙所言，关羽“恩信大行”于荆州却“所在反覆”于联盟，这种双重标准使其失去了战略缓冲空间。当曹操与孙权这两个昔日对手因共同威胁达成临时同盟时，孤立无援的关羽便成了必然的牺牲品。
多方博弈：曹操集团的制衡之术
曹操在襄樊之战中的应对，展现了成熟的政治权谋。面对孙权“讨羽自效”的请求，董昭提出“内露之而外密之”的策略，将孙权的密信故意泄露给关羽与曹仁守军：对曹仁而言，“志气百倍”增强防御决心；对关羽而言，“犹豫不能去”错失撤退时机；对曹操而言，则坐收“两贼相对衔持”之利。这种“一石三鸟”的操作，将信息转化为战略武器，体现了“军事尚权，期于合宜”的实用主义原则。
桓阶劝阻曹操亲征的谏言同样耐人寻味：“仁等处重围之中而守死无贰者，诚以大王远为之势也。”点明了领导核心的“势”对前线士气的关键作用。曹操最终驻军摩陂而非亲赴前线，既保持了战略威慑，又避免了过度介入，这种“控而不陷”的指挥艺术，为后世军事领导提供了重要借鉴。
历史启示：战略决策中的关键维度
这段历史蕴含着多重战略启示：在目标选择上，需权衡“易取”与“易守”的辩证关系，避免因短期利益忽视长期安全；在联盟管理上，需正视利益差异，保持必要的尊重与妥协，避免因性格冲突破坏战略大局；在战术执行上，需精准把握对手心理，通过信息调控创造有利战机；在权力配置上，需吸取“周瑜、程普不睦”的教训，确保指挥体系的统一高效。
从更大视角看，襄樊之战的结局重塑了三国格局：东吴全据长江巩固了国防，蜀汉失去荆州元气大伤，曹魏则解除了南线威胁。这场战役揭示了一个永恒规律：在多方博弈中，没有永恒的盟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而决定胜负的，往往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强弱，更是战略眼光的高低与人性洞察的深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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