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 年，丙申年）
春天，二月，魏公曹操回到邺城。
夏天，五月，汉献帝晋封魏公曹操为魏王。
当初，中尉崔琰向曹操推荐了巨鹿人杨训，曹操以礼征召了他。等曹操晋爵为王，杨训就上表称颂曹操的功德。有人嘲笑杨训迎合世俗，虚伪做作，还说崔琰举荐错了人。崔琰向杨训要来奏表的草稿看了看，然后给杨训写信说：“看过你的奏表，事情办得还不错。时势啊，时势啊！总会有变化的时候。”崔琰本意是讥讽那些喜欢指责别人却不讲情理的人。当时有个向来和崔琰不和的人，就向曹操告发崔琰“傲慢对待世人，心怀怨恨，言语不恭”，曹操一听就火了，把崔琰抓起来关进监狱，还剃光他的头发，罚他做苦役。之前告发崔琰的人又接着告状说：“崔琰做苦役时，对着宾客怒目而视，好像心怀不满。”于是曹操就赐崔琰自尽。尚书仆射毛玠为崔琰的无辜感到痛心，心里很不高兴。又有人去告发毛玠心怀不满、口出怨言，曹操就把毛玠也关进了监狱。侍中桓阶、和洽都为毛玠辩解，曹操根本不听。桓阶请求查明事情真相。曹操说：“告发的人说，毛玠不光是诽谤我，还为崔琰鸣不平。这是不顾君臣之间的恩义，为死去的朋友胡乱抱怨叹息，简直让人忍无可忍。”和洽说：“如果真像告发的人说的那样，毛玠的罪过可就大了，天地都容不下他。我不是敢偏袒毛玠而歪曲大道理，只是毛玠多年来深受您的宠信，为人刚直忠诚，大家都敬畏他，不应该做出这种事。不过人心难测，关键还是应该调查毛玠，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现在您不忍心追究，反而让是非曲直分不清了。”曹操说：“我之所以不查，是想让毛玠和告发的人都能保全。”和洽回答说：“如果毛玠真有诽谤主公的言论，就应该在街市上公开处决他；要是毛玠没说过这话，告发的人就是诬陷大臣，误导您的判断，不加以核查，我实在放心不下。”曹操最终也没彻底追查，毛玠就被免职，后来在家中去世。当时西曹掾沛国人丁仪掌权，毛玠获罪，丁仪出力不少；大家都很怕他，见了他都不敢正眼看。只有尚书仆射何夔和东曹属东莞人徐弈不买丁仪的账，丁仪就诬陷徐弈，把他贬出京城去做魏郡太守，多亏桓阶从中帮忙，徐弈才没受更大的罪。尚书傅选对何夔说：“丁仪已经害了毛玠，你也该稍微顺着他点。”何夔说：“做不义的事，只会害了自己，怎么能害得了别人！况且心怀奸佞的人，在圣明的朝堂上，能长久吗！”崔琰的堂弟崔林，曾经和陈群一起谈论冀州的人士，崔林称赞崔琰是冀州人士之首，陈群却认为崔琰智谋不足，连自身都难保，因此贬低他。崔林说：“大丈夫行事，总会有意外情况发生。就像你们这些人，难道就真的值得敬重吗？”五月己亥初一，发生了日食。
代郡的三个乌桓首领都自称单于，仗着武力骄横放纵，当地太守根本管不了。魏王曹操任命丞相仓曹属裴潜为代郡太守，还想给他派些精兵。裴潜说：“单于们知道自己肆意横行很久了，现在要是带很多兵去，他们肯定会害怕，在边境抵抗；带的兵少，又镇不住他们，应该用计谋来对付他们。”于是裴潜就一个人乘车去了代郡，单于们又惊又喜。裴潜恩威并施，安抚他们，单于们都被震慑住，乖乖听话了。
当初，南匈奴长期居住在塞内，和编入户籍的百姓没什么两样，但不用缴纳贡赋。有人担心他们人口不断增多，以后越来越难控制，应该提前做好防范。秋天，七月，南单于呼厨泉到魏国朝拜，魏王曹操就把他留在邺城，让右贤王去卑回去监管他的国家。曹操每年给呼厨泉单于赏赐绵、绢、钱、谷，待遇和列侯一样，他的子孙可以世袭单于的称号。曹操还把南匈奴的部众分为五部，各部都选他们的贵族为统帅，再挑选汉人担任司马来监督。
八月，魏国任命大理钟繇为相国。
冬天，十月，魏王曹操整顿军队，准备攻打孙权；十一月，曹操率军到达谯县。
评论
建安二十一年是三国历史中极具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曹操完成了从“魏公”到“魏王”的权力跃升，其政治势力达到顶峰；但与此同时，朝堂内部的权力倾轧、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与边疆治理的深层变革，共同勾勒出一个王朝转型期的复杂图景。
权力登顶与舆论高压：知识分子的悲剧宿命
曹操进爵魏王，标志着其政治野心的公开化，也引爆了朝堂内部的舆论暗流。崔琰之死与毛玠被黜，堪称专制权力下知识分子的典型悲剧。崔琰本因推荐杨训而卷入争议，一句“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的感慨，竟被曲解为“傲世怨谤”。从史料细节看，崔琰的本意是讥讽论者不明情理，却被政敌利用为攻击的武器。更荒诞的是，他即便沦为徒隶，因“虬须直视”的神态被再度构陷，最终难逃赐死命运。这一事件赤裸裸地揭示了专制语境下“文字狱”的残酷：权力者的猜忌足以将任何言语无限上纲，而政敌的构陷则成为致命一击。
毛玠的遭遇更具讽刺意味。这位以“刚直忠公”着称的大臣，仅因对崔琰之死流露不满，便被罗织“怨谤”罪名。曹操那句“欲两全玠及言事者耳”的辩解，看似宽和实则霸道——在权力逻辑中，真相不重要，维护权力的威严与稳定才重要。何夔与徐弈的坚守，则在黑暗中留下一丝微光：何夔“为不义，适足害其身”的宣言，既是对丁仪之流的蔑视，也是传统士大夫风骨的最后抗争。
崔琰从弟崔林与陈群的争论颇具深意。陈群以“智不存身”贬低崔琰，崔林则反击“大丈夫为有邂逅耳”。这一对话直指专制时代的生存悖论：是为保全自身而屈从权力，还是为坚守道义而直面风险？崔琰的悲剧与丁仪的得势，形成了尖锐的对比，折射出乱世中知识分子的价值困境。
边疆治理的智慧：柔性制衡与制度重构
与朝堂的血腥不同，曹操在边疆治理上展现了务实的政治智慧。面对代郡乌桓的骄纵，裴潜拒绝以武力威慑，反而“单车之郡”，以恩威并施的策略实现“单于詟服”。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治理方式，既避免了军事冲突的损耗，又以心理威慑确立了统治权威，体现了柔性治理的高明。
对南匈奴的处置则更具长远眼光。曹操将单于呼厨泉留质邺城，分其众为五部并设汉人司马监督，既瓦解了匈奴的统一势力，又以“岁给绵、绢、钱、谷如列侯”的待遇安抚其上层。这种“分而治之”与“恩威并施”相结合的策略，彻底解决了南匈奴“不输贡赋”的隐患，将边疆民族纳入制度化管理轨道。这一制度创新为后世处理民族关系提供了重要借鉴，也展现了曹操作为政治家的全局视野。
权力结构的暗流：派系斗争与制度隐患
丁仪用事与群下“畏之侧目”，暴露了曹魏政权内部的派系隐患。丁仪凭借曹操的信任构陷大臣，毛玠、徐弈等人相继受害，而何夔、徐弈的孤立抗争，则预示着朝堂正气的式微。曹操对丁仪的纵容，与其对崔琰、毛玠的严苛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权力者对“可用之人”与“异见之士”的双重标准。这种基于个人好恶而非制度规则的权力运作，为曹魏后期的政治动荡埋下伏笔。
历史启示：权力制衡与人性底线
建安二十一年的历史片段，本质上是权力失控与人性博弈的缩影。曹操在这一年完成了权力登顶，但也因猜忌与专断制造了冤案；他在边疆治理上展现了卓越才能，却在朝堂内部放任派系倾轧。崔琰的刚直、毛玠的忠诚、何夔的坚守，在专制权力面前显得如此脆弱，却也成为照亮历史的精神星火。
这一时期的历史警示我们：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与冤案，而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道义坚守，永远是文明存续的重要基石。曹操的功过是非早已盖棺定论，但建安二十一年的朝堂风波与边疆治理，仍为后世提供着关于权力、人性与制度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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