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四十三，从公元125年（乙丑年）到公元133年（癸酉年），一共九年。
在公元125年（乙丑年），也就是孝安皇帝下延光四年的时候，发生了好多事儿。
这年春天二月，下邳惠王刘衍去世。到了月底，皇帝决定来一场南巡。
三月初一，居然出现了日食。没几天，皇帝到了宛城，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没撑住，没走出多远，在从宛城出发，到叶县的时候，皇帝就在车上驾崩了，年仅32岁。
皇后和阎显兄弟、江京、樊丰等人开始密谋，说：“皇帝在半道上驾崩，济阴王又在京城，如果让公卿大臣立他为帝，那麻烦可就大了。”于是对外谎称皇帝病情严重，把皇帝遗体挪到卧车上，一路假装正常地上饭、问安。就这样急急忙忙赶了四天路，终于回宫。第二天，派司徒刘熹去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请求天命。当晚，才正式发丧。然后尊皇后为皇太后，太后开始临朝听政，任命阎显为车骑将军、仪同三司。这太后一心想长期把持朝政，就想着立个年幼的皇帝，和阎显等人在宫中定下计策，把济北惠王的儿子北乡侯刘懿迎过来当继承人。可怜济阴王因为之前被废黜，连到殿上看一眼皇帝棺木都不行，只能悲痛大哭，饭都不吃了，宫里宫外的官员们看了没有不心疼的。
没几天，济南孝王刘香也去世了，还没有儿子，封国就这么没了。又过了些日子，北乡侯登基当皇帝。
到了夏天四月，太尉冯石被任命为太傅，司徒刘熹成了太尉，参与总领尚书事务，前司空李合当上了司徒。
阎显忌惮大将军耿宝位高权重，毕竟人家在前朝就威风八面的。于是暗示有关部门上奏说：“耿宝和他的党羽，像中常侍樊丰、虎贲中郎将谢恽、侍中周广、野王君王圣，还有王圣的女儿王永等人，相互勾结，作威作福，简直大逆不道。”没多久，樊丰、谢恽、周广都被下狱处死，家属被流放到比景。耿宝和他弟弟的儿子林虑侯耿承都被贬为亭侯，打发回封国，耿宝在路上就自杀了。王圣母子被流放到雁门。这之后，阎景当上卫尉，阎耀做了城门校尉，阎晏成为执金吾，阎家兄弟都掌握了重要权力，那叫一个肆意妄为。
六月，大赦天下。
到了秋天七月，西域长史班勇率领敦煌、张掖、酒泉的六千骑兵，再加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的军队，一起攻打后部王军就，大获全胜，斩杀和俘虏了八千多人，活捉了军就和匈奴的持节使者，把他们带到当初索班战死的地方斩首，还把首级送到京城。
冬天十月，越巂山发生了崩塌。
这北乡侯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常侍孙程就对济阴王的谒者长兴渠说：“济阴王本来就是嫡传正统，也没什么过错，先帝听了小人谗言，才把他废黜。要是北乡侯挺不过去，咱们一起干掉江京、阎显，肯定能成功。”兴渠觉得有道理。还有中黄门南阳人王康，以前是太子府的属吏，以及长乐太官丞京兆人王国等人，都支持孙程。江京对阎显说：“北乡侯这病看样子好不了，皇位继承人得赶紧定下来，为啥不早点把各王子召来，挑一个立为皇帝呢？”阎显觉得在理。结果没几天，北乡侯就去世了。阎显赶紧报告太后，不但秘不发丧，还继续征召各王子，关闭宫门，派兵严守。
十一月，孙程、王康、王国，还有中黄门黄龙、彭恺、孟叔、李建、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魏猛、苗光等人，在西钟下面聚在一起商量，还把单衣都割破发誓。就在当天晚上，他们在崇德殿上会合，然后冲进章台门。当时江京、刘安、李闰、陈达等人都坐在宫门下面，孙程和王康冲上去就把江京、刘安、陈达给杀了。他们觉得李闰在宫里权势大，大家都服他，就想拉他入伙，还拿刀威胁他说：“现在要立济阴王为帝，你可别捣乱！”李闰赶紧说：“行嘞！”然后他们扶起李闰，一起到西钟下把济阴王迎过来登基，这皇帝才11岁。接着，他们召集尚书令、仆射等官员，跟着皇帝的车驾前往南宫，孙程等人则留守宫门，挡住内外。皇帝登上云台，召集公卿百官，让虎贲、羽林卫士分别驻守南、北宫的各个宫门。阎显当时还在宫里，又着急又害怕，不知道该咋办。小黄门樊登劝阎显用太后的诏令，召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带兵驻守平朔门，抵抗孙程等人。阎显把冯诗骗进宫中，对他说：“济阴王登基，可不是太后的意思，玉玺就在这儿呢。你要是肯出力，封侯那都不是事儿。”太后还让人给冯诗授印，说：“谁能抓住济阴王，就封万户侯；抓住李闰，封五千户侯。”冯诗他们嘴上答应，却借口说：“仓促被召来，带的人太少了。”阎显就让他们和樊登去左掖门外迎接援兵，结果冯诗当场就把樊登杀了，带兵回营坚守。阎显的弟弟卫尉阎景急忙从宫中赶回外府，召集士兵到盛德门。孙程传诏让尚书们去抓阎景。尚书郭镇当时生病卧床，听到消息，立刻率领值宿的羽林军出南止车门，正好碰上阎景带着手下拔刀大喊：“别挡道！”郭镇下车拿着符节宣读诏令，阎景嚣张地说：“什么诏令！”说着就砍向郭镇，没砍中。郭镇反手一剑，把阎景砍下车，手下人用戟叉住他胸口，就把他抓住了，送去廷尉的监狱，当晚就死了。
第二天，皇帝派人进宫夺回玉玺，然后来到嘉德殿，派侍御史拿着符节去抓阎显和他弟弟城门校尉阎耀、执金吾阎晏，都关进监狱处死，家属也都流放到比景。太后被迁到离宫。又过了一天，宫门打开，撤掉驻军。没几天，皇帝下诏给司隶校尉，说：“就阎显、江京的近亲该杀，其他人能宽大就宽大。”然后封孙程等人为列侯，孙程食邑万户，王康、王国食邑九千户，黄龙食邑五千户，彭恺、孟叔、李建食邑四千二百户，王成、张贤、史泛、马国、王道、李元、杨佗、陈予、赵封、李刚食邑四千户，魏猛食邑二千户，苗光食邑千户，这就是有名的十九侯，还分别赏赐了车马、金银、钱帛。李闰因为事先没参与谋划，所以没被封侯。孙程被提拔为骑都尉。当初孙程等人冲进章台门的时候，苗光没进去。后来诏书记录功臣，让王康写名单，王康就把苗光名字也写上了，说他进了章台门。苗光没拿到符策，心里不踏实，就去找黄门令说明情况。有关部门上奏说王康、苗光欺骗皇上，皇帝下诏就不追究了。还任命将作大匠来历为卫尉。祋讽、刘玮、闾丘弘等人之前就去世了，他们的儿子都被任命为郎官。朱伥、施延、陈光、赵代等人都得到提拔任用，后来做到公卿。还把王男、邴吉的家属召回京城，给了丰厚赏赐。皇帝被废的时候，监太子家小黄门籍建、傅高梵、长秋长赵熹、丞良贺、药长夏珍都受牵连被流放到朔方，皇帝即位后，都提拔他们当中常侍。
当初，阎显征召崔骃的儿子崔瑗做官，崔瑗觉得北乡侯即位不合法，知道阎显早晚会失败，就想劝阎显废掉北乡侯，重新拥立济阴王。可是阎显天天喝得醉醺醺的，根本见不到人。崔瑗就对长史陈禅说：“中常侍江京等人迷惑先帝，废黜正统继承人，扶立旁支。现在少帝在宫中生病去世，这情形就跟当年周勃迎立汉文帝差不多。现在我想和你一起去劝将军，让他禀告太后，抓了江京等人，废掉少帝，拥立济阴王，这肯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伊尹、霍光那样的功劳，咱们坐着就能立下，将军兄弟的富贵也能世代相传。要是违抗天意，皇位空着这么久，那就算本来没罪，最后也得和大恶人一起受罚。这可是祸福的关键时刻，立功的好机会啊。”陈禅犹豫着没敢答应。后来阎显果然失败，崔瑗也受到牵连被罢官。他的门生苏祗想上书说明情况，崔瑗赶紧制止了他。当时陈禅担任司隶校尉，把崔瑗叫来，说：“你就听苏祗上书，我给你作证。”崔瑗说：“这事儿就跟小孩子、女人私下说的话似的，您可别再提了。”说完就告辞回家，再也不接受州郡的征召。
这月，用诸王的礼仪安葬了北乡侯。
司空刘授因为依附恶人，征召的人也不称职，被撤职。
十二月，任命少府河南人陶敦为司空。
杨震的门生虞放、陈翼到朝廷为杨震申冤。皇帝下诏任命杨震的两个儿子为郎官，赏赐百万钱，还按照礼仪把杨震改葬在华阴潼亭，远近的人都来参加葬礼。葬礼上，有一只一丈多高的大鸟落在杨震的灵前，郡里把这事上报给朝廷。皇帝被杨震的忠诚正直所感动，下诏用中牢的礼仪祭祀他。议郎陈禅觉得阎太后和皇帝没有母子恩情，应该把太后迁到别的馆舍，断绝朝见。大臣们讨论的时候，多数人都觉得这主意行。司徒掾汝南人周举对李合说：“以前瞽瞍总想杀舜，舜却对他更加孝顺；郑武姜想谋杀庄公，庄公发誓不到黄泉不再相见，后来秦始皇因为母亲行为不检，和她隔绝了很久，不过后来听了颍考叔、茅焦的话，又恢复了母子关系，这些事儿史书上都称赞呢。现在阎家刚被诛杀，太后被幽禁在离宫，如果她因为悲伤忧愁生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皇上以后怎么向天下人交代！要是听从陈禅的建议，后世肯定会怪罪您。您应该秘密上奏朝廷，让皇上侍奉太后，率领群臣像以前一样朝见太后，这样才能顺应天意，满足百姓的期望。”李合听了，马上就上疏给皇帝说明情况。
评论
这段记载生动还原了东汉延光四年围绕皇权更迭展开的激烈政治斗争，其中折射出的权力逻辑与人性博弈，即便放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也极具典型性。
从权力斗争的维度看，这场风波堪称“宦官与外戚的生死对决”。汉安帝猝死途中，阎皇后与外戚阎显集团为保权位，隐瞒死讯、立幼主北乡侯，甚至剥夺皇子刘保（后来的汉顺帝）奔丧权，将外戚专权的贪婪与短视暴露无遗。他们一边诛杀异己（如大将军耿宝、宦官樊丰等），一边安插亲信把控禁军，试图构建“太后临朝、外戚擅权”的闭环，却低估了宦官集团的能量。中常侍孙程等十九人以“拥立正统”为名发动政变，用刀兵胁迫关键人物李闰，迅速控制宫廷，最终反杀阎氏家族，这种“以暴制暴”的权力洗牌，揭示了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交替专权的恶性循环已进入白热化阶段。
从人性角度审视，事件中的人物选择充满戏剧性张力。济阴王刘保从“悲号不食”的失意皇子，到被宦官拥立的十一岁新帝，全程被动却成为最大受益者，折射出皇权的脆弱性——君主往往沦为权力博弈的符号。崔瑗预见阎显必败却“欲言不得”，最终选择沉默归隐，展现了士大夫在乱世中的无奈与自保；陈禅先犹豫后想邀功，周举则以舜、郑庄公等典故劝诫“复修子道”，体现了官僚集团内部在伦理与现实间的撕裂。而孙程等宦官虽以“正统”为旗帜，实则是为自身牟利（事后十九人皆封侯），其“截单衣为誓”的决绝与政变后的贪功，暴露了权力游戏中“正义口号”与“利益本质”的深刻矛盾。
更值得深思的是制度性的溃败。汉安帝时期的“日食”“山崩”等灾异记载，被时人视为“天谴”，却未能遏制权贵的私欲。阎氏集团封锁消息、伪造遗命，宦官集团持刀胁持、私拥新君，双方都突破了“君权神授”的伦理约束与制度规范，说明东汉的皇权制衡体系（如三公九卿、外戚不得干政的传统）已彻底失效。这种失效不仅导致了短期的宫廷喋血，更埋下了王朝崩塌的隐患——此后宦官专权愈演愈烈，最终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推手。
总的来说，延光四年的这场政变，是东汉政治肌体溃烂的一次集中爆发。它以极端的方式证明：当权力失去约束，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可能成为吞噬王朝的猛兽；而士大夫的失语、伦理的崩塌，则让这场权力游戏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厮杀，为百年后的三国乱世奏响了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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