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0年，东汉这一年的大事件“大杂烩”
孝安皇帝永宁元年（公元120年，庚申年），春天三月丁酉日，济北惠王刘寿去世，就好比东汉王室朋友圈里少了一位“大佬”。
这时候，北匈奴拉上车师后王军就，干了一票大的。他们把后部司马和敦煌长史索班等人给杀了，还把车师前王赶走，占据了西域北道。鄯善国被欺负得不行，赶紧向曹宗求救。曹宗就跟朝廷提议，出兵五千去揍匈奴，一来给索班报仇，二来收复西域。但很多大臣觉得，不如直接关了玉门关，跟西域断了联系得了。
太后听说军司马班勇有他老爹的风范，就把他叫来朝堂问问咋看这事儿。班勇就说：“以前汉武帝那时候，匈奴太猛，所以开通西域，大家都觉得这是断了匈奴的财路，削弱了它的实力。后来光武中兴，顾不上外边，匈奴就又嚣张起来，带着西域各国瞎搞。到了永平年间，匈奴又来打敦煌，闹得河西各郡白天都得关城门。孝明皇帝深谋远虑，派大军出征西域，匈奴才跑远了，边境安稳了。到永元的时候，西域各国都归附咱了。后来羌人闹事，西域联系又断了，匈奴就开始找西域各国收租，价格还贼高，时间卡得死死的。鄯善、车师他们心里都气炸了，想归附咱大汉，却没门路。之前西域时不时有人反叛，就是咱管理没到位，反而害了他们。现在曹宗就是单纯觉得之前丢了面子，想报复匈奴，但他没想想以前出兵的情况，也不考虑当下实际。在那偏远地方想立功，太难了。要是战争没完没了，后悔都来不及。再说现在国家钱也不充裕，军队后续补给也跟不上，这不是向远方敌人示弱，让国内人看笑话嘛，我觉得不能答应出兵。以前敦煌郡有三百营兵，现在应该恢复，再设个护西域副校尉，就待在敦煌，跟永元那时候一样。还得派西域长史带五百人驻扎在楼兰，西边能挡住焉耆、龟兹的路，南边能给鄯善、于阗壮胆，北边能防着匈奴，东边离敦煌还近，这样才方便。”
尚书又问班勇这事儿利弊咋样，班勇说：“以前永平末年刚开始通西域，先派中郎将在敦煌，后来在车师设副校尉，既能管着外族，又不让汉人去骚扰他们，所以外族都心向咱，匈奴也怕咱威风。现在鄯善王尤还是汉人的外孙，要是匈奴得逞，尤还肯定得凉凉。这些外族虽然像鸟兽，但也知道躲灾啊。要是出兵驻扎在楼兰，肯定能让他们归附，我觉得可行。”
可长乐卫尉镡显、廷尉綦毋参、司隶校尉崔据不同意了，他们说：“朝廷之前放弃西域，就是觉得对咱没啥好处，还费钱。现在车师都归匈奴了，鄯善也靠不住，万一他们反水，班将军你能保证匈奴不祸害边境？”班勇回怼：“现在咱国内设州牧，是为了管着郡县里那些坏人。要是州牧能保证盗贼不闹事，我也敢拿脑袋保证匈奴不祸害边境。现在开通西域，匈奴势力肯定就弱了，对咱威胁也就小了，总比把西域给匈奴，让他们恢复实力强吧？现在设校尉是为了保护安抚西域，设长史是为了拉拢各国。要是不管了，西域对咱死心，就只能投靠匈奴，边境各郡可就遭殃了，恐怕河西城门又得像以前一样白天关上。现在要是舍不得屯戍那点钱，不展现朝廷恩德，匈奴就会越来越嚣张，这可不是长久安边的办法啊！”
太尉属毛轸也来抬杠：“现在要是设校尉，西域各国肯定不停地派人来要这要那，给吧供不起，不给就得罪他们。要是他们被匈奴逼急了，再来求救，咱可就麻烦大了。”班勇解释说：“要是把西域给匈奴，他们还能感恩咱大汉，不来抢劫，那也行。可要是他们不老实，利用西域的财富和兵马骚扰边境，这不就是给仇人送钱，让外族更嚣张嘛。设校尉能宣扬咱的威风和恩德，让西域各国心向咱，还能让匈奴不敢乱动，又不用担心费钱耗国。而且西域人来也就要点吃的，现在要是拒绝，他们就只能投靠匈奴，然后一起攻打并州、凉州，到时候咱花的钱可就不止十亿了。所以设校尉这事儿，必须得干。”
最后朝廷听了班勇的建议，恢复敦煌郡三百营兵，设西域副校尉在敦煌。虽然想控制西域，但没出兵驻扎。后来匈奴果然和车师经常来抢劫，河西地区可惨了。与此同时，沈氐羌也来攻打张掖。
夏天四月丙寅日，皇子刘保被立为太子，还改了年号，全国大赦。己巳日，又封了陈敬王儿子刘崇为陈王，济北惠王儿子刘苌为乐成王，河间孝王儿子刘翼为平原王。
六月，护羌校尉马贤带一万人在张掖打沈氐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斩首一千八百级，抓了一千多俘虏，剩下的都投降了。当煎种大豪饥五等人看马贤在张掖，就趁机攻打金城。马贤赶紧回军，追着他们出塞，又杀了几千人回来。烧当、烧何种听说马贤回去了，又来打张掖，还杀了当地官员。
秋天七月初一，发生日食。
冬天十月，司空李合被免官。癸酉日，任命卫尉庐江的陈褒为司空。
这一年，京师和三十三个郡国发大水。
十二月，永昌边境外掸国王雍曲调派使者来献乐和杂技艺人。
戊辰日，司徒刘恺请求退休，朝廷同意了，还给他千石俸禄回家养老。
辽西鲜卑首领乌伦、其至鞬带着手下向度辽将军邓遵投降。
癸酉日，任命太常杨震为司徒。
这一年，二十三个郡国发生地震。
太后堂弟越骑校尉邓康，觉得太后掌权太久，家族太风光，就多次上书劝太后重视公室，减少自家权力，话说得很诚恳。但太后不听。邓康就称病不上朝，太后派人去问，派去的是邓康家以前的婢女，还自称“中大人”。邓康一听就火了，骂了她。这婢女气不过，回去跟太后说邓康装病还说坏话。太后大怒，免了邓康官职，让他回家，还把他从族谱除名。
当初，当煎种饥五同部落大豪卢怱、忍良等一千多户留在允街，在汉和匈奴之间摇摆不定。
评论
这段关于东汉安帝永宁元年的记载，集中展现了当时边疆治理的困境、朝廷内部的决策博弈与统治隐患。
西域治理的战略分歧与现实困境
西域问题是本年度的核心议题，其背后是东汉朝廷对边疆战略的深刻分歧：
班勇的务实主张：班勇继承父志（班超为其父亲），驳斥了“闭玉门关绝西域”的消极论，提出“复敦煌营兵、置护西域副校尉、屯楼兰长史”的三层策略。他的核心逻辑是“以西域制匈奴”——通过有限驻军巩固前沿据点，既安抚鄯善等亲汉势力，又切断北匈奴对西域的控制，避免其“续其断臂”后反噬河西。这一主张兼顾了成本与效益，试图以最小投入维持西域格局。
反对者的担忧：镡显、毛轸等人的质疑直指现实难题——西域“费难供”“不可保信”，担心驻军反成负担，甚至引火烧身。这种顾虑并非无据，此前羌乱已耗空府库，朝廷确实面临财政压力。
决策的折中与后果：最终朝廷采纳班勇部分建议（复营兵、置副校尉），却未实施“屯楼兰”的关键一环，导致战略效果大打折扣。此后匈奴果然联合车师入寇，河西受困，印证了班勇“弃西域则边患更甚”的预判。这一事件暴露了东汉中期国力衰退下的战略收缩倾向——既想维持边疆影响力，又无力承担必要成本，陷入“守不可持续、弃更危险”的两难。
民族矛盾的多线激化
除西域外，其他边疆族群的冲突同样严峻：
羌人叛乱持续发酵：沈氐羌寇张掖，当煎种羌乘虚袭金城，烧当、烧何种复寇张掖，反映出羌人部落对汉朝统治的持续反抗。护羌校尉马贤虽有战功，但“击而复叛”的循环说明单纯军事镇压难以根治问题，民族矛盾已深入骨髓。
鲜卑态度的摇摆：辽西鲜卑乌伦、其至鞬降汉，与此前入寇的行为形成对比，体现出北方部族对汉朝的“降叛无常”，本质是双方实力消长与利益博弈的结果，边疆稳定缺乏长期基础。
朝廷内部的权力博弈与制度隐忧
外戚专权的加剧：邓太后从弟邓遵掌兵权，太后对堂弟邓康的严苛处理（因劝谏“崇公室、损私权”被免官、绝属籍），凸显出邓氏外戚对权力的垄断。邓康的谏言“宗门盛满”直指外戚干政的隐患，而太后的拒绝则预示着外戚集团与皇权的矛盾将进一步积累。
官僚体系的僵化：司空李合被免、杨震接任司徒，人事变动背后可能隐含权力斗争；而“郡国二十三地震”“三十三大水”等灾异记载，在“天人感应”思想下，不仅是自然现象的记录，更被解读为对朝政失当的警示，加剧了统治合法性的动摇。
社会治理的局部调整与深层问题
礼制与继承的调整：立皇子保为太子、绍封诸王后裔，是巩固皇权传承的常规操作；司徒刘恺致仕后获“千石禄归养”，体现对大臣的优待，与此前袁敞被逼自杀形成对比，反映出官僚待遇的弹性空间受制于权力斗争。
对外交流的插曲：永昌徼外掸国献乐及幻人，看似是“万国来朝”的点缀，实则是东汉对外影响力衰退期的罕见亮色，反衬出当时边疆总体收缩的格局。
永宁元年的历史片段，是东汉中期统治危机的缩影：边疆战略的犹豫、民族矛盾的失控、外戚专权的加深、财政与军力的衰退，共同构成了“由盛转衰”的清晰轨迹。班勇的战略远见与朝廷的执行乏力形成鲜明对比，揭示出一个王朝在国力下行时的无奈——并非缺乏明智的策略，而是缺乏支撑策略的实力与魄力。这种“有心无力”的困境，将在后续岁月中不断放大，最终推动东汉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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