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祖祖辈辈似乎都被 “海拔” 这事给困住了，放眼望去，一大家子人站在一起，就像一片不算茂密的小树林，没几棵能长到参天的份上。
爹娘那辈人里，最高的爹有一米八出头，到了我们这一辈，更是集体在身高线上 “低调行事”。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老九算是我们家祖坟上冒了回青烟，长到了一米七五，这在我们家可算是 “鹤立鸡群” 了，往院子里一站，那绝对是视觉焦点，连晒衣服时够高枝的活都默认归他了，也许应了那句话：娘矬矬一窝，爹矬矬一个。
除了老九这根 “独苗”，剩下的兄弟姐妹就都在一米七五以下扎堆了。
大哥一米七，二哥差两公分，三哥跟二哥差不多，姐姐们就更不用说了，基本都在一米六左右徘徊，直到大姐的身高报出来，才让大家意识到什么叫 “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大姐一米五五的身高，往人堆里一钻，不仔细看还真容易找不着。可就这么个在身高上没啥优势的大姐，却在村里闯出了个 “干活能手” 的名号，那本事，连村里那些人高马大的婆娘都得竖大拇指。
要说大姐为啥这么能干活，村里人都说是 “年少吃苦受罪太多，把筋骨给练出来了”。这话一点不假。大姐打小就没享过啥福，爹娘身子弱，家里弟妹又多，她作为老大，从七八岁起就扛起了家里的半边天。
那时候天不亮就得起床，先去井边挑水，两只小木桶在她肩上晃悠，压得她小身板都有点弯，可她硬是咬着牙把水缸挑满。
接着就得喂猪、喂鸡，然后才顾得上自己扒拉两口早饭，吃完又得背着篓子去割草，那篓子比她人都高，她就弓着背一步一步往回挪。
记得有一年麦收，天热得像下火，村里的男人都在地里挥汗如雨，女人们则负责送饭、拾掇打下的麦子。大姐当时才十三四岁，却非要跟着下地割麦子。
爹娘心疼她，不让她去，她却把袖子一挽，说：“爹娘，你们看我小，可我手上有劲儿！” 说着就拿起镰刀蹲到地里，唰唰唰地割起来。
她人矮，割麦子的时候得弯着腰，不一会儿额头上的汗就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砸在滚烫的土地上，滋啦一下就没了。可她愣是没喊一声累，一上午下来，割的麦子比二婶家那个壮实的堂姐还多。
村里人见了都惊讶地说：“哎呀，老李家这大丫头，看着瘦小，咋这么能干呢！”
后来日子稍微好过点，大姐也没闲着。家里盖房子的时候，她跟着和泥、搬砖，男人们干的活她样样都掺和。
有一次要往房顶上运瓦片，架起的梯子又高又陡，年轻力壮的小伙子爬上去都有点发怵，大姐却二话不说，扛起一摞瓦片就往上爬，那稳当劲儿，看得旁人直咋舌。
她不光力气大，干活还特别麻利。村里谁家办红白事，都喜欢叫她去帮忙，切菜、和面、摆盘，就没有她不会的。
有一回王婶家娶媳妇，大姐负责揉面蒸馒头，一大盆面在她手里翻来覆去，没一会儿就揉得光光滑滑，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胖，咬一口暄软得很，比城里卖的都好吃。
现在大姐虽然上了年纪，可那股子能干的劲头一点没减。她种的地总是村里最整齐的，玉米秆长得比别人家的都壮实，豆角架搭得像模像样，摘下来的豆角又长又直。
别人家下地干活得干一天的活，她总能想出巧法子，半天就干完了，剩下的时间还能回家喂猪、喂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有一次我回老家，看到大姐在园子里摘西红柿，她踮着脚，伸手去够最高处的果子，阳光照在她身上，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大姐虽然身高不高，但在我心里，她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我们这个家，也撑起了属于她自己的一片天。
村里人现在说起大姐，还是那句话：“别看人家个子不高，那干活的本事，咱村里哪个女人能比得上？”
是啊，在我们家这片不算高的 “小树林” 里，大姐就像一株坚韧的小草，虽然没有高大的身躯，却凭着自己的努力和汗水，在土地里扎下了深深的根。
北方的秋，像被揉碎的青铜镜，细碎的阳光洒在河面，粼粼波光里总浮动着大姐夫摇橹的影子。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曾在这河道上划出千百道水痕，如今却化作墙上褪色的蓑衣，在穿堂风里轻轻摇晃。
大姐夫是东营码头上出了名的 “铁锚”，他总说船板下的水浪声比任何钟表都准。每当夜幕降临，大姐就着油灯缝补渔网，他便坐在一旁，用龟裂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木凳，和着远处传来的船笛声打着拍子。
“等赚够了钱，咱去城里买套楼房，你看她那些舅都进城了，我们以后也进城，让小花接受好的教育，别像咱俩出大力。。。。。。” 他常这样说，眼里闪烁的光芒比煤油灯还亮。
大姐嘴上嗔怪他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嘴角却忍不住上扬，针脚在粗布上穿梭得愈发欢快。
黎明前的河面泛着青灰色，大姐总是比公鸡起得还早，把热腾腾的红薯塞进丈夫怀里。他赤着脚踩过结霜的甲板，麻绳勒进肩胛的疼混着河腥气，成了他日复一日的晨钟。
木桨劈开晨雾时，惊起的白鹭掠过他油亮的脊背，他会在心里默默许愿，等这旬海下完，初一十五整日海，说的是一个月根据地球的公转和自传形成的潮汐，一个月也就能下半个月的海，一定要给大姐买块花布做件新衣裳。
病痛是从某个寻常的黄昏开始的。那天大姐在灶间烙饼，听见院外传来异常的闷响。冲出去时，正看见大姐夫扶着门框，额角的汗珠比黄豆还大，把青砖地砸出星星点点的水痕。
“老寒腿又犯了，不打紧。” 他强撑着笑，却在弯腰捡鞋时重重跪在地上，像座突然坍塌的铁塔。大姐慌忙扶住他，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咱明儿就去镇上找大夫。” 他却用粗糙的手掌抹去她眼角的泪：“别瞎花钱，歇两天就好。”
村里的赤脚医生把过脉，药罐咕嘟咕嘟煮了三个月，胯骨的疼痛却像藤蔓般越缠越紧。
这个病原来是大姐夫在船上迈步不小心滑倒造成的，开始大姐夫并不在意，一是怕花钱，而是怕耽误下海挣钱，回家也没有跟大姐说，直到后来严重的走不了路了才想着去治疗。
直到省城医院的 x 光片摆在眼前，那片惨白影像上的阴影，彻底碾碎了全家的希望。
大姐夫躺在床上，看着大姐把家里所有能换钱的物件都塞进竹筐，老银镯子、结婚时的缝纫机，甚至女儿的压岁钱。
“别折腾了，这病治不好的。” 他虚弱地说。
大姐红着眼眶，把药片塞进他手里：“大夫说了，等开春咱去城里大医院，肯定有法子。” 她声音里掺着碎冰般的颤抖，可丈夫空洞的眼神早已飘向了窗外的野坟。
夜晚，大姐就着油灯给丈夫按摩僵硬的腿，粗糙的手掌抚过嶙峋的膝盖，像抚摸一块正在风化的石头。
大姐夫忽然抓住她的手：“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你，跟着我没过一天好日子。” 大姐把脸埋进他的掌心，泪水浸湿了他的手背：“说什么傻话，只要你在，就是一个完整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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