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毒水的气味还没散尽，我捏着鲁米诺试剂的棕色玻璃瓶站在警戒线外。雨后的巷弄积着水洼，霓虹灯把水面染成浑浊的橘色，像打翻的调色盘。
“李博士，确定要用这个？”年轻警员的手电筒在潮湿的墙面上晃，光斑里浮动着无数尘埃。我点点头，旋开瓶盖时听见玻璃摩擦的轻响。这种化学试剂能与微量血红蛋白反应，在黑暗中绽放幽蓝微光，哪怕是被清洗过的血迹也无所遁形。
喷雾器嗤嗤作响时，墙面渐渐浮出蛛网般的蓝光。死者拖拽的轨迹从垃圾桶延伸到卷帘门，像一条凝固的河。我蹲下身，看着那些跳跃的光点忽然想起童年——父亲实验室里的荧光菌在培养皿里呼吸，也是这样忽明忽暗，仿佛握着一捧碎星。
收队时天边已泛鱼肚白。警车驶过老城区的青石板路，我盯着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想起下周要去南京参加学术会议。那个念头来得猝不及防，像试剂瓶上未干的指印。
南京的秋意比北方浓。梧桐树的掌状叶铺满颐和路，踩上去沙沙作响。会议间隙我总爱独自游荡，看明故宫遗址的石柱在夕阳里投下瘦长的影子，听秦淮河的画舫传来断续的评弹。同行的教授打趣说我不像搞法医学的，倒像个怀古的文人。
直到某个雨夜，我在酒店房间整理行李时，指尖触到了那个棕色玻璃瓶。出发前鬼使神差地把备用试剂塞进了行李箱，此刻它在台灯下泛着冷光，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雨还在下，敲打着玻璃窗发出密集的声响。我撑着伞走在街头，雨水顺着伞骨滑落，在鞋尖积成小小的水洼。路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警戒线后的广场空无一人，只有纪念碑在雨幕中矗立，碑身的“”字样被雨水冲刷得格外清晰。
心脏忽然抽紧。我站在街角看着那片空旷的广场，鲁米诺试剂的化学反应式在脑海里盘旋。这个念头疯狂而荒诞——如果把试剂洒在这里，会发生什么？
回到酒店时，我浑身都已湿透。坐在窗边看着雨帘里的城市，指尖反复摩挲着试剂瓶的纹路。手机屏幕亮起，是妻子发来的消息，问我何时返程。我输入“后天”，却迟迟没有按下发送键。
次日凌晨四点，我带着喷雾器走出酒店。雨停了，空气里弥漫着潮湿的泥土气息。路灯在湿漉漉的路面投下光晕，像散落的月亮。我沿着中山东路慢慢走，经过总统府，经过江宁织造府，最后停在一片老城区的巷口。
这里曾是民国时期的安全区。史料记载，1937年冬天，无数难民躲在这些砖木结构的房子里，却依然没能躲过那场浩劫。我举起喷雾器的手在发抖，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按下喷头的瞬间，雾气在晨曦中散开。起初没有任何变化，我甚至怀疑试剂是否失效。就在转身要走时，脚下忽然亮起一点幽蓝。紧接着，更多的光点从砖缝里、墙皮间渗出来，沿着墙根蔓延成溪流，顺着台阶攀上斑驳的木门。
我后退几步，看着整面墙渐渐被蓝光覆盖。门环上的指纹印，门槛上的拖拽痕，窗台上飞溅状的光斑——那些七十年前的血迹，在化学试剂的催化下重见天日。它们不像案发现场的痕迹那样狰狞，反而带着一种近乎温柔的震颤，仿佛无数细碎的呼吸在黑暗中苏醒。
喷雾器在手里越来越沉。我沿着街道往前走，在每一面老墙上喷洒试剂。蓝光如潮水般漫过秦淮河畔的石阶，爬上中华门的城砖，浸透颐和路的梧桐树根。早起的环卫工推着三轮车经过，惊讶地看着那些流动的蓝光，以为是某种新式路灯。
天快亮时，我站在紫金山的观景台上。整座城市正在苏醒，晨雾中浮动着大片大片的幽蓝。玄武湖的水面像铺满了萤火虫，明故宫的断壁残垣流淌着光的河，就连新街口的玻璃幕墙上，也蜿蜒着细碎的光纹。
这不是案发现场的那种诡异蓝光。它们更像是某种温柔的诉说，从每一寸土地里渗出来，在晨曦中渐渐变淡。我想起纪念馆里那些泛黄的照片，想起教科书上冰冷的数字，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有些东西比证据更重要”。
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草木的清香。远处传来第一班地铁进站的轰鸣声，晨光刺破云层，给城市镀上了一层金边。那些幽蓝的光在阳光下慢慢隐去，像潮水退回到沙滩的褶皱里。
我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轻声说：“同胞们，你们也在看着我吧。”
声音消散在风里，却仿佛听见无数细碎的回应。晨光中的南京城渐渐清晰，那些曾经被血浸染的土地上，此刻正生长着崭新的楼宇和蓬勃的草木。我把空了的试剂瓶塞进背包，转身走向下山的路，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是妻子发来的新消息：“记得带只盐水鸭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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