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小红，从记事起，红色就像附骨之疽般缠绕着我。母亲总说我出生时攥着块红布，哭闹时唯有将红色物件放在手心才能安静。七岁那年，我第一次穿上她缝制的红裙，在晒谷场奔跑时，裙摆扬起的弧度让我恍惚觉得自己生出了翅膀。
变故发生在小学四年级。那天美术课，我用红色蜡笔将整幅画纸涂满。当我兴奋地举起画纸，前排的男生突然尖叫：“像被血浸透的裹尸布！”教室里瞬间死寂，随后爆发出刺耳的哄笑。我低头看着画纸上扭曲的色块，第一次意识到红色原来可以这么狰狞。
初中时，我刻意将红色锁进衣柜深处。直到校运会，班主任以“代表班级出战”为由，强行给我换上红色运动服。八百米跑道上，我机械地迈着步子，耳边却炸开此起彼伏的尖叫：“杀人狂！”不知是谁突然伸出脚，我重重摔在塑胶跑道上，膝盖渗出的血珠与红色运动裤融为一体。人群中爆发出欢呼，我却盯着膝盖的伤口，发现血与红色交织的模样，竟有种诡异的美感。
这种隐秘的愉悦让我恐惧。深夜里，我偷偷将校服染成暗红，在月光下反复摩挲布料。直到有天，班长在整理失物时翻出我的红布，尖叫声引来了全班同学。他们将我围在教室角落，有人举着手机录像，有人高喊“怪物”。我抱着红布蜷缩成一团，突然发现窗外飘进的晚霞竟与记忆中母亲缝制的红裙颜色重合。
转折点出现在高二。新来的林老师在美术课上展示抽象派画作，画面中浓烈的红色如火焰般灼烧着画布。“红色是最具生命力的颜色，”她的目光扫过教室，停在我攥紧的拳头，“却总被误解为暴力的象征。”课后，她将一本《色彩心理学》塞给我，扉页上写着：“真正的勇气，是拥抱被世界误解的热爱。”
在林老师的鼓励下，我开始用红色创作。当我的《绽放》被挂进展厅中央时，那个曾绊倒我的男生挤到前排。“这幅画...好像在流血。”他喃喃自语。我握紧手中的红笔，突然想起展览前夜，我确实偷偷将指尖的血滴在了画布角落——那抹暗红，意外让整幅画有了呼吸。
展览结束那天，林老师将我叫到办公室。她推来一台老式放映机，屏幕上闪过的画面让我浑身血液凝固：二十年前的火灾现场，一个穿着红裙的小女孩在浓烟中奔跑。“你母亲是那场火灾唯一的幸存者，”林老师声音颤抖，“她后来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却坚持用红色为你缝制衣物，试图用新的记忆覆盖旧伤...”
我跌坐在地，记忆突然翻涌。难怪每次穿红裙奔跑时，母亲眼中总有泪光闪烁；难怪那些红色物件，总带着淡淡的消毒水味。原来我对红色的偏执，不过是母亲用爱编织的温柔牢笼。
第二天，我穿着素白校服走进教室。同学们窃窃私语时，我在黑板上画下一团燃烧的火焰，火焰中心却是纯净的白。“红色不只有血的颜色，”我转身时，看见林老师欣慰的笑容，“就像我，不只有你们以为的模样。”
放学后，我将所有红色衣物叠好放进箱子，却在最底层发现母亲留下的信：“对不起，用我的伤口困住了你。但小红，你看那晚霞，红得多么自由。”窗外，夕阳正将天空染成热烈的红，这次，我终于读懂了红色真正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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