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被击溃信心的，还有贺老师。
同样一篇学术论文，对于圈外人来说，就像是一堆看不懂的天书，每个字都认识，但连在一起就完全不知道在说什么；但对于圈内的专业人士来说，一篇好的学术论文是简洁明了、逻辑清晰的。
贺老师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优秀青年学者，英文水平是过关的，看懂裴瑜这篇论文在语言上并没有什么障碍。专业术语他都熟悉，研究方法他也了解，理论框架他也能理解。
但正是因为看懂了，他才真正意识到这个研究题目到底有多么困难。
看着论文中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运算过程，那些复杂精妙的理论推导步骤，那些环环相扣的逻辑论证链条，贺老师感到一阵阵的头疼。
这不是因为看不懂而头疼，而是因为他太清楚这些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而感到的震撼和绝望。
“这种东西真的是用半年时间就能做出来的吗？”贺老师每翻看几页论文，脑海中就会不由自主地冒出这个疑问。
按照他自己的经验和能力，这样一个研究项目，从选题开始，到文献调研，再到建立理论模型，然后收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撰写论文，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而且这还是在一切都很顺利的情况下，如果遇到数据问题、方法问题或者其他意外情况，时间可能会拖得更长。
但裴瑜这篇论文的质量如此之高，涉及的内容如此之广，分析的深度如此之深，竟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简直超出了贺老师的理解范围。
在刚开始拿到这篇论文的时候，贺老师心里确实有一些不太友善的想法。他多少有点想要挑刺的意思，想要找找这篇论文的毛病和不足，好证明裴瑜的成功只是侥幸，证明自己其实也不比她差多少。
贺老师原本想着，也许这篇论文虽然发表在了顶级期刊上，但肯定有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比如研究方法不够严谨，数据分析有漏洞，理论推导有错误，或者创新性不够等等。
只要能找到这些问题，他就可以在心理上找到平衡，觉得裴瑜的成功只是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宽松的审稿人。
但是，随着阅读的深入，贺老师之前积累起来的那些不满情绪和挑刺的想法，逐渐被现实击得粉碎。
这篇论文不仅没有明显的缺陷，反而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出色。研究思路新颖，方法运用得当，数据分析严谨，结论令人信服。更重要的是，整篇论文体现出来的学术功底和研究能力，远远超出了贺老师对一个本科生的预期。
随着一页页地翻下去，贺老师心中那些想要找茬的火气，差不多是消耗得一干二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加复杂、更加强烈的情感，也就是嫉妒。这是一种深深的、浓烈的、几乎要把人烧焦的嫉妒之火。
“如果能给裴瑜一点钱，劝她删了这篇论文让我发，那该有多好……”
当贺老师看到论文的最后部分，看到那多达上百条的详细参考文献时，他的脑海中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了。
周围还有些老师开玩笑说：“我们教了十几年书都没实现的梦想，被一个大一学生抢先了，这让我们这些老师情何以堪啊！”
《Economic Journal》是经济学领域的“珠穆朗玛峰”。在全球经济学界，一般来说，没有十年以上的学术积淀，或者超乎常人的天赋，根本连投稿的勇气都没有。很多副教授、教授终其一生都在为能在这样的期刊上发表文章而奋斗。
魏老师今年41岁，已经到了所谓的中年危机阶段。
看完裴瑜的论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后，回想这些年的学术生涯，他不禁有些唏嘘，最宝贵的青春岁月，都耗费在了各种与学术无关的事务上。
最近十年来，为了评职称，又不得不接下一堆行政工作，他再要安定下来想要专心做研究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是发表顶级期刊了。
国际上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换代特别快，各种计量模型、数据分析技术层出不穷。魏老师虽然一直在努力追赶，但总感觉力不从心。
光是应付日常的教学工作就已经让他精疲力尽，更别提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这种高难度任务了。
深夜改完学生的期末考卷后，魏老师又想起了裴瑜在国际顶刊上刚发表的文章，只能无奈地叹气，他的英语水平很一般，这些前沿研究，他连完全读懂都要费好大功夫。
当然，魏老师的学术履历在国内也算拿得出手。他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这些国内顶尖期刊上发表过不少论文。
正是靠着这些成果，他才能和厉以宁这样的大牛做同事，才能在北大这个高手如云的地方一步步晋升。每次填写职称评审表时，看着自己那一长串中文期刊发表记录，他还是能找回一些自信的。
但看到裴瑜最新发表的论文时，他还是不免气短，久违的挫败感又涌上心头。魏老师仔细研读后不得不承认，裴瑜的这篇论文，无论是理论深度还是方法论创新，都远远超出了他的研究水平。
魏老师苦笑着摇摇头，心想自己奋斗二十年都没能实现的梦想，这个刚上大学的姑娘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达成了。
在20世纪70年代的华国学术界，想要成为一方学术权威，光有真才实学是远远不够的。
想要出人头地，首先得在站位上获得认可，其次要懂得论资排辈的规矩。
很多真正有才华的学者，因为不擅长这些潜规则，最终只能默默无闻，这是华国原生的学术生态。
但是进入八零年代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虽然中下层学术界依然保持着论资排辈的老传统，但最顶尖的学术圈已经悄然改变。
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让那些真正有实力的学者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这种变化是缓慢的，像魏老师这样的学者，身上依然带着旧时代的深刻烙印。
裴瑜作为北大历史上第一个在《Economic Journal》这样的国际顶刊发表论文的本科生，对魏老师这样的“旧时代学者”自然看不上眼。
她记得刚结束军训那会儿，满怀期待地去听魏老师的经济学课，结果大失所望。
整堂课充斥着“三个兼顾”“四大平衡”这类空洞的口号，还有“必要性加可能性等于必然性”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公式。
裴瑜当时就在想，这种照本宣科的教学，简直是在浪费学生的时间。
现在回想起来，裴瑜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一个真正有学术造诣的老师，怎么可能只会重复这些陈词滥调？
魏老师那些发表在中文期刊上的论文，在裴瑜看来也不过是些应景之作。
如今已经在国际顶刊崭露头角的裴瑜，对学术水平有着更清晰的判断标准。
在她眼中，魏老师这样的学者，是旧学术环境下的牺牲品，这种老师能发国际顶刊才是奇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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