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虹答应陪诊高玉贞后，当即百度了红斑狼疮这一词条，她必须及时恶补相关知识，以更好的服务高玉贞。主要是检查哪些项目，提前做好陪诊上的安排。
经过了解，检查该病确实麻烦。
抗核抗体谱、血常规、血沉、肝肾功能、免疫球蛋白、尿蛋白、尿常规、肾功能、肝功能、自身抗体，这些是基本检查；
神经系统、心电图、b超、胸片、核磁共振、心功能，这些是备查项目；
肾穿刺病理学检查或者皮肤活检病理学的检查，这两项是根据身体及检查的情况下，作进一步检查的考虑。
如此复杂的检查，在季虹的陪诊经历里不多见。她颇下了一番工夫，把相关知识点强记于心。
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各项检查结果，得等7天才能出来。医生说，是这个病的可能性极大。
尽管结果没出来，休息室里的高玉贞仍一脸颓丧。季虹心里也替高玉贞难受，因为这个病可以出现多个器官受累，症状多样且复杂，并且目前不能根治，有可能会缠着人一辈子。
季虹安慰高玉贞说：“检查结果没出来呢，不用怕。就算是这个病，治疗费用也不大。每个月治疗费用一两百块。”
高玉贞弱弱地说：“如果到了严重期，每月就得过万。麻烦的是得定期检查，不能放松警惕……哎，我烦的倒不是费用。”高玉贞叹口气，说，“我有医保，可以报销不少。我一听到定期检查头就大，医院里的麻烦，我是尝够了。”
季虹问高玉贞，为何如此说？高玉贞说，我跟你说说我的肾移植的经历吧，真真是把人折磨死——
我小时候看电视剧，总会发现有各种各样的病，比如癌症啦、白血病啦、尿毒症啦，我觉得这是故意编的。可是没想到尿毒症和换肾也会发生在我身上。
17岁那年的秋天，天气突然转凉，我感冒了。老是睡不着，一躺下就咳嗽，一咳嗽就咳半天，只有坐着才能舒服一些。
家里人看我的状态很不对劲，带我去了家附近的诊所，社区医生捏了捏我肿胀的脚，轻敲了我鱿鱼肚子一样的腹部，很严肃地告诉我们，赶紧到大医院去看看。她说得很隐晦，但表情并不如往常一样轻松，我开始着急，对未知的恐惧让我差点哭出来。
爸爸带我去了私立医院，先抽血后做b超。
b超刚做不到一小会，两个医生开始交头窃窃私语，并且问我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我一一回答后，医生说做完了，然后把纸巾拿给我，接着出去和我爸说“出不了检查报告，因为情况并不是很清楚”。
我爸愣了，问，怎么会出不了检查单呢？医生解释说，腹腔都是积液，肾脏一边已经萎缩，另一边看不清楚。
这个结果直接让我傻愣住了。我预感不妙，坐在医院的走廊里，忍不住大声地哭了。
听过来人建议，我爸陪着我去了北京协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有了诊断结果，是尿毒症，比较复杂的那种。医生说先透析一周看看啥情况，如不行就得换肾。
我吸着氧气坐着轮椅被推进手术室，两针麻醉之后，医生在我脖子上装上了临时透析管。
当时，我的身体太差了，体内电解质混乱，肌酐2300+（正常人40到120），连续3天的透析让我几乎从头吐到尾。
又透析了3天，医生建议做肾移植。我被转到了移植科，天天盼望着能很快等到肾源，但一天天过去了，我等得实在是焦急死了。
这期间，我看到很多做了移植手术的病人又回到医院，他们不是血管出现问题，就是发生慢性排斥需要住院接受治疗。
我这才明白，换肾并不是一劳永逸，术后的养护更是一门大学问。
我的心越来越不安。肾源的稀缺是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还怕出现后遗症。
在等待肾源的间隙里，我签署了器官移植排队手术的登记册，排队等肾源。
因为不知道啥时候有肾源，不能老住在协和的。我回到辛州做透析，每周3次。同时等待着肾源的消息。
等肾源等了半年多，可是好事多磨，两次配型都失败了。我郁闷死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继续等了半年后，总算配对成功。
在等待肾源和透析的日子里，我认识了几个跟我一样在排队等待的病友，大家称呼彼此是战友。其中一个也是移植手术失败了，由于手术的副作用，头发变得稀少，体重只有70多斤。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姓冯的中年男人，他说他已做了4年透析，配型两次都失败了。他是Ab型血，肾源更难找。
冯先生说，他每周透析3次，每次4小时。每个月得六七千，好在有医保，还得两千左右。
他说，在中国，慢性肾脏病的总患病率约为10%，而其中的1%就可能会发展为尿毒症。全国的尿毒症病人有几百万，但每年的器官移植手术不到8000例。
“我国每年有9万人死于车祸，如果他们能将自己的器官捐献出来，就能拯救很多人！”高玉贞结束对过往的回忆，感慨地说，“我经历了器官移植的痛苦，太能理解需要器官的病人了，我在前年和辛州市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
季虹立即给高玉贞点赞：“你太伟大了！能做出这一举动不容易的。我听说曾有一位脚趾坏死的老奶奶，医生建议切除坏死的脚趾，否则有感染致命的风险，但家人说要开家庭会议讨论，结果还没讨论出结果，老奶奶就因败血症过世了。”
“没错，我也听说过。”高玉贞说，“当医生问老奶奶的家人，后不后悔没赶紧给老人做手术时，他们说不后悔，因为留了全尸。哎！这种旧观念实在太迂腐了。不过，这是人家的权利。”
“也是。不过，这类人会阻碍器官捐献的发展历程的。”季虹说，“中国人在这方面需要向某些发达国家学习。根据数据调查，我国每年约有3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供需比约为1：30，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为1：3，我国面临严重的器官短缺。”
高玉贞说：“是这样。截止目前，我国登记器官捐献的人员不到500万，这个数据，对于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季虹瞅着高玉贞有几块红斑的脸，问：“红斑狼疮患者能器官捐献吗？”
“我问过了，不在排除之列，至少眼角膜没问题的，就当是给医学界做研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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