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麦麦提所料，马文斌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了如何解决人员冗杂与技术突破上。
是啊，就算深圳那边有制造风电零部件的作坊，他们那些土生土长的新疆员工，真的愿意背井离乡，跑去南方漂日子吗？
办公室里，马文斌一边翻看人事表，一边琢磨着怎么平衡公司“开源节流”与“稳定队伍”的双重压力。
正头疼着，余光扫到桌角的一份资料——一叠略显旧的牛皮纸，文件封面上印着“风电叶片成型与模具优化联合实验建议书”。
是王曦权不久前托人送过来的。
“嘶~”马文斌挑了挑眉，忽然灵光一闪———王老师不是在和维斯塔斯谈判说要把一条风电机组的关键生产线搬到新疆来么？
如果……那边厂子真落地了……不就可以分流一部分现有员工过去？
不仅是就业安置，还能顺势嵌入技术线，打通产业链——比起冷冰冰的直接裁员，这无疑是一招四两拨千斤的解法。
他抬手摸了摸下巴，却忽然意识到：这些年，王老师似乎早就和他们疏远了。
以前在风电场边，王曦权常常一边喝着大碗茶，一边掰着手指讲“滚动轴承间隙控制”和“变桨系统冗余逻辑”，讲得一板一眼，却能把最枯燥的技术说得叫人信服。
可如今呢？他这边忙着攻关、稳人心、扛压力，王老师那边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串门的次数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连电话都变得客套了。
马文斌望着那份建议书，有些出神。
忽地一笑。就算不谈员工分流的事，单是这份文件，也够他登门请教一趟了？
他起身抄起外套和文件，临出门前对秘书随口吩咐：“帮我约一下王老师，我想和他聊聊这个叶片实验的事。”
秘书愣了一下：“王老师……是哪位？”
“王曦权。”他回头，瞪眼道，“王总，咱们的老前辈。”
——
王曦权的办公室临着一排老胡杨树，窗外斜阳照在落灰的百叶窗上，投下一片细碎的影子。
屋里静得出奇，只听见桌上的老式钟表轻微走动的声音。
门被轻轻推开，马文斌走了进来，手里还夹着那份建议书，像个学生似的站在门口，神色有些拘谨。
王曦权头也没抬，只道：“是你啊，进来吧。”
马文斌咧咧嘴，一时也不知道该先寒暄还是直接切入正题。
几秒后，他走上前，放下文件：“王老师，许久不见。这是您上次您托人送的，我仔细看了。模具参数那块，我倒是有点想法……”
“哦？”王曦权语气不轻不重，仍低头看着报表，“可我记得你们不是打算购买德国技术，进行自主研发吗？这不会冲突吧。”
“一码归一码撒。”马文斌笑着掩饰语气里的尴尬，“您老发话的事儿，我们哪敢不应承，是吧？”
“少来这一套，你无需恭维我。”王曦权抬起头，目光透过老花镜投过来，眼神仍旧犀利，“我还不了解你这小子？一进门就藏着事，说吧，来找我，当真是为了讨论参数？”
“到底是瞒不过您老……”马文斌讪讪一笑，“是这样，合资的事，您不是在跟丹麦那边谈吗？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进展，说不定能接上点线。”
理由薄得像窗纸。
王曦权一听就明白，却也没拆穿，他只是微微一顿，说：“合资这事，Nordtank同意技术转移了。”
马文斌眼前一亮：“他们真给了？”
“是给了——”王曦权叹了一口气，语气忽然转冷，“但不是给合资公司，而是分别交给了叶片厂、齿轮箱厂……他们打得一手好算盘，把资料拆散了给，合资公司什么也拿不到。”
马文斌怔了怔，像是没听明白：“等等，合资公司是整机统筹，他们怎么能——”
“他们说‘按部件负责制，有利于效率’。”王曦权冷笑一声，“可我们当初谈的协议，是‘整体交付给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主导本地化开发’。现在这样一拆，合资公司连壳都不剩了。”
屋里陷入一阵沉默，连钟表的声音都显得格外清晰。
马文斌的眉头紧锁着，片刻后才迟疑着问：“那……是不是也没必要搞合资了？”
“那就没必要再搞合资了？”他说得迟疑。
“对。”王曦权点头，神情平静中透着一丝疲惫，“我原以为能把整条技术线拎进新疆，可现在看清了，人家只是想借壳下蛋，趁政策窗口期捞一票就走。
我们这帮人，连条产业线都还没站稳，就要成他们零部件的延伸。”
马文斌攥紧了手里的建议书，心里一团火烧得发闷，几句话哽在喉咙，最后还是问出口：“那您这些年为这事奔波争的，算什么？”
王曦权没吭声。
他缓缓起身，走到窗边，拨开百叶窗的一角，看向外面晃动的树影。
“你还年轻，不信邪，这是好事。”他说，“我快退休了。有些时候，赢一场，不一定靠坚持，反而是靠拐弯。”
马文斌沉默许久，终于还是问出那句：“那您打算怎么办？”
“搁置。”
王曦权转过身，语气已恢复平静，“项目搁置，文件封档。我会把建议书里的部分内容送去研究所归档，你要是真有心，就别浪费这一套模具实验设计。接下来怎么走，不归合资公司，也不归我决定了。”
他顿了顿，眼神忽然定在马文斌身上：“是你们这一代的事了。”
马文斌是在良久后，才品出王曦权话中的意思：“您这是……打算退了？”
“只是退休，不是退。”王曦权摇摇头，语气淡然，“电力局换了个新领导，作风铁腕，说白了，不认合资这一套。我也没那个精力再去跟人掰扯，不如退了，清静，还自由。”
马文斌怔怔听着，忽然想起王老师今年已经满七十了。
若不是当年电力部部长史大桢视察时特意点名，说像王曦权这样的专家在戈壁滩上创业，有突出贡献，退休年龄可以适当放宽，王老师恐怕早在当年那场风波之后，就已经告别岗位了。
如今听王老师亲口提及“退休”，那句“合资搁置”，忽然像一记钝器落在心口。
他自然不好再追问后续细节，可就这么转身离开，似乎又显得太过无情，像是眼见大势已去，便急于抽身，一走了之。
那样未免太不讲究，甚至有点“人走茶凉”的意味。
他于是没话找话，勉强询问着王老师后续的打算。
王曦权抬头又看了眼窗外的老杨树后，仔细地掐灭手中已经燃尽的烟头，目光落回马文斌身上，语气有些轻，却透出一丝讽刺般的自嘲：“兴许我的一生是失望的一生。”
马文斌听得心头一紧，半晌才低声说：“哪儿能这么说，王老师。您是做了很多事的，大家都看在眼里。”
王曦权摇了摇头，抿紧嘴巴，从桌上抽出一份文件，轻轻推到马文斌面前，用手在上面轻轻拍了拍，说，“这个你拿去看看，也许它能帮你解脱眼下的困境。”
马文斌低头看去，只见封面上写着几个单位的名字：南高齿、上海玻璃钢研究院、南方振能风电有限公司——
资料是王曦权在近期一次非正式技术讨论会后整理出来的，里面有部分关于联合研制整机系统、试图跳出合资依赖的新路径设想。
“国产化不是口号，也不是幻想。”
王曦权顿了顿，声音略显沙哑，“没有国产化，就没有真正的度电成本下降。合资搁置了，我的余生，就只为这件事了。”
他苦笑了一下，脸上带着一丝风尘仆仆的倔强。
马文斌默默接过资料，郑重地点头致谢。
出了门后，他一言不发地走了一段路，仿佛脑子里还在缓慢消化这场会面与谈话中的突如其来。
直到回到住处，他才打开那份资料，一页页地翻看。
看着看着，眉头忽然紧了起来。
在一张附页的生产商联络信息栏中，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公司名：深航新能源设备服务部。
这名字他不觉陌生，却一时间想不起在哪见过。
他靠在椅背上，点了一支烟，眼神游离，陷入回忆。
几秒后，他眼神一凛，脑中闪过一个片段——第二季度的报废设备调拨单！
他猛地起身，从档案袋里翻出一摞纸质调拨记录，手指在一页页表格上游走，终于停住。
果然，那个时候他就觉得那台更新替代下来的液压机，设备的流向有些不对劲——流向单位正是这家深航设备服务部。
当时他还以为只是个挂靠单位，如今再次出现，并且与南高齿、上海玻璃钢研究院这些正儿八经的国产零部件制造商并列出现在同一份资料里……
这，不可能是巧合。
马文斌缓缓将烟头摁进烟灰缸，眸色一寸寸沉下去。
良久，他抬眼，唤来秘书：“帮我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备案信息，越细越好，尤其是近几年的项目接入和合作方。”
秘书看了一眼他面前堆叠着的技术资料与翻阅到一半的调拨单，虽心中疑惑，却也不敢多问，只默默记下公司名称，退出办公室。
1997年，还没有网络企业信息平台，没有“企查查”、没有“电子年报系统”。
工商资料散落在市、区两级工商局的档案室里，查询要跑窗口、填单子、盖章调卷宗。
甚至有些小企业连年报都不上交，信息量几乎为零。
更别说某些公司还是用代理公司注册，层层过桥，查起来比翻旧账还难。
秘书足足花了近一周时间，托人翻了半截深圳市企业资料库，又在港口商会找了一份模糊不清的登记备份，才勉强拼凑出一点线索：
——深航新能源设备服务部，成立仅一年，注册资本偏高，股东登记处显示为一家香港纸面公司，法人代表未能核实。
工商年报缺失，银行流水信息查无来源。
最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份设备进口申报文件的副本中，该公司曾备注：“整线采购自荷兰南部一处退役风电零部件工厂，含热压灌注设备一套、主控系统调试线一条。”
于深圳完成重组、恢复试产。
而生产负责人一栏，签字人是：“peter de Jong”，德国裔荷兰人。
秘书将这些打印出来的复印件装进信封，亲手递给马文斌时，
语气带着些微迟疑：“马总工，信息就这些……但看样子，他们确实不是简单的贸易壳公司。有人从欧洲买了整座工厂回来，还请了个外国人管生产。”
马文斌接过那些打印出来的扫描复印件，一张张看着。
光线映在他脸上，他却一动不动，像被这些字卡住了。
良久，他指尖在那行“荷兰旧工厂整体采购”上轻轻点了点，眼底闪过一丝复杂的光。
“居然有人直接买下整座工厂？连生产线都原样搬了回来？”
他喃喃了一句，像是对自己，又像是对空气说。
这不是一般技术人员会做的事，更不像哪家三线民营企业的玩法。
这里面有章法，也有冒险，但最关键的——明显看得出背后有人懂设备、懂工艺、也懂规避路径——清楚地知道该绕过哪些审批口子、该打通哪些灰色接口。
而那个叫“peter de Jong”的外国人……听起来也不是初出茅庐之辈。
马文斌缓缓起身，将那几页纸摞齐，收进信封。
“帮我订一张飞深圳的机票吧，三天后出发。”
他已经记不清自己有多少年没有对某家“边缘小厂”生出如此强烈的好奇心了。
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我想亲自去看看那家工厂。”
秘书应了一声，又小心问：“那需要我替您联系那家公司吗？看能不能约上厂长或负责人……”
“不必。”马文斌摇了摇头，语气坚决，“我不想打草惊蛇。”
——他总感觉，那个小厂背后藏着一股新的力量，这是一种他既熟悉又陌生的东西：不等命令、不求配额、靠自己“摸出来”的动手能力，在这个逐渐规整化、市场化的时代已经太久未见。
他想去看看，到底是谁有这般魄力，又凭什么敢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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