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李世民同意了杜如晦两兄弟的请求，放了杜淹。他并非心软，而是权衡利弊后做出的决定，杜如晦是他倚重的谋臣，杜楚客亦非庸碌之辈，若因杜淹一事寒了二人的心，得不偿失。况且，杜淹究不过是权力倾轧中的一枚棋子，留他一命，反倒能彰显秦王的宽仁。
杜如晦离开后后，李世民坐镇阊阖门，处理军政要务。此门原是洛阳旧称，隋朝营建新都后废弃，如今长安宫城并无此名，但李世民仍习惯沿用旧称，仿佛是对旧日山河的一种微妙追忆。
此时，侍从来报，前隋宰相苏威求见，但这老头自称年老体衰，不便行大礼。李世民闻言，指尖在案几上轻轻一叩，眼底掠过一丝冷意。
苏威，隋朝三朝老臣，隋炀帝时官至纳言，位列宰辅。大业末年，天下动荡，他却未能力挽狂澜，反倒辗转于李密、王世充之间，甚至对二人伏地跪拜，以求苟全。如今隋亡唐兴，他倒又想起自己曾是“老臣”了？
“告诉他，”李世民语气平淡，却字字如刀，“身为隋相，国难时不能死节，见李密、王世充却屈膝谄媚。如今既老且病，就不必见了。”
侍从领命退下，李世民望向殿外，暮色渐沉。他并非刻薄之人，但对苏威这般毫无风骨的旧臣，实在生不出半分敬意。
苏威被拒后，仍不死心，待迁至长安，再度递帖请见。这一次，李世民连回复都懒得给。
晚年的苏威，贫病交加，再无官职傍身，昔年煊赫的宰相府邸早已门庭冷落。偶尔有旧识路过，见他佝偻着身子在坊间踽踽独行，竟无人驻足寒暄。大业年间的荣华，恍如隔世。
贞观初年，苏威病逝于家中，终年八十二岁。消息传入宫中，李世民只淡淡批了“知道了”三字，再无他言。
苏威的一生，堪称隋唐之际士大夫命运的典型缩影。
这位出身关陇贵族集团的北周旧臣，隋朝建立后，又历经隋文帝、炀帝两朝，官至纳言，位极人臣，却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暴露出传统士大夫在政治剧变中的软弱与局限。作为隋朝最后一位宰相，苏威的政治生涯充满了矛盾与争议。
在隋文帝时代，他协助制定《开皇律》，参与改革官制，展现出相当的治国才能；到了炀帝时期，他却逐渐沦为唯唯诺诺的应声之臣，既不能匡正君过，又不敢直言进谏。大业末年天下大乱时，这位曾经位高权重的老臣，竟先后向李密、王世充等割据势力屈膝称臣，完全丧失了作为士大夫应有的气节。这种政治上的软弱性，最终导致他在唐朝建立后遭到李世民的鄙弃。
秦王不见苏威的态度非常坚决，不仅是对一个失节老臣的个人否定，更是新兴政权对前朝腐朽官僚体系的彻底否定。苏威晚年穷困潦倒的结局，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旧时代士大夫在历史变革中的必然命运。他活到八十二岁高龄，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曾经效忠的王朝覆灭，曾经拥有的荣华消散，这种漫长而屈辱的余生，比壮烈殉国更为痛苦。
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像苏威这般士大夫若不能坚守气节、勇于担当，即便才学再高、资历再深，也终将被新时代所淘汰，有史官直接评论说苏威活得这么久还不如早死。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更是那个时代部分士大夫群体的集体写照，也反映了传统官僚在王朝更替中的困境与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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