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周一，例行的晨会开完，各个科室又开始了新一周的忙碌循环。郑建国回到座位上，心里却始终被那份沉甸甸的档案和工人们的期盼压着。他知道，想撬动宏远集团这块顽石，光靠他自己单枪匹马地“公事公办”还不够，必须得到领导层面的默许，哪怕只是一句不痛不痒的表态，也能让他的行动在程序上站得更稳。
他看似在处理手头的文件，眼角的余光却一直留意着走廊尽头那扇紧闭的科长办公室的门。
李科长的办公室，像他本人一样，自成一个气场平和的结界。门是厚重的实木门，隔音效果极好，门上挂着一块写着“规划一科”的黄铜牌子，被擦拭得锃亮。郑建国知道，李科长每天九点到九点半是固定的“文件时间”，雷打不动；九点半到十点是“电话时间”，处理一些需要上传下达的琐事。只有十点以后，那扇门才有可能为临时的汇报敞开一条缝。
他耐心地等着，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等待猎物进入最佳射程。十点零五分，他看到李科长的秘书端着空了的茶杯从里面走出来，又端着续满了热水的杯子走进去，门开合的瞬间，他瞥见李科长正靠在椅背上，悠闲地翻看着一份报纸。
就是现在。
郑建国站起身，整理了一下略有褶皱的衬衫衣领，拿起那个记录着协调会内容的笔记本，不疾不徐地朝科长办公室走去。
“咚咚咚。”他敲了三下门，力度适中，既不显得急躁，也不至于微弱到被忽略。
“请进。”里面传来李科长温和的声音。
郑建国推门进去，一股混合着陈年书墨香、淡淡檀香和红枣枸杞茶甜香的复杂气味扑面而来。李科长的办公室一如既往地整洁，巨大的红木办公桌擦得能映出人影，桌角摆着一盆造型奇特的文竹，青翠欲滴。墙上那幅“宁静致远”的书法，笔锋圆润，藏而不露，正如其主。
李科长抬起头，看到是郑建国，脸上立刻挂起了那副招牌式的、笑呵呵的表情，他放下报纸，指了指对面的客座沙发：“哦？是建国啊，坐，坐下说。”
郑建国没有坐到那张会让人陷入慵懒的沙发里，而是拉过办公桌前那张更显正式的硬背椅，隔着桌子，与李科长保持着一个汇报工作的标准距离。“科长，有点事想跟您汇报一下。”
李科长“嗯”了一声，端起桌上那个飘着红枣的白瓷保温杯，慢悠悠地吹了吹热气，抿了一小口，然后才不紧不慢地抬眼看他，眼神透过厚厚的镜片，显得温和而通透：“说吧，什么事？”
郑建国的心里快速地过了一遍措辞，他知道，跟李科长这样的人说话，必须直奔主题，但又不能情绪化。任何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抱怨，都只会被对方当成“不成熟”的表现，从而让事情的严重性大打折扣。
“是关于上周五，宏远集团城南拆迁项目补偿款的那个事。”他开口，声音平稳，语速不快，“那天，有几个工人代表来我们局里反映情况，情绪比较激动。我出面协调了一下，当天就组织他们和宏远集团的王经理，在我们这儿开了个协调会。”
他停顿了一下，观察着李科长的反应。对方的脸上依旧挂着微笑，只是轻轻点了点头，示意他继续。
郑建国便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原原本本地、用一种近乎于第三方陈述的客观口吻，详细地汇报了一遍。他讲了开发商前期的口头承诺与最终公告之间的巨大差异，讲了工人们的愤怒和诉求，也讲了协调会上自己如何依据政策文件进行解释和斡旋。他刻意隐去了自己内心的愤怒和对开发商的鄙夷，只是就事论事地陈述着事实。
“……最后，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沟通，宏远那边口头答应，会在安置房分配和过渡费发放上，给予有特殊困难的家庭一些人性化的优先照顾。工人们的情绪算是暂时稳住了。”
汇报到这里，他话锋一转，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但是，科长，现在的问题是，这件事卡住了。协调会开完到现在，宏远那边就再没有任何动静。我昨天给他们王经理打过电话，对方还是用‘正在走流程’来搪塞。工人们那边等得心急如焚，我担心时间拖久了，矛盾会再次激化。”
他说完，便不再言语，静静地等待着李科长的反应。他知道，自己已经把问题清晰地摆在了桌面上：事情我处理了，结果我汇报了，但现在我遇到了障碍，需要来自上级的指示。
李科长听完，没有立刻说话。他放下茶杯，身体向后靠在宽大的椅背上，双手十指交叉，轻轻搭在自己微凸的肚子上。他的目光似乎穿过了郑建国，落在了墙上那幅“宁静致远”的书法上，陷入了沉吟。办公室里一时间只剩下墙上挂钟秒针“嗒、嗒”的走动声，每一秒都像是在考验着郑建国的耐心。
郑建国的心里有些打鼓。他摸不准李科长在想什么。是觉得他多管闲事，还是在权衡这件事的利弊？他甚至做好了被对方用一套“太极推手”把事情挡回来的准备。
过了足足有半分钟，李科长才缓缓收回目光，重新看向郑建国。他脸上的笑容依旧，但眼神里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审慎。
“嗯……建国啊，这件事，你处理得很好嘛，有理有节。”他先是给予了肯定，这句开场白几乎是所有领导的标配，“面对群众的激动情绪，能稳住场面，主动协调，这是我们作为干部应有的担当。”
郑建国只是微微点头，没有接话。他知道，重点在后面。
果然，李科长话锋一转：“不过呢，这件事的本质，我们还是要看清楚。从我们局里的程序上来看，公告的发布是合规合法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一点，你在协调会上跟工人们解释得很到位，也守住了我们的底线。”
他拿起桌上的茶杯，又抿了一口，似乎是在润滑接下来的话语。
“所以，现在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企业那边。”他下了定义，语气温和却不容置疑，“企业在前期工作中，为了追求效率，采取了一些不恰当的沟通方式，留下了隐患。现在出了问题，他们理应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积极地去兑现承诺，安抚好群众情绪嘛。”
他顿了顿，最后给出了结论：“我看这样吧，建国。这件事，你作为第一经手人，情况最熟悉，就由你继续跟进。还是要多做督促工作，时常敲打敲打他们。有什么需要科里正式出面的，你再来找我。”
说完，他便端起茶杯，摆出了一副“此事已议，可以结束”的姿态。
郑建国在心里轻轻叹了口气。
果然，和自己预想的一模一样。李科长的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堪称官场艺术的典范。他既肯定了你的工作，又明确了单位的立场（我们没责任），接着指出了问题的根源（责任在企业），最后又把皮球以“信任”和“授权”的方式，稳稳地踢回了你的脚下。
“多做督促工作”，这话说得轻巧，怎么督促？用什么身份去督促？“需要科里出面再来找我”，这更是一句活话。什么是“需要”？这个度谁来把握？不到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的地步，恐怕都够不上这个“需要”的标准。
然而，失望归失望，郑建国却并未感到意外。他甚至在李科长开口说第一句话时，就已经预判到了这个结局。他今天来的目的，本就不是指望李科长能大包大揽，为他出头。
他要的，就是现在这个结果——他已经正式向领导汇报了此事。
从此刻起，这件事就不再是他郑建国一个人的“私事”，而是科里挂了号的“公事”。他接下来的所有“督促”行为，都有了来自上级的口头授权。这层程序上的“外衣”，至关重要。
“好的，科长，我明白了。”郑建国站起身，脸上看不出丝毫的情绪波动，语气平静如水，“那我继续跟进，有新情况随时向您汇报。”
郑建国刚刚转身，手还没碰到门把手，身后又传来了李科长那不紧不慢的声音。
“哦，对了，建国。”
郑建国停下脚步，回过头，只见李科长不知何时已经站了起来，走到窗边，正侍弄着那盆他宝贝得不得了的文竹，用一个小喷壶细细地在叶片上喷洒着水雾。他头也没回，声音透过缭绕的水汽，显得有些飘忽。
“下次……区里开几个重点项目推进的协调会时，如果碰到了宏远集团的负责人，我会顺嘴提一下这个城南项目进度的问题。”他轻轻拨弄了一下文竹纤细的枝干，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特意说给郑建国听，“提醒他们注意一下社会影响，该履行的责任要尽快履行。”
郑建国的心里微微一动，这算是意外之喜了。由李科长这种级别的人在那种场合“顺嘴一提”，分量远比他打十个电话要重得多。
然而，他这点转瞬即逝的乐观还没来得及升起，就被李科长的下一句话彻底按了下去。
李科长转过身，镜片反射着窗外的光，让人看不清他的眼神。他语气平和，却带着一种不容置喙的清醒：“但是，建国，你心里也要有数，别抱太大希望。这种事，我们敲敲边鼓可以，但最终解铃还须系铃人，补偿款的发放，最终还是得靠开发商自己的意愿和他们的内部流程。”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郑建国心中刚燃起的那点火苗。他彻底明白了。李科长这是在给他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我可以帮你用领导的身份敲打一下，让你师出有名，但这只是“帮忙”，不是“负责”。事情办成了，是你的功劳；办不成，也别指望科里会为了你去跟一个大企业彻底撕破脸。这是他能给出的、最大限度的支持，也是一层最安全的自我保护。
郑建国的心里泛起一丝苦涩，但更多的却是对这种体制内生存法则的了然。他知道，李科长没有错，换做任何一个在这个位置上坐了多年的人，大概率都会是同样的选择。指望别人为了一群素不相识的工人去冒不可知的风险，本就是一种奢望。
他压下心头复杂的情绪，脸上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混合着理解与感激的表情，对着李科长重重地点了点头：“谢谢科长，我明白了。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
“嗯，去忙吧。”李科长挥了挥手，重新转向了他的文竹。
郑建国轻轻带上门，将那一方“宁静致远”的世界隔绝在身后。
走廊里的光线比科长办公室里要明亮得多，也冰冷得多。他刚才在李科长那里得到的那句“顺嘴一提”的承诺，就像一颗在寒夜里划过的火柴，有过一瞬间的光亮，但很快就熄灭了，剩下的，只有更深的寒意和呛人的硫磺味。他知道，这条路终究还是要靠自己走。
从领导办公室回来，他没有立刻投入到那份“天誉华庭”的档案里去。他先是给自己泡了一杯浓茶，滚烫的茶水滑过喉咙，带来一阵灼热的清醒。他坐在椅子上，目光落在桌面的日历上，静静地思考着自己的节奏。
这件事，急不得，也慢不得。逼得太紧，会让王经理那边产生逆反心理，索性耍起无赖；彻底放任，又正中对方下怀。他需要的是一种持续的、温和的、却又如影随形的压力，像水滴石穿一样，慢慢磨掉对方的耐心。
于是，他拿起了手机。他没有选择打电话，因为电话里的声音可以伪装，借口可以信口拈来，挂断后便了无痕迹。而信息不一样，白纸黑字，发出去就是一份记录，一种无声的凭证。
他打开与王经理的对话框，手指在屏幕上不疾不徐地敲击起来。
“王经理，您好，我是规划局的郑建国。冒昧打扰，只是想关心一下，关于城南项目拆迁工人的补偿款优先发放事宜，贵公司的内部流程走到哪一步了？工人们都盼着呢，还请王经理多费心。”
他逐字逐句地检查了一遍。没有一个质问的词，没有一丝催促的火气，通篇都是“关心”、“请问”、“费心”这样的客气话，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例行询问的姿态。但这份客气背后，却藏着不容忽视的潜台词：我盯着呢，领导也知道了，别想蒙混过关。
点击发送后，他便将手机屏幕朝下扣在了桌上，不再去看。
直到第二天下午快下班时，他的手机才“嗡”地一声轻微振动。解锁屏幕，是王经理的回复，简短得像一条自动生成的系统消息：【郑科长客气了，此事已上报，正在走集团内部审批流程，有进展会第一时间告知。】
郑建国看着这条信息，嘴角勾起一抹意料之中的、略带嘲讽的微笑。他仿佛能隔着屏幕，看到那位王经理坐在舒适的真皮老板椅上，熟练地从几个预设好的模板里，挑选出最敷衍也最无懈可击的一句，轻描淡写地点击了发送。
他没有回复，只是默默地将这条信息看了一遍，然后锁上了手机。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两天后，周四上午。他又发去了第二条信息，措辞依旧客气，只是换了个角度：“王经理，早上好。工人们托我问一下，关于优先安置的名单确认，大概需要多久？他们也好提前做些准备。”
这次的回复来得快了一些，但内容却换汤不换药：【郑科长，这个需要多个部门会签，领导们也比较忙，我们在加紧催了。】
就这样，一场无声的、数字化的拉锯战开始了。郑建国成了最执着的“老钟”。他的信息有时在上午，有时在下午，间隔一到三天不等，内容总是围绕着那件事，但切入点各有不同。有时是询问“流程进度”，有时是转达“工人关切”，有时甚至是分享一条“市里关于优化营商环境、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新闻链接，不发一言，却胜过千言万语。
而王经理的回复，也形成了一套固定的“话术体系”。【在走流程】、【领导在审】、【正在协调】，这三句话如同三板斧，翻来覆去地使用。郑建国不再对他的回复抱有任何期待，他甚至能预判出对方会用哪一句来搪塞自己。他不再追问，不再辩驳，收到信息后看一眼便罢。他要做的，就是通过这种不间断的、礼貌的“骚扰”，让这件事始终悬在王经理的待办事项里，像一根拔不掉的刺，让他无法彻底遗忘和忽视。这是一种态度，一种无声的宣告：我，以及我身后的规划局，始终在关注着这件事。
然而，对宏远集团的“温水煮青蛙”，只是他工作的一面。另一面，是对工人们那颗焦灼之心的安抚。这比跟王经理打太极，要耗费心力得多。
每周五的下午四点半，成了他与老张固定的通话时间。办公室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喧嚣了一周的楼道渐渐归于沉寂，只剩下窗外夕阳投下的长长光影。郑建国会在这时，关上办公室的门，拨通老张那个尾号是“886”的手机号码。
“喂，老张吗？我是规划局的小郑。”他的声音会不自觉地放得比平时更柔和一些。
电话那头，总会传来一阵嘈杂的背景音，风声、电钻声，或者其他工友的谈话声，然后老张那略带沙哑和疲惫的声音会清晰起来：“哎，郑科长！您好您好！我们正念叨您呢！”
郑建国能从那一声“郑科长”里，听出混杂着尊敬、期盼和一丝不易察觉的紧张。
“别客气，叫我小郑就行，”他会先拉近距离，然后切入正题，“这周大家情况怎么样？工友们的情绪还都稳定吧？”
这句问话，像一个开关，打开了老张的话匣子。老张虽然尽力维持着语气的平稳，但话语里渗出的焦虑却是藏不住的。
“唉，大家伙儿……怎么说呢，嘴上不说，心里都跟猫抓似的。前天，老孙家的媳妇又住院了，等着钱救急呢；小李家的孩子马上开学，学费还没着落……大家都憋着一股火，要不是我天天压着，说您这边在帮忙想办法，估计早又去堵宏远的大门了。”
每当听到这些具体而微的困境，郑建国的心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这些不是冰冷的档案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家庭正在承受的煎熬。他甚至能想象到老孙在医院走廊里抽着闷烟的愁苦模样，能想象到小李对着学费单唉声叹气的窘迫。
而他，此刻却只能给出一些听上去有些苍白无力的安慰。
“老张，你一定要跟大家说清楚，局里非常重视这件事，我每周都在跟宏远那边沟通，一直在督促他们。”他顿了顿，斟酌着用词，既要给予希望，又不能做出无法兑现的承诺，“这件事我已经向我们领导做了专题汇报，领导也很支持。但开发商内部的流程确实需要时间，咱们得……得再给他们一点时间。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稳住，千万别做出什么过激的事情来。一旦闹大了，性质就变了，反而对解决问题不利。”
他知道，这些话自己说着都觉得有些空洞，但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他是在用自己作为公职人员的身份，用“局里”、“领导”这些词汇，为工人们构筑一道脆弱的心理防线，让他们相信事情还在轨道上，希望还在前方。
电话那头，老张总会沉默片刻，然后长长地叹一口气。
“唉，我懂，郑科长，我们都懂。我们信得过您。要不是您，我们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找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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