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的中原大地上，历史与现世惊人的相似。
从茹毛饮血的原始部落，到枷锁沉重的奴隶时代，再到如今礼法森严的封建王朝，文明的演进伴随着无尽的争斗与融合。当最后一个奴隶主王朝在内部倾轧中轰然崩塌，裂土封疆的诸侯们便如同挣脱囚笼的猛兽，展开了长达数百年的血腥兼并。最终，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以铁血手腕终结了乱世，建立起一统河山的“大乾王朝”，尊号“始皇帝”，中原大地自此有了至高无上的“天子”，开启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
然而，大乾的辉煌并未普惠万民。开国功臣与旧日诸侯摇身变为新的贵族，他们圈占良田，垄断盐铁，掌控着国家命脉、财富、权力。奢靡的宫殿拔地而起，沉重的赋税却压弯了黎民的脊梁。道门，这一在乱世中积蓄力量的学派，敏锐地嗅到了契机。他们提出“神授君权”的煌煌大义，试图以“天命”为皇帝加冕，换取自身跻身权力核心，分享那令人垂涎的资源。奈何乾帝心向儒道，推崇仁政礼法，对道门这套玄虚之说嗤之以鼻，将其拒于庙堂之外。
积怨如同地火，在乾朝贵族的持续压榨下奔涌。恰逢连年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绝望的流民眼中只剩下生存的火焰。被朝廷冷落的道门，此刻化身为燎原的星火。他们不再祈求恩赐，而是高举“替天行道”的旗帜，将“神授君权”的理论武器调转矛头，宣称乾帝失德，天命已移！无数走投无路的“暴民”在道门首领的号令下汇聚成洪流，席卷州县。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乾王朝，在愤怒的浪潮与内部的腐朽中轰然倒塌。道门领袖黄袍加身，定鼎中原，国号“黄”，史称“黄朝”。
可悲的是，以“道”立国的黄朝，却迅速滑入了歧途的深渊。
掌权的道门高层沉迷于虚无缥缈的长生之术，炼丹炉的烟火日夜不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五石散，所谓的“仙药”！风靡朝野，从王公贵族到市井小民，无不竞相服食，以求飘飘欲仙之感。殊不知此物蚀骨销魂，令人形销骨立，神智昏聩。朝政荒废，武备松弛，国库空虚。整个帝国笼罩在一种病态的、颓靡的迷雾之中，国力衰微到了极致。
黄朝的虚弱，如同滴血的猎物，引来了环伺已久的群狼。朔方草原，剽悍的戎人铁骑卷起漫天烟尘；西域戈壁，胡狄的弯刀闪烁着寒光；南方瘴疠之地，蛮族部落蠢蠢欲动；东部浩瀚海疆，狡黠凶残的海寇驾着快船，如附骨之疽般侵袭沿岸。一时间，“四夷交侵，中原板荡”，煌煌黄朝竟到了存亡绝续的悬崖边缘。
就在这山河破碎、危如累卵之际，蛰伏于关陇之地的世家大族——司马氏，挺身而出。他们并非黄朝的既得利益者，反而冷眼旁观其堕落。司马氏领袖审时度势，以“天命归仁，拯溺救焚”为号，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他们迅速整合了尚存战力的地方武装和心忧天下的士人，高举王旗，以雷霆之势扫荡了沉迷丹药、不堪一击的黄朝余孽。一个新的王朝在烽火与希望中诞生，国号定为“天”，取“承天应运，再造乾坤”之意，定都于雄踞关中的咸阳（即后世长安），史称“天朝”或“大天王朝”。
新生的天朝，面对着的是一个满目疮痍、强敌环伺的烂摊子。以务实和铁腕着称的司马开国皇帝及其继任者们，展现出了非凡的魄力与智慧。
深知戎人骑兵之患乃心腹大敌，天朝倾举国之力，在帝国北部依托山脉险要，连接、增筑、加固前朝断续的边墙，最终形成了横亘万里的“北疆长城”。这道以无数民夫血汗和将士忠骨铸就的巨龙，成为抵御草原风暴最坚实的屏障。烽燧相连，精兵戍守，将戎人的铁蹄牢牢挡在塞外。
为肃清猖獗的海寇，天朝在富庶的东南沿海，尤其是大江（长江）入海口及重要港湾，大力兴建船厂，招募水手组建“水防营”。新式战船配备强劲弩炮，水师将士勤加操练，巡逻缉盗，剿抚并用，逐步将肆虐的海寇或歼灭，或逐出近海，重还沿海安宁，保障了至关重要的海上贸易与漕运。
对于南方丛林中的蛮族，天朝采取了“怀柔远人”的策略。通过皇室与南方有影响力的大族进行和亲联姻，并辅以互市贸易、教授农耕技术等方式，化干戈为玉帛，将动荡的南疆逐渐纳入帝国的有效治理和文化辐射范围，使其成为稳固的后方。
面对西域的胡狄诸部，天朝设置都护府保护商旅，用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换取西域的良马、玉石和珍奇。繁荣的贸易不仅带来了财富，更增进了了解，分化了潜在的敌对势力，将西方的威胁消弭于无形。
深知贵族门阀垄断仕途是前朝积弊的根源，天朝毅然推行了影响深远的“科举取士”制度。不论出身寒门贵胄，皆可凭真才实学，通过公平的考试进入官僚体系。当然这一举措无疑是动了权贵们的“蛋糕”，于是就有了高官收纳寒门科甲作为门生，高中入士后可以，保证自己的朝堂地位，若是屡次不中就会被逐门，再或是忠心动摇也被被赶出去，高颎就是个例子。
自司马家定鼎中原，已过去一百二十年。
天朝一百二十年的积淀，让整个中原都披上了一层繁华的锦袍。然而，在这锦绣之下，一股足以撕裂帝国的力量正日益膨胀，那便是如同贪婪藤蔓般滋生于帝国肌体之上的宗室皇亲。
自太祖司马氏开国，为酬功臣、固皇权，大封宗室子弟于四方要冲，授以王爵，赐予封地（藩镇），世袭罔替。百廿年休养生息，人口繁衍，宗室枝蔓已庞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这些天潢贵胄，生来便顶着王公的头衔，食邑万顷，仆从如云。他们无需如寒窗士子般苦读科举，不必似边关将士般浴血拼杀，仅凭血脉，便可坐享帝国最丰厚的膏腴。
他们的王府堪比缩小版的宫廷，雕梁画栋，穷奢极欲。豢养的门客、私兵数以千计。婚丧嫁娶动辄耗费国库巨资，一次“例行的”亲王入京朝觐，沿途州县需倾力供奉，所过之处几如蝗虫过境。更可怕的是，他们利用特权，疯狂兼并土地，垄断地方盐铁、漕运之利，荫庇大量人口逃避赋税徭役。国库的银钱、粮仓的粟米，如同开了闸的洪水，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些宗室的无底洞中。而沉重的赋税和劳役，最终都转嫁到了早已不堪重负的升斗小民身上，民间怨气如地火潜行，只待一个宣泄的裂口。
当朝宰相“石锦朝”，出身寒门，正是凭借过人才学，一路披荆斩棘通过科举，最终位极人臣。他深知科举是帝国打破门阀、维系生机的根本，更深切体会民间疾苦。面对宗室这尾大不掉的毒瘤，他忧心如焚。国库连年吃紧，北方长城修缮、东南水师维护、赈灾备荒处处需钱，而宗室的耗费竟占了岁入近三成！更令他警惕的是，几位坐拥强藩、手握精兵的亲王，其势渐成割据之态，对中枢的旨意时有阳奉阴违之举。
石锦朝深知，削藩乃剜肉补疮之举，凶险万分，但长痛不如短痛。两年来，他力排众议，开始推行一系列旨在削弱宗室特权、加强中枢集权的“新政”。
核减禄米，以实仓廪；限私兵，收护卫；清田亩，均赋税；藩务奏事，必经中枢
此令一出，无异于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巨石！
几镇实力最强的藩王，反应最为激烈。
尤其是最年长的——河东晋王！
朝堂之上，风云突变。以往还算平和的议事氛围荡然无存。每次朝会，都成了“相藩之争”的战场。以宰相为首的改革派官员，引经据典，慷慨陈词，痛陈宗室之弊，强调削藩乃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必须。而以几位藩王在朝中的代言人（多为宗室成员或与其利益捆绑极深的勋贵、世族）为首的反对派，则群起攻讦。他们或指责宰相“离间天家骨肉，其心可诛”；或危言耸听，声称削藩会逼反藩王，导致“七国之乱”重演，让戎狄蛮寇有机可乘；或攻击宰相本人“专权跋扈，目无君上”，试图将皇帝也拉入对宰相的猜忌之中。
“相藩之争”已从朝堂的争论，蔓延到了天朝的每一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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