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世纪的明朝，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期间，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天主教耶稣会为传播教义，积极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
当时的明朝实行着闭关锁国政策，对外交流相对有限，这使得传教士想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1582 年，意大利人利玛窦抵达澳门，利玛窦于1552年10月6日出生，当时他30岁。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早年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在罗马的耶稣会学院学习哲学和神学，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学术水平。
利玛窦在西方的学习经历使他接触到了当时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这为他后来在中国传播西方的科学文化奠定了基础。
利玛窦19岁时拒绝了父亲让他脱离宗教进入政坛的安排，加入了耶稣会，并决定终身不娶。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传教事业。他于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并定居。
利玛窦来到中国后努力的学习中文。负责中国传教事务且会说汉语、举止文雅的罗明坚获得两广总督批准，利玛窦得以跟随他进入中国内地的肇庆。
为被中国人接受，他们穿上佛教僧袍，不敢直接表明传教目的。利玛窦向肇庆知府赠送礼物，知府虽多有退回，但对其住所内的自鸣钟颇感兴趣，后来传教士在澳门找来钟表匠并在肇庆制成自鸣钟，西方器物由此敲开了中国禁闭的大门
起初，利玛窦将传教重心放在普通民众身上，但因文化差异，民众常对天主教产生误解，这使他意识到传教的困难。随后，他将眼光转向中国知识阶层，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国文化。
1584 年，利玛窦绘制了第一幅在中国流传的世界地图，他巧妙移动本初子午线，使中国看起来仍处于世界中心，以迎合中国人的观念，这幅地图改变了中国人的地理观念，也让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成果直观展现。
1601 年，利玛窦向明神宗进献了自鸣钟、西洋琴、《万国图志》等礼物，获得在京居住的许可。
利玛窦那些西方的天文仪器，像地球仪、浑天仪，让中国人对头顶的星空有了新的认识。他和徐光启一起翻译的《几何原本》，是中国数学史上的重要事件。
《几何原本》是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所着的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数学着作，利玛窦将其带到中国，并与徐光启共同努力，将其中的前六卷翻译成中文。
这一翻译工作对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引入了西方数学的逻辑推理和公理化体系，为中国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培养了中国人的逻辑思维能力，使人们更加注重数学的严谨性和系统性，为后来中国数学在某些领域的发展奠定基础，但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
利玛窦努力钻研儒家经典，试图让天主教教义能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他和徐光启、李之藻等明朝官员成了好友。
徐光启（1562 年 -1633 年），上海县法华汇（今上海市）人，明代着名科学家、政治家。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他毕生致力于数学、天文、历法、水利等方面的研究，勤奋着述，尤精晓农学，译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农政全书》等着书，同时他还是一位沟通中西文化的先行者，为 17 世界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徐光启于崇祯六年（1633 年）11 月 8 日病逝，享年 71 岁。崇祯帝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并谥为“文定”
利玛窦居住在北京时，其住所并非单纯的教会场所。利玛窦初到北京时，明神宗皇帝批给来华的耶稣会士住地，他以黄金五百两买下其住地旁的“首善书院”（原为明末东林讲学之所）作为私人祈祷所，规模较小。
后来，随着信教人数的增加，利玛窦在 1605 年将其改建成了一座小教堂，名叫宣武门礼拜堂，也就是如今的宣武门南堂。
宣武门南堂是北京历史最悠久的天主教堂。其建筑风格融合了中西方的特色，主体建筑为典型的哥特式风格，高耸的尖顶、细长的窗户和精美的雕刻展现了哥特式建筑的独特魅力。同时，在一些细节之处也融入了中国传统建筑元素，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
利玛窦于 1610 年 5 月 11 日在北京逝世，享年58岁。在中国28年。被安葬在阜成门外的滕公栅栏墓地。
这一墓地后来也成为其他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安葬之地，如汤若望、南怀仁等也先后葬于此。
如今，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已成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该墓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6 号。
1984 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 年 5 已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旅游打卡点，可以了解利玛窦等传教士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感受那段历史时期的文化交融与碰撞。
此外，北京还有一些与利玛窦相关的地方，例如宣武门附近的南堂（圣母无染原罪堂）。南堂始建于 1605 年，最初是利玛窦的居所旁的小教堂，后经多次扩建和重建，具有一定的历史和建筑价值。
李之藻（1565 年 -1630 年），浙江杭州人。明代科学家，万历进士。李之藻与徐光启同为明末政治人物、翻译家、天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圣教三柱石之一（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所训练出的第一代基督徒里最有成就的三个人，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
1610 年，李之藻入天主教。他一生致力于介绍西方天文学、数学、逻辑学等，主要译着有：与利玛窦合译了西方天文学着作《浑盖通宪图说》2 卷；与徐光启、罗雅谷合译了《日躔表》1 卷；最有影响的译着是《圆融较义》和《同文算指》（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录）；与葡萄牙人傅汛际合译亚里斯多德名着《名理探》，为西方逻辑学在中国最初之译本；还有译着《经天盖》《简平仪说》《坤舆万国全图》《天文初函》等 10 余部。
李之藻在去世的前一年（1629 年，崇祯二年），编刻了中国第一部西学译着丛书《天学初函》。该丛书收集了明末西学译着文献 20 种，52 卷，宗教、科学各 10 种。李之藻还参与了《几何原本》的翻译工作，以及《崇祯历书》的编撰工作。还参与了一些天文观测和历法改革的工作，为中国的天文学发展做出了贡献。李之藻在崇祯三年（1630 年）六月去世于任所，终年 65 岁。
杨廷筠是明末着名官员，与徐光启和李之藻并列，被称为中国天主教“三大柱石”之一。他出生于一个信仰佛教的家庭，1592年考中进士，在中央政府担任监察御史的职务。
1600年他认识了利马窦，二人有一些交往，但他没有受洗入教。1611年，由于李之藻父亲去世，他前去看望时发现，李之藻把所有的佛像都扔掉了，也没有请和尚来举行仪式。因为这些都是每个中国人的习惯做法，特别是那些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所以他非常惊讶。
在李之藻的劝说下，49岁的他抛弃小妾，遵守教规。受洗入教，取名为弥格尔。此后，他就大力支持天主教的事业。他给传教士们提供经费，还把自己的别墅让出来作为他们居住、传教、举行仪式的场所。
由于杨廷筠原来信奉佛教，在他改信天主教后，有很多人随他入教。所以，佛教徒对他非常愤怒，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1616-1617年的南京教案中，他在杭州为传教士提供避难之所。1622年他还在杭州为传教士献出一块墓地。
杨廷筠的作品有《代疑编》《代疑续编》《圣水纪言》《天释明辨》等。他的这些作品主要是为了阐述天主教的教义和信仰，同时也对一些质疑和争议进行了回应和解释。
杨廷筠推动了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他与西方传教士的交往和合作，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他的宗教着作对于研究天主教在中国的发展和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价值。
天主教是基督教的三大流派之一。就建筑而言，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创建了北京南堂，这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天主堂。此外，在南京、温州等地也有明朝时期的教堂建筑。
在建筑方面，明朝的建筑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例如，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是善于利用地形和环境形成陵墓肃穆气氛的杰出实例；江南官僚地主的私家园林建设非常发达，明式家具也闻名世界。
利玛窦这位来自西方的传教士，其在地图绘制上的探索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元素。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本土，深入探寻中国地图的发展脉络。
传说时代，地图就是中华祖先的必备之物，中国人文始祖伏羲女娲画像中分别持有圆规和直尺，它们是测量和绘图的工具。
战国时期，中山国古墓发现的铜版地图，正面为中山王、后陵园的平面设计图。
西汉时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水系地图，与湖南地区的湘江西江流域的水系流向非常相似。
西晋时期，裴秀总结了地图的六项法则，和现在地图的比例尺、方向和图例基本接近，他绘制的《禹贡地域图》是中国目前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历史地图集。《禹贡地域图》开创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新模式，它以区域划分和地理特征为主要内容，为后世的地图绘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宋代，地图上的计里画方，相当于今天的经纬度和方里网，宋代的《禹迹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地图之一，南宋时期的《平江图》和现代苏州城内的结构几乎一样。
明清时期，地图绘制进一步发展。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自制《万国图志》，后来李之藻汲取其西方世界地图绘制方法，绘制成《坤舆万国全图》。利玛窦绘制地图时，将子午线向左移动170度，把亚洲东部居于了世界地图的中央，中国就位于图的中心。
清代康熙大帝聘请西洋传教士经过经纬度测量、三角测量等方法绘制而成《康熙皇舆全览图》。
中国航海图的发展也历史悠久。宋代已有简略的海图，如《海外诸域图》《海外诸蕃地理图》等。明代是我国航海图测制的兴盛时期，现存最早的古航海图是明代的《海道指南图》，还有“山屿岛礁图”和《海运图》等。
其中，《海运图》用于当时南方运粮到北方。最着名的当属《郑和航海图》，它是根据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积累的经验和资料编制而成，该图的绘制风格注重写实，沿袭中国传统山水画地图风格，对有关地形、地物采用对景图式画法，还对航行途中的障航物、山峰、岛屿、浅滩等作了明确提示，显示出明代早期航海者对海外航路的地形水势已有相当熟练的掌握。
古代绘制地图，早期主要依靠简单的测量工具和实地观察，来描绘地形轮廓和主要地物。随着技术进步，逐渐出现了更精确的测量手段，使用罗盘定向、步测距离等。在绘制过程中，注重对山川、河流、道路、城池等重要元素的表现，并通过符号和颜色加以区分。
中国军事地图方面，在我国现存古籍中，较早阐述军事地图的是《管子》的地图篇，其中强调了军事地图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日益认识到地形对作战胜败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军事地图的产生。
1973 年 12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三幅彩色地图中，有一幅是标有军事状况的《驻军图》。这幅图的年代在距今大约二千一百年前的西汉，不仅是我国目前传世最早的军用地图，也是世界上所能见到的最早地图。
它反映了汉初长沙王所在诸侯国军队守备作战的兵力部署情况，测绘水平高超，对守备范围内的主要山脉走向、山谷通道、水系及其流向、居民点位置等地形特征都有详细显示，还用彩绘标出了河道、部队分布区域、军事工程建筑、道路等。
其比例大体相当于八万分之一至十万分之一左右，图的定向为上南下北、左东右西，和今天的地图相反。这幅图在绘制中反映了多线式部署兵力、重视组织指挥和利用地形条件等思想特点，还重视指挥部设置、通信联络和后勤保障以及对居民点状况的调查等。
在旧中国，地图测绘事业面临诸多困难。但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地图测绘事业走上正常发展道路，并逐渐与世界测绘和地图制图的发展保持一致。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地图技术发展迅速，卫星技术突飞猛进，改变了依赖国外卫星遥感的状况。
如今，中国在三维地图表达和应用等方面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并且 AR 地图等新技术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对中国地图的绘制有着严格规定，以确保中国领土范围及其形状特征、国界线、重要岛屿等的准确表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地图的绘制技术和表现形式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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