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北京打工，虽然没能顺顺利利的找到工作，但那五彩斑斓的花花世界，早已撩的我这颗，浮躁的心狂放不已，那片养育了我多年的黄土地，再也无法安放这，狂浪不羁的青春，怎么也不想呆在家里，只过那农闲时，听雨逐蛙追风赶月，农忙时面朝黄土背朝天，一身泥水一身汗的日子了。虽然父母一再的不舍，一再的劝说挽留，但最终也未能使我回心转意。第二年，刚过完春节后不久的，那个早春的一天，再次踏上征程，登上了北去的列车。
这一次的出行，不只是我一人，还有热热闹闹的一大堆姐妹们。因为春节前，四姐又回来过年了，我们姐弟去北京打工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三乡五里，所以也撩拨了那些，青春驿动的心弦。
谁不想出去闯一闯，见一见世面呢？于是那些和四姐年龄相仿，又要好的姐妹们，便接二连三的前来找四姐，想请四姐做指引，带着她们一起去北京。四姐跟她们说，北京不是谁一个人的北京，那是全国人民的北京，任何人想去都能去，但到那里找工作，就看自己的能力和运气了，跟我一起去可以，只能说我比你们坐车熟悉一些，我知道劳务市场在哪里，也可以带你们去，但是没有能力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找到工作，如果到那儿找不到如意的工作，请你们也不要怪我。她们说自己都是明白人，这些话你不用细说，我们也是想出去闯一闯，见一见世面，如果能找到工作挣些钱，那更好，真的找不到工作，也不能怨你。于是那些姑娘们，又约上了自己要好的朋友们的姐妹们，一起商量着。后来，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有七位姑娘选择了与我们同去。连同四姐总共八个姑娘，加我一行九人，各自扛着行李，出发了。
我觉得那一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出门打工的人最多，最积极的一年。由于铁路运力的严重不足，信阳直达北京的火车根本就上不去，我们和好多要乘车的人们一样，只好在车站外的广场上，等啊等，从上午等到下午，天都快要黑了，还刮起了呼啸的北风，飘起了雪花，冻得人们直打哆嗦。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趟，开往郑州的，由货车车厢改装成的客运列车，我们随着好多人一块儿往上挤呀挤呀，只挤的都快被人给抬了起来，还直接给抬到了车上，挤得浑身是汗，挤得脚沾不到地上。四姐生怕我们一行被人家挤散了，万一谁找不到谁，那些第一次出门的姐妹们，一定会很着急的，所以一遍又一遍的扯着嗓子跟她们说，千万手拉紧了别撒开，或者干脆就抱在一起，千万别让人给挤丢了。明显体察到，四姐有重任在肩的感觉。
第二天早晨，大约七点多钟，我们顶着飘飞的鹅毛大雪，下了火车，滞留在了郑州火车站前的广场上。因为那趟列车的终点站是郑州，而我们从信阳直达北京的火车票，走到郑州以后，还需要到广场，临时预设的车站售票处，进行中转签字，只有拿到了中转签字后的火车票，才能有从郑州火车站，再次坐上火车去北京的机会。
我们一行九人，在广场的一个角落里，一家商铺的廊檐下，能暂避风雪的地方停了下来。我和四姐安排那些姐妹们，将行李码放在一起，让她们暂时等在那里休息，告诉她们千万不要离开，便拿着车票前往中转签字处，排队等候签字。
呼啸的北风，裹挟着满天飞雪，如同一群邪恶的疯魔，肆无忌惮的在人们头顶上，张牙舞爪的盘旋着，冰冷的雪花拍在脸上，将那些沧桑又疲惫的脸蛋儿，弄得通红通红的，露在帽子外面的头发和睫毛，染成了浓霜的雪白，那些调皮又淘气的雪花儿，时不时还只往人的衣领和怀里钻。
中转签字的窗口前，早已排上了长长的好几队人，而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好像还没有上班，焦急的人们或呼喊着，或窃窃私语着，发上几句牢骚。也没有人来维持秩序，一些不自觉的人拥挤着，插着队。看样子，不知道要等到几点才能排到窗口前，与其四姐我们俩都在这儿里冻着，不如一个人在这里等候着。于是我便让四姐，回到广场那个能避风雪的角落里，和那些姐妹们一起先避一避寒，独自一人守候在中转签字的窗口前，和那些拥挤的人群一起耐心的等待着。
没过多久，长长拥挤的队伍开始了一片骚动，听人议论说，中转签字窗口里的工作人员终于上班了，我们有了盼头。然而，前来排队的人们却越来越多，队伍越变越长。那些不自觉，又身强力壮的人，不断的往前面插着队，有些抱着孩子或提着包裹的人，及些体弱的老幼妇孺，被插队的人愣是给挤了出来，他们只能气愤的冲前面，使劲的嚷嚷几句，然后再贴着队伍，站在后边伸长了脖子，无奈的向前张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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