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伦终究还是看走眼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试图对异族使用“五石散”，效果非常一般。
新汉君臣对周边政权、诸族多有了解，唯独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汉文明对周边地区的持续辐射和影响。
唐朝自唐太宗一直到“安史之乱”的一百多年，以其强悍的对外军事能力，带动了一股持续的汉化风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朝就代表了华夏第二帝国时期最鼎盛的武功。
但是五代十国的乱世、前宋与契丹辽国的对峙，周边出现的异族政权，都可以看作是从唐朝崩溃后这个巨大躯体上分裂而出的，于是许多政权都自认为继承了唐朝的一部分法统，如此便可以自称为“中华”。
比如宋神宗熙宁八年，大越李朝主动发起了对前宋的入侵，李朝仁宗李乾德以太监、大将李常杰领兵，杀入广南西路，为了师出有名，李常杰发布了《伐宋露布》，以华夏自居。
大越李朝甚至视前宋为叛逆，喊出了“ 巨唐静海军节度使，安南大都护，太师上柱国，交州总督奉天讨逆，讨伐叛唐逆贼”的口号。
赵佶在位时期，大理国发生了第一次三十七部蛮的大造反，当时的权臣高泰明、高泰运也也以“华夏”自居，表示“四夷作乱，威视中国”。
至于契丹辽国，那可是一直都认为自己同样代表了华夏正统的，辽末帝耶律延禧都被女真人打得沦为马匪了，还要坚持自己“奄有大辽，权持正统”。
至于西夏，李元昊建国后，曾“自称西朝，谓契丹为北朝，宋为南朝”，认为三朝应当共奉“中国”之名号，想要三分天下。
可以说前宋时期周边诸族和政权都在积极主动地汉化，这与唐朝时那种受武力压迫而被动汉化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的汉化目的也不纯粹，就是想要抢夺中原王朝华夏正统的名义，从而获得唐朝遗留的法统。
王伦在称帝之后，自然也要名正言顺，那么最快捷的方法，自然就是重振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先完成武力上的对外征服，从而占据“华夏正统”的大义。
所以新汉对外表现出了积极的侵略性，一如当年强盛时期的唐朝。
还是那句话，路径总是很容易形成的，新汉如今隐隐也有了几分武力征服的路径依赖，学着唐朝以战养战之后，本朝发起的对外战争，便不再被视为穷兵黩武，而是为了继承唐朝势力范围做出的武力再征服行动。
再度团结起来的中原汉人表现出了极其旺盛的军功渴求，简单粗暴的武力再征服从来都是极其有效的，于是这种情况下，朝廷就无意识地忽略了周边各国内部一直进行的汉化情况。
前宋固然对外武功不行，但文治昌盛、外贸发达，日本也同样受到了前宋文化的各种影响。
在唐高宗攻打高句丽、新罗、百济战争时期，名将刘仁轨以“白江口”之战，打得日本向中原连续二百年派出遣唐使，学习着唐朝的一切。
日本如今的京城平安京，就是效仿唐朝长安与洛阳修建的，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分为左右二京，左京全部效仿洛阳，右京全部效仿长安，可以说完全是将唐朝长安、洛阳两座都城的坊市结构完全照抄了去。
前宋的诗词、文集大量被售卖到了日本，上层日本贵族自称华族，以习汉字、作汉诗、读中原典籍为教育，也就是他们坚持了自己的服饰、饮食和语言，算是做到了汉文化与本土大和文化的积极融合。
所以秦桧想要将“五石散”传入日本时，九州岛诸多投向汉军的倭人贵族们纷纷表示拒绝，拒绝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大唐药王孙思邈反对服散，你们汉人都不食，那我们日本人也不食！
秦桧将这个消息紧急上报后，王伦无语了许久，他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居然这么不好骗，在他们心中，唐朝简直就是天朝上国，唐朝就是最完美的，那么他们的一切都要向唐人看齐。
为了重振中原汉人的信心，汉军在不断对外开拓的同时，朝廷内部的主流舆论，是将周边诸国视为蛮夷，认为他们需要在汉军到来之后，要接受教化的。
由于汉军强悍的表现，在这种舆论宣传之下，周边诸国仿佛就真的成为了蛮夷，朝廷很少关注如东北、西夏、大理国、李朝内部的汉化情况。
王伦便开始了深刻的自我反省，由于对外军事的顺利，让他也难免有了几分膨胀，这种心理出现在一个皇帝身上，是非常要不得的。
自我反省之后，王伦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思想误区，那就是认为金国、西夏、大理、李朝、高丽等诸国以及此前的辽国，其汉化主要体现在上层统治阶级和贵族群体，这个想法其实是错误的。
这个时代的“汉化”，从来不是说让蛮夷变为华夏，而是一种类似于“现代化”的过程。异族建立政权，要维护统治，必须要向最富有集权统治经验的中原王朝学习。
于是在学习中原王朝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服饰、官职、行政区划、科举等先进的适配性极强的制度就被周边学了去，作为配套，那么儒家思想、汉语、汉字也要被学习，经济制度也要被效仿，可以说一旦汉化开始，那就是全方位的效仿和进化。
若是中原王朝武力不行，那么这种主动的汉化过程是相当脆弱的，是极有可能出现反复的。
但实际上周边任何一个政权的汉化都是全方位的，并不局限于上层贵族，只是上层统治者们表现得程度更深，下层被统治的民众表现得相对弱一些而已。
这就涉及到儒家思想对“华夷之辩”的苛刻标准了，也就是说在儒家传统下的华夏绩效学的每一步绩效提升的标准太高，便导致了相当一部分已经接受汉化的人群，仍旧被视为蛮夷。
典型的例子就好比疍民，当初吴用南下协助邓元觉逃亡，疍民主动伸出援手，在王伦称帝后，由于开发岭南的需要，朝廷认定了疍民为编户齐民的百姓，但民间的歧视仍旧存在着。
许多疍民也因此愈发顽固地坚持自己的传统，抗拒朝廷赋予的“汉人”身份，这其实并不利于朝廷维护在地方的统治。
此前王伦觉得，只要将诸多异族拉入到以汉人为中心的经济大循环之中，汉化总归是能够很顺利地推动下去的，现在他才意识到，这个想法过于理想主义了，该有的教化还是要继续推进的，否则就是无根之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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