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是位胸襟开阔、办事果决且眼光长远的英主，但同时也是活生生的人，难免会犯错。作为手握生杀大权的一国之君，出现过错能够不自歁、不推诿，并且及时加以修正，实属难能可贵。
从史书客观详实的描述中，我们看到的李世民，是一个交织着善恶、活脱脱的人，而不是高高在上、毫无瑕疵的神。
【01】不被亲情左右
上文提到，太宗与长孙皇后伉俪情深。长孙皇后病逝，太宗爱屋及乌，非常疼爱他与长孙皇后所生子女。一次，有人挑唆太宗，说朝中三品以上高官对魏王李泰很轻视。李泰是长孙皇后第二子，为人有才学、知礼仪，很受太宗器重。
太宗一听儿子受气当即火冒三丈，立刻召来三品以上官员训话，声色俱厉的指责他们：“当初隋文帝在位，一品以下官员在他儿子面前尚且唯唯诺诺，难道我的儿子就不是天子之子！我不过对他们管教严些罢了，你们竟敢轻视李泰，我要是由着他来，你们算是什么东西！”
房玄龄等一众大臣吓的跪伏于地不停叩首请罪，只有魏徵面不改色，严肃的对太宗说：“臣敢说群臣之中没人会轻视魏王！而且按照礼法，三品以上官员是国家栋梁，您在他们和您儿子面前不应分出亲疏。若是纲纪紊乱，咱们另当别论。但以您的圣明，必定不会纵容魏王折辱大臣。隋文帝娇惯儿子，任由他们僭越礼法，以至遭到灭族之祸，这有什么可效仿的！”
太宗愣了一下火气全消，略显尴尬的说：“你讲得太有道理了，不得不让人心服！朕因私爱而忘公义，刚才还觉得占理，听了你的话才觉理屈。看来，当君王的不能被亲情所左右啊！”
【02】错了就是错了
太宗因听信谗言，处死了被他一手从基层提拔起来的优秀大理卿张蕴古（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此事对大唐司法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法官因害怕担责，将“重罪轻判”当成红线，谁也不敢轻易触碰，以致时常出现“无罪判有罪、轻罪定重罪”的现象。
太宗得知后，找来时任大理卿的刘德威谈话。
“最近怎么判重刑的这么多啊！”太宗有些不满的问。
刘德威深知太宗为人，索性实话实说：“此事的责任在您，与臣子们无关。圣上宅心仁厚，刑法自然宽和；圣上崇尚峻法，刑法势必严苛。”
“朝廷明文规定：把人抓进来误判的，连降三级；把人放出去、放错了，却要连降五级。判错了、判严了不要紧，放错了、判轻了却要担大责。官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只能枉顾事实宁严勿松。不是有人教唆他们，只是畏惧获罪罢了。陛下如果不将个人喜好掺杂进来，一切按律法行事，这种风气自会扭转。”
其实在张蕴古一事上，太宗已向魏徵表达过悔意，并将“判处死刑必须经过五次奏告，获准后方可执行”写进了律法。听了刘德威这番话他不怒反喜，立即允予以批准。此后，冤狱现象果然逐年减少。
【03】魏徵敢说，太宗肯改
贞观十一年（637年）二月，太宗临幸东都洛阳，负责接待保障的官员，因接待准备工作不细致被追责。
魏徵劝谏道：“陛下您只因区区的接待标准不细这一小事，就要责罚官员，实在没有必要。臣担心此种风气一旦开启，将会使天下民不聊生，这可不是您行幸东都的本意！”
“当年隋炀帝讥讽郡县官员提供的饮食不精细，竟然按接待好坏来行施奖惩，结果搞的众叛亲离。这些事情都是您亲眼所见，为何如今又要效仿呢！”
魏徵的话让太宗大吃一惊：“要不是你，朕可听不到这话。”
随即交代长孙无忌等人：“朕原来经过这里，无非是买饭吃、租房住，现在条件这么好，怎能还不知足！”
【04】魏徵的三封奏疏
经过太宗君臣近十年的努力，到了贞观十年（636年）以后，大唐国力日渐丰隆。为避免太宗乐于安逸、懈于政事，魏徵接连上了三封奏疏警示提醒。
针对多数王朝善始却难善终的现象，魏徵建仪：“当领导的往往在创业时做得很好，事业一旦有成还能保持初心的却不多。”
“这是因为，越是困难领导越容易与下属打成一片，条件越是改善反而越容易自满。”
“与下属打成一片，即便性格不合也能齐心协力；骄傲自满，就算亲近之人都会离心背叛。虽然可以借助手中权力震慑下属，恐怕也难以让他们心服口服。”
“在欲望面前能够知足，在挥霍面前能够知止，处高位能够降尊纡贵，近圆满能够保持清醒，安逸时能够节制自身，和平时能够不忘忧患，防闭塞能够从谏如流，施奖惩能够公平公允，然后再选贤任能使大家各司其职，拱手无为而天下自平，又何必劳心费神去干预具体事务。”
看到太宗不像以往那般和善，魏徵指出：“陛下您最近在推行善政的热情上有所下降，闻过必改的作风不及当年。对臣子的谴责逐渐增多，态度稍显严历。由此可见，位高势必气盛，富贵难免豪奢。”
“以当年隋朝国力的繁盛，就是拿现在相比也有很大差距。然而他们如此富裕，挥霍无度也会亡国；我们虽然贫乏，保持勤俭却能安宁。隋朝在没有动乱时，自以为不会乱；在没有灭亡时，自以为不会亡。因此才对下索取无度，对外争伐不休，即使大祸临头仍然没有觉悟。”
“平静水面可以照见容颜美丑，前朝兴亡可以知晓事业成败。”
“希望您能以隋朝为鉴，去除奢靡、力行节俭，亲近忠良、疏远奸佞，在盛世之时去行创业之事，一定会实现尽善尽美。”
“所谓夺天下难、守天下易，陛下您能克服万难统一海内，难道还不能恭俭无为保住成果吗！”
鉴于诚信缺失问题，魏徵进言：“古人讲‘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您即位已经十年有余，天下德行教化仍未达到和谐境界，是因为诚信之风还没有完全普及。”
“您建立政权设置官职，表面说要交给君子办理，遇到事情总爱去询问小人。您待君子虽然敬重却很疏远，遇到小人态度轻慢但很亲近。亲近就会无话不谈，疏远则会信息不畅。”
“但凡中等之才，谁都有些小聪明。然而受到格局所限，他们目光短浅，做不来治国理政的大事，虽竭尽全力仍难免失败，况且一旦心存邪念，对政权造成的损毁简直无法估量。”
“君子不是完人也会犯错，若对国事无碍，无须求全责备。既然认定他是君子，却还心生怀疑，那与立起直木却担心影子弯曲有什么区别！”
“陛下如能慎重挑选君子，在制度的框架内尊重他们，充分信任他们，给他们以施展才华的舞台，天下又何愁不治！反之，则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三封奏折得到太宗的嘉许与重视，专门批复：“当年晋武帝司马炎在平定吴国后变得骄奢怠惰，大臣何曾作为人臣之首，不但不直信相劝，反而私下告诉子孙‘晋朝必亡’，以此夸耀自己的才智，这才是最大不忠。朕看了卿的奏折，知道自己所犯错误，将把它放置于几案，以便随时翻阅警醒。”
【05】不能忘记初心
贞观十一年（637年），侍御史马周就当前大兴土木不休、奢靡之风渐起、宗室亲王待遇过厚、州县官员选人不当等问题上疏，指出：
“夏、商、周三代，以及汉朝存世时间很长，多的八百年，少的也有四百年，主要是天子广布恩泽，受到民众拥护。而汉朝以后国家存世都很短，多的六十几年，少的不过二十来年，皆因君王无恩于臣民，基础不牢所致。陛下您应以光大禹、汤、文、武的事业为己任，为子孙谋下万世之基，怎能只考虑自己这一代！”
“当前，全国人口不及隋朝的十分之一，劳役之盛却不绝于路。您虽多次下令裁减，但土木营建任务繁剧，诏令只能沦为一纸空文！当年汉文帝、汉景帝注重与民生息，才使汉武帝有了征伐匈奴、穷奢极欲的资本。假如汉高祖刘邦直接传位给武帝，汉朝国祚哪会长久！”
“另外，天子所用器具，以及亲王、嫔妃、公主所着服饰过于奢华。陛下您在民间长大，知道百姓疾苦，尚且这样。皇太子长于深宫，没有外界生活经历，一旦您去世，他会做出怎样出格的事来，这才是您应当忧虑的大事。”
“古往今来凡是天下动荡，百姓聚众为匪，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即便是国君急思悔改，也难以保全。因此，应当于可以治理时加强治理，不能等国家灭亡后才去追悔。当年周幽王、周历王嘲笑桀纣，隋炀帝也曾嘲笑北周、北齐，千万不可让后人像我们嘲笑隋炀帝那般嘲笑我们！”
“贞观初年，天下饥荒米价飞涨，百姓无人抱怨，因为他们知道皇上您急他们所急、想他们所想，上下想法一致，生活自有奔头；如今年年丰收，百姓却牢骚不断，是因在您心中他们已无足轻重，您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与他们毫不相干，君民离心离德，又怎会心平气和。”
“自古国家兴亡与畜积多少无关，与百姓苦乐相联。隋朝存储在洛口仓（在今河南郑州巩义境内）的粮食反被盗匪李密所用，存放在东都洛阳的布帛便宜了叛军王世充，而放置在长安府库中的物资到现在我们仍未用完。”
“由此可知，国家不能没有储备，但要在百姓富足有余的情况下适当收取，不可强行掠夺，让百姓的血汗成为敌对势力的凭借。”
“勤俭可以使百姓休养生息，此事陛下已在贞观初年亲自践行，现在实行起来不是很难。陛下想做长远打算，不必远求上古，只需像贞观初年那般施政爱民，就是天下大幸！”
“陛下宠爱您的兄弟子女，优待过于丰厚，此事应慎重考虑。当年魏武帝曹操宠爱曹植，结果文帝曹丕一即位就将曹植囚禁，魏武帝的疼爱反成了伤害。”
“另外，百姓之所以得到治理，全在当地刺史和县令是否德才兼具。假如州、县两级官员选用得当，您完全可以拱手端坐。而目前却只重视京畿官员的选拔，忽视州县。刺史往往由武夫担任，或是把不称职的在京官员打发到州县补缺，地处偏远的地方更是如此。百姓得不到治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太宗看后连连称赞，交代侍臣：“刺史，今后由朕亲自选拔任命；县令，让在京五品以上官员各自推荐一人。”
【06】君正臣自贤
太宗行伍出身，打了一辈子仗，骑射技艺极为精湛。当了天子仍爱在闲暇时带着少数近臣，到郊外过过纵马弯弓的瘾。
一次太宗与他做天策府上将军时的长史唐俭外出打猎，一群野猪突然从林中闯出。久经战阵的太宗毫不慌张，弯弓搭箭一连射倒四头，但仍有头野猪冲到了太宗马前。唐俭下马与野猪搏斗，太宗拔剑砍死了它，大笑着对唐俭说：“天策长史难道没见过你家上将军杀贼吗，有什么好怕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唐俭很不客气的回答：“汉高祖在马上得到天下，却没见他在马上治理天下。陛下您靠神武平定四方，怎能在一头猪身上逞强显能呢！”
太宗的脸一下红透了，他尴尬笑笑，立即停止打猎返回宫中，没多久便加封唐俭为光禄大夫。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一个团队或集体中，带头人和干部群体所起作用至关重要，他们强则团队强，他们弱则团队弱！
正是由于群臣敢于直指太宗不足，太宗又能知错即改，而不是碍于面子打击报复，才使得大唐在国力提升后，仍能保持开国时的质朴作风，没有停滞不前。
正是有了太宗君臣这样一群不偏航、不停飞的头雁矩阵，才使得大唐步入正确发展轨道，开创了近三百年的宏基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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