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张士诚定都苏州之后，他展现出了一番别具一格且引人注目的行事风格。
为了最大程度地避免对百姓造成过多的滋扰和影响，他不辞辛劳地四处寻觅那些闲置无人居住的房屋。
最终，承天寺被他选中，成为了他的王宫所在。当他踏入承天寺时，那令人震撼的场景至今仍能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之中。
他毫不犹豫地令人砸毁了寺中那威严庄重的佛像，随后竟毫无顾忌地直接盘腿坐在大殿中原本属于佛像的莲花宝座之上，甚至还肆意地在梁上射出了三支箭，仿佛以此作为一种特殊的标识，向世人宣告着他的主权。
与此同时，在那段特定的时期里，元朝的军队内部正由于各种激烈的争斗而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根本无暇顾及南方各路风起云涌的起义军。
也正因如此，各路起义军迎来了一段相对较为和平稳定的时期。张士诚似乎产生了一种大局已定的错觉，开始在苏州大张旗鼓地设立了省、院、六部、百司等一系列庞大的行政机构，轰轰烈烈地掀起了真正治理国家的宏大序幕。
然而，张士诚砸坏佛像并坐上莲台的这一行为，无疑是对真神的一种亵渎和蔑视，这自然是为人界与天道所不容的。
即便他有着爱民如子的一面，但这也无济于事，最终他还是败给了朱元璋，这或许真的乃是天道所归。
朱元璋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本身就曾做过和尚，侍奉过神灵，并且在建国之后对佛教极为尊崇。这才是一个能做皇帝的人应有的姿态和作为。
所以，对于那些心怀称帝之志的人来说，或许你可以不信神拜佛，但绝对不能对他们加以蔑视，更不能如张士诚这般去亵渎神灵。
至此，那个象征着广大下层盐民根本利益的大周政权已然巍峨矗立。
盐民出身而后沦落为私盐贩子的张士诚，曾亲身经历过下层百姓生活的无尽艰辛与困苦。因而，在他开始执政的那段岁月里，他的内心极其渴望能够彻底革除元朝遗留下来的种种沉重积弊，全力以赴地去构建一个人人平等、充满希望的理想社会。
然而，问题却如一座沉重的山峰横亘在前，那便是到底应该采取何种方式去达成这一宏伟目标呢？
张士诚，这个曾经的私盐贩子，他又哪里能够真正搞得清楚其中的复杂门道呢？他手下的那些官员，大多也有着与他相似的过往经历，对于如何去有效地治理国家，自然是如坠云雾，茫然不知所措。最终，他们不得不将希望寄托于那位智多星般的丞相李行素。
李行素经过对当时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等诸多繁杂情况的深入剖析与洞察，犹如一位智慧的织锦大师，为张士诚精心编织出了八条治国的大政方针。
第一条便是那关乎土地国有的重大政策。
遥想在元朝末年，土地兼并的现象如同一场可怕的瘟疫，蔓延至极且极为严重。江南地区的农民们，除了要无奈地向官府缴纳各式各样繁杂的赋税之外，每年还要向那些贪婪的田主缴纳额外的附加粮和精美丝绸，甚至还要代替田主去服那沉重的徭役。
在蒙汉地主的层层盘剥与压榨之下，下层百姓们的生活愈发艰难贫困，窘迫不堪的景象令人痛心疾首。
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难题，首先，坚决不承认前朝强行施加在农民和盐民头上的那些如枷锁般的苛捐杂税，果断取消了农民们拖欠元政府的所有赋税，并将当年已缴纳的四成赋税慷慨地返还给农民。
其次，为了最大程度减轻战争对农民的冲击与影响，减免当地农民一年的赋税，而这部分所需的钱财当然需要有人来承担，那便是通过对富户的钱财进行打劫并充公来解决这一难题。
再次，毅然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大胆策略，毫不留情地收缴大地主的土地，然后公平地分发给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去辛勤耕种，农民们种地只需按规定缴纳田税即可。最后，强制将地主和富户多余的粮食和衣物等珍贵物资公平地分发给那些贫民和老年人，让他们也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与关怀。
第二条是对私营经济的大力鼓励与推动，尤其是对养蚕业的全力支持。
首先颁布了那掷地有声的《州县务农桑令》。
诏令中明确指出：“元氏之乱犹如汹涌的洪水，致使百姓生活困苦，这岂是仅仅因为君主的不仁啊！实在是那些为官者，不能宣扬仁德之意，反而肆意妄立各种不合理的科条，心中所想的只是肥己之家，全然不顾百姓的疾苦。百姓们求生之路被堵，秉持道义却又无法实现，最终导致天下崩解。”
“我起兵的本意，便是真诚地希望能将生民从那水深火热的苦难中拯救出来。我所治理的每一寸土地，都要以保障百姓的生存为首要任务，农桑乃民事之根本，有土地有财富只需正确引导，既让百姓富足又要注重教育。”
“政令下达之日，务必深刻体会我的苦心，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务必让每一处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条件，切不可仅仅以空洞的文书来敷衍了事。要慎重地选择那些贤能的长官，此后要以民生的兴衰作为考核的最重要标准。”
其次，在郡和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了意义重大的劝农使和劝农卫，大力奖励农户积极发展农桑养殖，让这片土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第三条是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重视，主要集中在兴修水利方面。
当张士诚带领当地百姓积极兴修水利，开河疏港之时，他们仿佛是一群无畏的勇士，与那水患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最终成功解决了自南宋末年以来江南一直存在的水患问题，这不仅极大地繁荣了农桑经济，同时也如同一股强大的动力，促进了手工业、纺织业和漕运业的蓬勃发展。
第四条是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开辟军垦农场之举。
当军队进入苏州之后，十几万的庞大军队需要巨额的军饷来维持，在这和平时期，李行素建议张士诚派遣军队与当地农民一同，开垦苏州府城外的南园和北园两片荒地，让这片土地全部种植上粮食作物，使得军队的粮食生产能够实现自给自足，犹如一座坚实的堡垒。
第五条是对出口经济和对外贸易的极度重视。
张士诚极其注重海外贸易，如同一位勇敢的航海家，鼓励有能力的商人勇敢地出海经商。在太仓港设立“镇海万户”，专门负责管理海外运输和贸易，让那贸易的船只如繁星般闪耀在大海之上。
第六条是对货币发行的果断决策，毅然取消元朝那如烂印般的纸钞。
根据李行素提出发行自己货币的要求，需要大量的黄铜来铸造铜钱。张士诚如同一位果敢的决策者，令人将承天寺的铜佛毫不犹豫地融化，铸造出了那充满希望的“天佑通宝”，以此取代元顺帝那肆意滥发的至正纸钞。
与纸钞相比，铜线滥发的难度显然要大得多，而且不易伪造，因此有效地稳定了江浙地区的物价和市场。对于融化铜佛这一举措，李行素持保留意见，毕竟他深深明白古董文物的珍贵价值，因而积极劝说张士诚尽量保留古董和具有极高艺术价值的文物。当然，对于文物保护这一块，对于张士诚来说，让他真正理解确实也有一定的难度。
第七条是对学校教育的高度重视，如同呵护幼苗一般，大力发展这关乎百年大计之事。
为了推动教育发展，整饬民风，颁布了那意义深远的《州县兴学校令》，诏令内容如洪钟大吕般振聋发聩：“风化之本系人伦，贤才之兴关学校。今者豪杰并起，相与背叛，良由父子、夫妇、兄弟之道失序，故君臣之义不明，廉耻道丧，王纲解纽，实在于斯。凡属州县，务必稽考前典，务必选拔出那些明博好礼之士，让他们朝夕讽诵以修明伦序，以兴起贤能。”
第八条是那具有创新意义的开设大学，改良科举制度，积极招贤纳士。
在苏州府设立那充满学术气息的学士院，开办那知识渊博的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入学者的日常饮食和津贴都由大周政权慷慨提供。
后来的至正二十二年、二十五年，在江浙地区先后两次举行乡试，遴选出了一批优秀的读书人入仕。
同时设立那广纳贤才的礼贤馆，让江浙一带的知识分子纷纷如归巢之鸟般前来投靠，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元末名士都曾在张士诚帐下任职，为其出谋划策，犹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这片天空。
以上这由李行素亲自出谋划策、殚精竭力制定的八条治国理政方针，是张士诚的政权进行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教育改革的大胆尝试。
这八条治国理政方针政策，如春风化雨般，使得江浙地区的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各地流民纷纷如归巢之燕般返乡，重建自己的家园。
这些执政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造就了不少如沈万三这样通过做生意而成为一方巨富的传奇人物。
苏州有句民谣：“生不谢宝庆杨，死不怨泰州张”，前者是指元朝的统帅，后者则是指张士诚，可见苏州人民对张士诚的爱戴与感激之情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这些措施在现今看来或许都已颇为熟悉，并不觉得有何特别了不起之处，但如果将其放置在当年的那个特定时代，确实有着一定程度的脱离时代束缚之感。
这都是李行素根据当时苏州的形势以及后来社会发展的趋势，为张士诚所提供的精准建议。后世之人往往只知道感谢张士诚，却不知如果没有这位仿佛后世穿越过来的大才子李行素，仅凭一个私盐贩子，又如何能够想出如此之多远远超出当时封建年代的便民利国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