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祸（三）
---临安十八年
“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人讥。”
当岳飞写下这四句话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绍兴八年，同时，这也是秦桧自绍兴元年拜相以来的第八个年头，当时，大概很少有人想到，他将要打破蔡京的纪录，成为赵宋开国以来在职时间最长的相臣。
前一年，是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们取得重要成功的一年：河南旧地，似乎可以通过谈判要回来了，徽宗的灵枢，据说金人也愿意还回来了，开封城中的血火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就好象高粱河畔的血火已经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事情一样，也许，只要给那些不爱惜身体发肤的蛮子们一些岁赐，一切，又能恢复成过去那样？
但就是这一年，奉旨前去谈判的王伦，带着金人使节回到了临安，傲慢的来使高高的站着，他要求赵构跪下，他说，他来，是为了“诏谕江南”。
已经没有什么宋国啦，只有还没归服王化的“江南”，现在，诏书来啦，跪下吧，听着吧！
岳飞愤怒了，他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
他记得历史，却忘了现在。他清楚的记得海上之盟和太原城，却忘了先去打听皇帝的态度，忘了在上书前，先去分析、掂量、盘算和计较。
……所以，他只是一个将军，一个当时最优秀的将军，一个即将在四年后，被送进风波亭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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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里，岳飞的上书当然是最醒目不过的。与之相比，这年还有一位叫胡铨的编修官，也曾经上书赵构，力陈议和之害，就较少的为今天的人们所注意。但是，如果我们要着眼于南宋文祸的话，这却是不容错过的一件事情。
因为，把“莫须有”三个字演化到了极点的“临安十八年”，正是以这件事为发端。从绍兴八年，秦桧以“狂妄凶悖”之名治胡铨以罪开始，高呼“男儿当为天下奇”的王庭珪，黯叹“天意从来高难问”的张元幹，“非笑朝政”的胡舜陟，“鼓唱浮言”的张九成，“讥讪”的李光，“朋附”的胡寅，声讨“夏二子”的吴元美，阐发“子不欲阴中人”的程瑀，誓言“九死以不移”的赵鼎，指望赵构“谨察情伪”的张浚……因着种种最奇诡不过的逻辑和论证，一一倒下。直到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的前夜，他还在审订赵汾“大逆”案的名单，要把“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的张孝祥勾兑入案，杀之而后快。
对此，清赵翼描述为：“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傾陷善类。因而附势干进之徒承望风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无不爭先告讦，于是流毒遍天下。”
到最后，就连这个生逢“盛世”，亲眼见证了乾隆文狱的赵翼赵云崧，也不由得为之感叹：“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
……是为，临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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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宋朝的时候，把重要的姓名，写在书房的屏风上，是上层社会中很流行的一种习惯，比如说，某位曾经吓得周邦彦钻床底的大人物，就曾经把宋某、田某、王某和方某这四个名字写在屏风上，生怕忘掉。
这天，在一德格天阁里，秦桧静静的坐着，一边翻阅最近送来的报告，一边梳理着自己的思路，过了一会，他站起来，用他那极有名，极漂亮的字体，在屏风上慢慢写下了三个名字：
赵鼎、李光、胡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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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曾与秦桧同为相臣，李光，曾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都是与秦桧长期纠缠，足以对抗的敌体，能和他们的名字这样列在一起，对胡铨其实是一种荣耀。
绍兴八年，时任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针对“诏谕江南”的金人，上抗疏《戊午上高宗封事》。
当时，王伦宣传说：“我一屈膝，则梓宫可还、太后可复、渊圣可归，中原可得。”对此，胡铨尖锐的指出：“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陛下，然卒无一验！”警示赵构说，如果合作，最大的可能就是“如刘豫也哉”，成为与伪齐帝刘豫一样，生死进退皆操人手的傀儡，在最后，他更大声疾呼，“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胡铨的高呼，使他一夜间声振天攘，却也使他一夜间简在相心。秦桧的打击既快又狠，立刻就以“狂妄凶悖，鼓众劫持”之名，将他南贬福建为签判。为胡铨送别的陈刚中，刊印抗疏的吴师古，也被先后贬流。而或者是一德格天阁内那扇屏风的提醒，胡虽已南，秦未相忘。绍兴十二年与绍兴十八年，秦桧又先后两次下手，先把胡铨贬到广东，然后逐去了海南。
胡铨南贬，站出来说话的人并不多，但也始终都有，王庭珪写诗送行，说“痴儿不了公家事！”，张元幹为他叹息，说“天意从来高难问。”一个明斥秦桧，一个暗讽赵构，皆被处置。
王、张虽然蒙祸，但他们的观点原是如此，正如“种桃”之案，也算求仁得仁。倒是胡铨由新州而之海南的过程，才是和“种豆”，和“清风不识字”一样，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一类“无中生有”的文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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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嗟无尽，千生笑有穷。”
这是胡铨到新州后写的两句诗，结果落在了新州守臣张棣的手里，如获致宝，精心铨释，居然从中解读出了胡铨的“怨望恶语”。
怎么回事呢？原来，北宋曾经有过一位相臣，叫张商英，他的号是“无尽居士”，而上古那位射日的后羿，所属的氏族则是“有穷氏”，于是，张棣由此发挥，说张商英为相，秦桧也为相，这话是明张暗秦，而有穷也是暗指秦桧，他冲着相爷又嗟又笑，当真该死的很。
秦桧虽然奸恶，却不是满清诸王大臣那种草包，这种比“将明”还要混蛋加八级的胡说九道，他实在是看不下去，更没脸用这样的解释去收拾胡铨，张棣马屁拍到马腿上，只好咬着牙再等机会。
总算，张棣等到胡铨又写了一首诗，里面说“欲驾巾车归去，有豺狼当辙。”，这下终于坐实了他“怨望朝廷”的罪名，到底把胡铨撵去了海南。
从上面的事情中，我们可以初步梳理出“秦系文祸”的一些特点：一方面，秦桧所治文祸，与前人、后人，皆大有不同，他尽管也自有一肚皮好才华，却懒得去摘章捉句，最常用的罪名，无非是“谤讪”、“狂妄”之流，根本不屑于逐字分析。倒是那些迎其鼻息的鹰犬们，还要费几分心思，织攀成罪。另一方面，秦桧治文祸善外联，善滚雪球，或者说，是善立鹿于朝。胡铨被打在聚光灯下后，他的目标便不再只是胡铨，那些敢于声援的，敢于与他保持同一阵线的，敢于和他联系、唱和的，都将被一一择出，无情打击。
……另外，这同时也是他对自己队伍的一次筛选和审视，哪些人会犹豫，哪些人会手软，哪些人能够用最快的速度跟进和打击，通过这样一波波的攻击，秦桧也就能够心里有数。
所以……张棣的无能与无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或者并非要“求上进”，而只是为了“远灾祸”，在秦桧的游戏规则当中，那些有幸监视流臣们的官员，其实，也是在走一盘机会与风险并存的棋局。
……比如说，右朝奉郎，王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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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二年，一个令官场中人，尤其是令秦桧一党人员目瞠口呆的消息传出，右朝奉郎任全州知府王趯因为“为逐臣传递书信”，被撵去湖南，成了一个小小的编管。
大为惊讶的官员奔走相询，希望摸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长脚相公的想法变了吗？这是要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还是新一轮洗牌的开始？
……然后，当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以后，无数人，包括王趯在内，泪流满面。
当时，有一位在海南呆了快十年的姓李的官员，很希望回到内地来，于是，他给秦桧写了一封信，请王趯代为转达。不久，信送到了秦桧的手里，他一边拆开信看，一边用一种很随意的神情问送信的人，“李参政今何在？”
李参政现在在那里啊？
使者回答说：“李参政今在全州，与王知府邻居。”
李参政住在全州（广西）呢，和王知府是邻居。
这还了得！
秦桧勃然大怒，立刻下令，严查这位“李参政”何以胆敢擅离贬所，而那位胆肥到敢于先斩后奏的王右侍郎，则直接被下了狱。
没几天，事情查清了，“李参政”还好好的呆在海南呢。和王知府做邻居的人中，倒是有一位“李将军”。
那个脑子短路的信使下场如何，已不可考，反正王趯是没能翻案。面子上下不来的秦桧怎么也不肯承认自己弄错了，索性用“代逐臣递书信”的罪名，把他贬到了湖南。
在那十八年中，这样的事情并非一起，没有旗帜鲜明表明立场的贬所官员们，倒霉的不是一位两位，拒绝追究王庭珪的曾慥、王珉和王大声，想要保护吴元美的孙汝翼，都先后遭到处罚，从这样的角度来考虑，张棣之千方百计想要给胡铨再加个罪名弄走，或者，也是在自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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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说到的“李参政”，曾任参政知事，叫李光。
……和赵鼎、胡铨一起，把名字落在一德格天阁上的李光。
他曾经是秦桧的副手和助手，是主和派的人物，但后来，他转变立场，提出“金不可信、和不可恃、兵不可撤”的“三不可”，激怒秦桧，从此，就走上了漫漫南行路。
李光的初次被贬，是在绍兴十一年，贬所在广西，绍兴十四年，他再被贬移，赶去了海南，他是个心蛮宽的人，才学也好，索性在当地写起了书。他写的是史书，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作《小史》。
绍兴二十年，他写《小史》的事情，被秦桧知道了。
……风波恶！
李光贬昌化军（仍在海南，但是在更南，更荒凉的地方），永不检举。
弟李宽，除名,勒停。
长子李孟传、三子李孟醇,侍行，死贬所。
二子李孟坚,对狱，掠治百馀日，除名，编管。
四子李孟津，抵罪。
……
《续通鉴》记曰：“田园居第悉籍没，一家残破矣！”
此案牵连极众，除李光一家外，尚涉及到胡寅、颖直、张焘等十余名官员，之后，更派生出吴元美、程瑀诸案，范围之大，力度之重，远远超过胡铨一案。
李光《小史》案，在秦桧所治文狱中颇有特色，其它的案子，基本都是在文字中或者攻击了秦桧，或者声援了秦敌，或者被认定攻击了秦桧，或者被认定声援了秦敌……只有《小史》案，所录、所述的内容，秦桧根本就没有看到，仅仅是听说“他在做这件事”本身，就已经把秦桧激怒。
要解释这件事情，就要从秦桧对“历史”的重视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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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消失在迷雾之中了。过去给抹掉了，而抹掉本身又被遗忘了，谎言便变成了真话。”
“凡是与当前需要不符的任何新闻或任何意见，都不许保留在纪录上。全部历史都象一张不断刮干净重写的羊皮纸。这一工作完成以后，无论如何都无法证明曾经发生过伪造历史的事。”
------《1984》
虽然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奥威尔只是一个如同没有勇气走上海岸的1900般的被他所不敢面对的现实世界吓断了腰的绝望者，但，不可否认，他的确有很多华丽的总结。
比如说，上面的两节文字。
秦桧与奥威尔不同，他是做事的人，他虽然没有这样总结，但他却这样做了，当然，用的理由光明正大。
绍兴十四年，秦桧上书赵构，求禁私史，理由是：“是非不明久矣。靖康之末，围城中失节者，相与作私史，反害正道。”
应该说，这几句话如果孤立的抽出来，其实是很漂亮也很正确的，甚至，连我，在看到白斯文将军们又或者是白将军们的子孙们的那些精美、神奇的回忆录时，也会常常有一种冲动，为他们没有遇上秦丞相而感到可惜。
不过，正如同民主本来也不是坏词，关键看是不是带路党们在喊一样……秦桧提出这个事情，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正青史，明是非“，而是为了完全相反的目的。
……比如说，“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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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在近现代以来的近体诗中，这首诗的知名度，排入前十大约是没有问题的。作者人生的前后反差之大，甚至使刻薄如李敖者，写出了“恨不引刀成一快”这样的诛心之句。
其实，秦桧的早年，又何尝没有过壮怀激烈？
“大金必欲灭宋而立邦昌者，则京师之民可服，而天下之民不可服；京师之宗子可灭，而天下之宗子不可灭。桧不顾斧铖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伏望元帅稽考古今，深鉴斯言。”
“天下之人，必不服从，四方英雄，必致云扰，生灵涂炭，卒未得生！”
金人初下汴京，心气正高，视天下如掌中物。有人就提出建议，说赵宋气数已尽，当屠尽赵氏宗族，立张邦昌为帝，傀儡用之。
当时的秦桧，为御使台之长，听到这个消息，就结连同志，先后两次上书金人，力陈赵宋有德于民，非他姓可替，甚至建议金人践行旧盟，北渡白沟。
这两封上书，为秦桧赢得了难以想象的荣誉，时人赞之为“词意忠厚，文亦甚奇”。他日后之所以能一路飞升，宣麻拜相，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开始。
然而，绍兴二十四年，左朝奉郎任辰州通判何珫上书朝廷，说那两篇文章的真正作者是马伸，要求朝廷还此公道。
马伸，字先觉，是秦桧在御史台时的同事。按照何珫的说法，当金人想废赵立张时，马伸是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们必须要上书的人，而秦桧的态度则很暧昧，是在马伸他们的坚持要求下，才签了自己的名字，至于把他的名字签在最前面，那只是因为他当时是御史们的领导。
……想一想韩寒现在跳得有多高，就能理解秦桧当时有多愤怒。
何珫被迅速下狱，然后贬往岭外，不过，他并没有呆太久。第二年，秦桧病死，何珫便被赦归，而他的观点，也俨然成为共识，记曰“先觉忠烈，遂别白于时。”
这件事情，足以让我们很好的理解秦桧，理解他为什么要反复的、强烈的禁绝民间私史了吧？
在当时，秦桧的刀锋所及，天下文士无不战战，就连北宋重臣，史学巨擎的司马光，竟也不能保护声名于身后。他以私人身份记录的《涑水记闻》，在绍兴六年，由相臣赵鼎“受上谕”，安排范冲整理刊印。而在“禁私史”事后，最荒唐的事情发生了：司马光的曾孙司马伋，一而再，再而三的站出来，言之凿凿的强调说这本书和司马光绝无关系，实属伪作，请求朝廷禁毁此书。至于收留司马光后人，抚养司马伋长大的范冲，更被他尖锐指摘，说他败坏了先人名声，不管流放还是杀头都罪有应得。后人读史至此，真不知当哭、当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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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几句或者不该说的话，在这件事情上，我的观点，倒是和秦桧走得更近一些。
何珫这件事做的……至少，在我看来，很可疑。
何珫，是马伸的学生，也是他的外甥。据说，他手里一直都收藏着马伸写的原稿，一直很想为马伸争个清白，但顾虑到“秦会之凶焰方炽，岂可犯邪”，才咬牙隐忍。
这一忍，他就忍到了绍兴二十四年，这一年，他梦见马伸，据说，马伸在梦中告诉他，你要给我求一个清白。于是，他第二天就带着那份原稿进宫，之后的事……大家已经知道了。
我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我也无意假装说我对自己的判断极有信心……我只是把我的想法写在这里。
在第一次阅读这段材料时，我就感到了一种轻微的不适，何珫给我的感觉，更象是一个“投机者”而非一个“勇士”。
绍兴二十四年，是个了解一点宋史的官员都会明白，秦桧的权势和辉煌已经远远超过了蔡京，成为了有宋开国以来最强大的权相，但同样，是个了解一点宋史的官员也应该还记得，有宋开国以来，那些二度、三度甚至曾经“金殿五度宣麻”的大臣们，都经历过怎样的起伏。
同时，秦桧……他已经老了。
历史上，秦桧死于隔年的绍兴二十五年，在当时，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
……而最妙的是，我们都知道，在宋朝，文官基本上是不会死的，即使是威重如秦桧者，也只能把那些让他切齿不已的对手们投向越来越远的边角，却不能直接送进风波亭。历史上，我们也看到了，何珫次年便已收获。
他只等了一年。
所以，我不喜欢何珫，也并不认可他说的“真相”，我甚至不觉得他的名字应该和胡铨、王庭珪们这些人放在一起。
那个时代自有真正的勇士，不需要努力堆砌更多的名字。他们站出来，激于义愤，或是对特定人物的忠诚，或者只是对某种精神、信仰的忠诚，虽然无能为力，却尽最大可能去鼓与呼，去向着火头冲刺。
比如说，那两位连名字都没留下来的优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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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十五年，赵构把望仙桥的一座府第赐给了秦桧，于是百官都去道贺，场面非常热闹。
那天，有一位伶人表现的特别出色，把大家都逗得非常开心，在气氛快要达到最高潮的时候，当秦桧正要坐进摆在场地中央的座位，把活动摆进到下一项议程时，他突然把自己的包头扯掉，露出来一个很奇怪的发型，而且用方巾折成“双叠胜”，顶在上面。
他的搭档问他：“此何镮？”这是什么发型啊？
镮，通鬟，在当时，是女人扎的发型，所以才会这样问。
他说，这是“二胜鬟”！（二圣还）
一句话说出，满场已是鸦雀无声，他们却还嫌不够，那个搭挡重重的打了他一下，说：你把太师交椅坐稳，收钱收东西就行了，这个（迎取被金人抓走的宋徽宗、宋钦宗还朝的）事情，丢到脑后去！
于是，“一坐失色，桧怒，明日下伶于狱，有死者。”
如是人物，青史竟无名。
诚如先生所言：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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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所作的，远不仅是禁私史。
“自高宗建炎航海之后，如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之类，初甚圆备。秦会之再相，继登维垣，始任意自专。取其绍兴壬子岁，初罢右相，凡一时施行，如训诰诏旨与夫斥逐其门人臣僚章疏奏对之语，稍及於己者，悉皆更易焚弃。繇是亡失极多，不复可以稽考。逮其擅政以来十五年间，凡所纪录，莫非其党奸谀嬖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度比在朝中，当取观之，太息而已”
秦桧的目的，自然不问可知，但秦桧的努力，也终于失败。虽然他对于那些历史研究者们造成了极大的困扰，使得学者们在使用这一时期的原始史料汇编时，总得多作几方面的比对，甚至到了要把金人方面的资料置于更权威考量的地步，但……细节终究只是细节。
再把青树枰的细节重写一百遍，也改变不了整个桂军都被吃光抹净的事实，再把长津湖的损失写大一万倍，也改变不了跑路的是联合国军的事实……今天的普通人，只要没进文史圈子，九成九根本就不会去看南宋初年的“日历、起居注、时政记”，但是，西湖边上，那个是坐着的，那个是跪着的，谁不知道？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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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讲到了“秦桧死于隔年的绍兴二十五年”，当时，秦桧仍在相位。
……死在相位上，有宋前例来看，乃是极大的异数。
无论以因果报应天公有眼的传统角度来看，还是以紧张刺激分秒必争的好莱坞角度来看，秦桧之死，都是极具戏剧性，张力极强的一个事件。不要说差一周、一天，甚至只是差上一个时辰，很多事情，可能就会发生完全不同的，血淋淋的变化。
绍兴二十五年的秦桧，正如光绪三十四年的那拉氏，也如民国三十七年的蒋中正，在一种纠缠了几十年的刻骨仇恨驱使下，要在自己离开前，把没有了断，又还能够了断的事情，做个了断。
当渣滓洞的枪声响起，当珍妃井口水花飞溅……这一切，本来也可能发生在临安，用今天的话来说，当时已经发展到了只差“临门一脚”的地步。
“秦桧擅权久，大诛杀以胁善类。末年，因赵忠简之子以起狱，谋尽覆张忠献、胡文定诸族，棘寺奏牍上矣。桧时已病，坐格天阁下，吏以牍进，欲落笔，手颤而污，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后摇手曰：“勿劳太师。”桧犹自力，竟仆于几，遂伏枕数日而卒。狱事大解，诸公仅得全。”
绍兴二十五年，本来应该是血色弥漫的一年，这一年中，秦桧苦心积虑，制造了“大逆”案，除了要把老对手赵鼎灭门外，还要把其它对手如张浚、胡铨、李光等一网打尽。因为这是他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所以事必不假手，亲力亲为，结果，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将要走完最后一道程序的那一刻，他的病情突然发作，“竟不能字”，再三努力，也没能画上那个代表着圆满的句号。
……天有眼么？
但，若真有眼，风波亭外，天在那里？
只能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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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
一德格天阁上，排名第一。
他的地位身份本来远远高过秦桧，乃是南渡后的第一任相臣，号称“中兴贤相”，但与秦桧斗法不敌，在绍兴八年败走，一贬再贬，始终未能翻身。在秦桧制造“大逆”案时，他已去世八年，“大逆”案的中心，是他的儿子，赵汾。
关于“大逆”案，并没有什么可说的，赵汾是个没有多少政治敏感性的人，他与和他一样缺乏敏感性的赵宋宗室赵令矜交游密切，被人罗织成罪，至于罪名，那都是自己提供的。
对秦桧来说，这个案子的中心目标是赵汾，外延目标是其它所有和秦桧有着仇恨的敌人们，但从案子本身的角度来说，这个缺乏政治敏感性，总是摆不正自己位置的赵令矜，才是重点人物。
赵令矜是个大嘴巴，大到了什么地步呢？他曾经和其它很多人一起看秦桧的《家庙记》，其它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夸夸这文字不错，他一开口，就是引经据典。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冲人家家庙说这个话，就等于说，到同事家里串门，看见人家的婚纱照，咱们么，要么夸完人家漂亮然后说吉祥话，要么说完吉祥话然后夸人家漂亮，可偏有一位，直目竖眼看着照片在那里掐日子，说，哟，你们结婚有年头了啊，眼看就是七年之痒啦！
得罪秦桧也就罢了，另外一次，赵令矜和国家教委的领导一起喝酒，边喝，边感叹说，现在这世道真是不好，皇帝糊涂奸臣做乱，唉……这样下去怎么办啊。
虽然说宋人骂骂皇帝不是多大的事，但也要看谁来骂，赵令矜的悲剧，就在于他和文人们混得太久太投入，结果忘了自己也是有着广义上的合法继承权的赵氏子孙，是曾经手持金锏，能够上打昏君下打奸臣的八贤王赵德昭之后，而不是一个姓赵的普通文官。
赵令矜定“大逆”，之后，便是对赵汾无休止的迅问，逼着他把一个又一个的名字吐出来，画上手印。这个过程持续了很长时间，因为，秦桧曾经亲自拟过一张五十三人的名单，当中包括了胡铨、李光、张浚……和其它许多人，他必须确保，这些人要由赵汾供出来，然后定成死罪，办成铁案。
……所幸，天未假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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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出现了张浚这个名字。
他是南宋大将，更出将入相，在赵鼎、李光先后败走后，他一度曾成为秦桧的重要对手，并一样享受到了名留一德格天阁的待遇，是当时第一等的大人物。
……不过，我这里专门又提出来说他，倒不是因为他是大人物，而是因为，他身上一样有一桩文祸。
而且，是南宋第一桩文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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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这两句诗，是曲端的作品，也是曲端的死因。
曲端，是南宋初年川陕战区的重要将领，有能力有威望，但问题是，他同时也有一个坏脾气和一张大嘴巴。顶撞上级，轻视同级，都是家常便饭。
某一次宋金会战前，曲端对上级的方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没有被采纳。会战失败后，他到处去说自己的意见有多么正确，这一下终于激怒了张浚，于是，就有有心人把曲端的诗抄了一首拿来。
“不向关中图事业，却来江上泛扁舟。”
结合南宋初年的局势，这个罪名一下就套上了，“指斥乘舆”，你把意思说清楚，你在说谁不去光复关中，你在说谁划着小船往南边跑？
曲端被治罪，贬斥，很快就在贬所死于私刑，时年未届四十。
后来，张浚在多个不同场所表示了自己的后悔，也的确采取了一些补偿的措施，然而，斯人已逝。
周密比之为：“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
曲端的这件事情，虽然从主角到配角到所有相关人员都是武将，但却是一起比较典型的文祸，无中生有，却又解之合节，把那种若有若无的味道把握的很好，属于那种“一语点破，无从分说”的类型。在整个临安十八年中，能够与之相比的，大概也只有吴元美鸣条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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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美，是李光《小史》案中的人物，他在李光治私史案发后，写了一篇《夏二子文》，声讨“夏二子”，也就是夏天出来活动的苍蝇和蚊子，里面有一句非常妙的双关语。
“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殆无遗类。”
这个“鸣条”，可以理解为风把树枝吹响，指秋风起，夏日终，但同时，鸣条又是一个地名，是夏商易姓革命的主战场，这儿的妙处，就在于“夏”与“鸣条”都可以作双重解释，又都能顺畅成文。但日后被定罪，也就定在这儿，假借四季更换，鼓吹易姓革命，想做什么呢你？
这篇文章出来后，就有人想上纲上线，初次尝试未成功，被上级官员驳回，最后，反而是在吴元美家里找到了突破口，才打动秦桧，对吴元美施以处置。
吴元美家中，有“潜光亭”和“商隐堂”，他的同乡郑炜抓住这两个名字上报，说“潜光”就是讲他潜心于李光，要结党，“商隐”那是自比不仕秦的商山四隐，表明他无意事秦，这样的分析诚然诛心，但也的确古雅，算得还有些些北宋文案相战时的余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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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已经快到一万字，突破了《无以言》的七千字，也超过了《桃花》的八千字。但虽然已经提到了很多人名，可要与那十八年中被打击者的长长名单相比，这仍然只是很小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我不能一一介绍这些名字，不能一一记录这些事迹，但史自有书，名自长垂。
……再讲最后一个故事，讲完，《临安》也便完结。
在故事的结尾，让我们回到开头，回到胡铨的身上。在他被从广东驱赶到海南的路上，张棣刻意选择了一名刻薄的使臣押解，但，这名使臣却没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胡铨路过雷州，当地的太守叫王彦，被评价为“虽不学而有识”，虽然文字上不行，但做事情有办法。他同情并且尊重胡铨，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这个押送的人涉嫌走私，直接抓了起来，自己派了人护送，并提供了丰厚的盘缠。
当时，已经是绍兴十八年了，岳飞已经死了六年，赵鼎也在前一年自尽了，但仍然有这样的人，愿意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力所能及的庇护，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此谓，公道自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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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几句闲话：南宋史，并非可以让人激昂或兴奋的一部史书，赵构与秦桧，都不是在身后留有美名的人物，但是，若读到南明史时，却会忍不住让人叹息，时无王谢、桓刘，也便罢了，何以欲求一赵构也不可得？而以欲求一秦桧也不可得？
何以，致此？！
孔璋字于西元二零一二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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