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尚在认真思考一番之后，决定对于加强对日本在上海情报机构的监视，掌握住日本人的每一步行动。
同时让驻扎在上海的陈长东第三军维持外松内严，随时准备好雷霆出击的准备，另外密令南下广西的张鲁第一军秘密回援上海。
至于驻守浙江的赵方第二军，马德尚并没有打算调动，防止日本对浙江动手。
上海的田中隆吉接电后，将2万日元经费交给了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让她具体策划实施。
1932年1月18日下午，川岛芳子唆使2名日本日莲宗僧人与3名日本信徒到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的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总厂去生事。日方5人在厂外观看厂内工人纠察队操练，并投掷石子挑衅，引发冲突。
冲突中日方5人遭到不明人士攻击，一人死亡，一人重伤，然而警察并未成功逮捕犯人，因此日本指控攻击事件为中国人的工厂纠察队所为。
工厂纠察队的前身是陈七的劳工帮，在马德尚的支持下迅速扩大，纠察队内设有总指挥部、区队、大队、中队和小队，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装备的都是马德尚军工厂产的枪支，仿制德国毛瑟步枪，重火力比较稀少，马德尚给这只纠察队定义的是打巷战，前提是上海自卫军挡不住日军进攻的情况。
对于这次‘日僧事件’，马德尚上高度重视，严领上海警察局调查事情真相，在上安局协助下，成功抓捕杀人犯人，这些犯人交代他们受日本间谍川岛芳子雇佣，扮成工人模样混入人群，并杀害一人，重伤一人。
事件真相大白，作为上海地区最高军事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马德尚先是公开发表演讲，指着日方恶意挑起事端，为了表示抗议将会驱逐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关闭日本在上海的领事馆。
当日下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辅助武官田中隆基以及相关官员被驱逐，狼狈躲进了公共租借虹口地区。
但是日本方面对于中国方面的调查表示质疑，并强烈谴责马德尚驱逐日方总领事的行为，宣称如果不立刻撤销并道歉的话，未来发生的更激烈的冲突当由中方承担。
看到日方如此回应，马德尚表示...呵呵。
南京政府对于‘日僧事件’频频于上海方面沟通，先是外交部，之后是行政院，最后是蒋介石亲自给马德尚打电话沟通，核心观点就是竭力避免冲突，主张忍让。
而且还威胁马德尚，如果中日开战，南京政府不会提供任何支援。
马德尚最后回了一句：“张学良忍了，导致东北丢了，我马德尚要是忍了，那上海浙江就会丢，到时候南京也会不保，所以不管你蒋介石管不管，我马德尚管定了。”
之后，便没有再理会南京政府的任何信息。
1月20日凌晨2时许，数十名日侨青年同志会成员趁夜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又砍死一名、砍伤两名前来组织救火的工部局华人巡捕。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1200名日本侨民在文监师路日本居留民团集会，并沿北四川路游行，前往该路北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要求日本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途中走到靠近虬江路时，开始骚乱，袭击华人商店。
对此马德尚指示凡是在中国境内违反中国法律的日本侨民，统统逮捕，不得保释。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1月21日向上海市长陈通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
1、上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
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
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
4、取缔和解散上海以抗日救国会为首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5、释放被捕的日本侨民。
在马德尚的指示下，上海市长陈通回复：
1、先交出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
2、日本天皇对日僧事件公开道歉；
3、交出间谍川岛芳子和田中隆吉；
4、撤走所有驻华军队包括海军陆战队和海军，且不允许有任何日本武装。
这些条件，双方都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紧张的局势继续。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上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发表恫吓性声明，声称上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之前板垣征四郎和参谋本部早就安排好了“假战争”的准备。
“日僧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首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针对日本的行动，马德山立刻命令军队进入阵地严密警戒。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
25日，日本海军省首脑与外务省首脑联合举行会议，“协议如中国方面不表示诚意，不实行日本之要求，决以实力务期要求之贯彻，并协议万一时的具体方策”。
26日，海军省召开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中发挥实力，其方法如下：
（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
（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
（三）自吴淞至上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
（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
（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
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
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由良号”和“阿武隈号”3艘及水雷舰4艘从本土出发开赴上海。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发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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