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分析得很对。”陈文强说道：“但当德国咄咄逼人地与俄国竞逐巴尔干的时候，当德国在巴格达逼退了英国的势力的时候，当德国在北非摩洛哥威胁法国的时候，骄傲自大以及迷信武力和暴力的思维已经慢慢占据主导地位，难以听进任何逆耳忠言。而且，我们也不打算这么做。”
“的确如此。”蒋作宾说道：“威廉二世具有野心，而且性格冲动鲁莽，在对待问题或别人时常显出傲慢的态度。他想出于好意为自己的外交政策辩护，但屡次犯上严重的错误，令对外关系更加恶劣。”
威廉二世生性冲动鲁莽，故此未能在德国的对外政策上采取理性的方案。其中一个好例子，是他对统治英国的表弟及英国一种爱恨交缠的关系。对他而言，与英国发生武装冲突是“最难以想象的事”；然而，随着他大量扩建海军的计划开始后，德国的崛起令英国感到了忧心。
威廉未曾领悟到，自己的鲁莽行为已令自己帝王的形象受损。1896年，德兰士瓦的总统克鲁格成功镇压詹森远征，德皇竟然用电报向他祝贺。当时布尔人与英国关系紧张，所以英国对这克鲁格电报感到愤怒。
他在1908年接受英国报章的访问时，想借此宣扬德英的友好关系。可是，他一时意气用事，竟然冒犯英国、法国、俄国和日本。他指出，德国人不喜欢英国人(而他不是)、法俄两国曾煽动德国干预第二次布尔战争，以及德国的海军扩张是针对日本，而非英国。他其中一句著名的话是：“你们这些英国人都是疯的，疯的。”
威廉还尝试缓和法国的复仇情绪，但与对英政策雷同。他还是不光彩地失败了，因为他不懂随机应变。一方面是基于法国坚定不移的复仇主义(普法战争之失败)和对德国的愤恨；另一方面，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发生后。他访问丹吉尔时，不经意地提出支持摩洛哥独立的言论。又触怒了想在该地扩展势力范围的法国。
“无论如何，威廉大力鼓吹军国主义，支持德国军扩，又支持军事工业的发展，已经令德国陷入军事竞赛。当这竞赛变得难以驾驭的时候，战争就在所难免。”陈文强淡淡地说道：“而且，对英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来说，这种模式的战争。在传统上是非常熟悉的。为了国家利益，英国每个世纪都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战争。英国每次卷入战争的目的，或是为了消灭海上的竞争者，或是阻止某一大国控制整个或大部分的大陆资源。”
“战争看来是不可避免的。”蒋作宾说道：“只是时间上难以把握，要想发动战争，借口是不难找的。”
陈文强对此表示赞同，巴尔干问题错综复杂，任何时候都不难找到适合的宣战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缺乏控制，一部分也是因为缺乏筹划的结果。
当政府策划战争时，总认为战争能够在接受的范围和容易控制；但战争的来临若出乎预料。则战争也就很可能自己决定其路线。当1914年各国政府投入战争时，都没有明确而肯定的战争目标。假使在开战之前，各交战国有确定的目标。则战争也就易于适可而止，不至于作无限化的发展。
“在战争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做下推断，那就是在德国的经济和工业实力超过英国的时候。”陈文强沉思着说道：“按照现在德国的发展速度，恐怕战争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做好切实的准备。海军，不是一朝一夕能发展起来的；而陆军，必须在战争爆发前具有一定的规模，起码要超过日本。对于可能的海上封锁。我国却是不怕的。”
“我国的资源丰富，又不是依赖于海外贸易。在这点上确实具有优势。”蒋作宾说道：“而且一个封闭和平的发展环境，对我国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日本。终归是个岛国，如与我国再次发生战争，只要政府的决心不可动摇，陆军的战斗卓有成效，使战争回到传统的消耗战模式之后，日本的失败就只是时间问题。”
“你说得非常正确。”陈文强对蒋作宾的赞赏之情溢于言表，笑着说道：“你上任后所做的外交工作也很有成效，外蒙问题的顺利解决，你功不可没。来，接着给我说说威廉，还有首相贝特曼的详细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咱老祖宗的这句话，想必外国人是无法理解透彻的了。”
正如德国在科学和教育的基石之上，找到了后发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发展模式一样。新共和国也把国家教育和科学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力量，由国家制定政策和法律引导经济运行的方向。
而政府最为看重的一条，就是它高度地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德国的工业化进程落后于英国，但它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上了现代化道路。全民教育为德国培养了高素质的国民，大学给德国带来了创造和发明，智力成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源。凭借这一资源，十九世纪的德国引领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在1871年统一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德国经济出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德国的煤炭和钢铁产量跃居欧洲第一；化工产品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到一九一零年，德国的工业总量超越了所有欧洲国家。
但当世人以惊羡的眼光审视急速崛起的德意志时，往往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支撑起所有这一切的，是德国统一后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而现在，为中国这个曾经被列强不断遏制的国家，争取宝贵的发展机遇的重任。落在了陈文强等人的肩头。
这是一件很艰巨的任务，纵横捭阖的能力，与生俱来的外交的灵气。陈文强自认不及俾斯麦，但他也有他的优势。就是知道大概的历史走势，还能够探悉大多数人的心理，可以进行针对性很强的活动。
而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借助于美德两国已经确立的科技优势，或者说他要在巨人的肩膀上再进一步。当然，一定的付出才能得到丰厚的回报。
西门子、沃尔夫、克虏伯、伏尔铿等知名的德国大企业都是他要争取的目标，因为电气时代的一批重要发明几乎都是在德国诞生的。从1851年到1900年，在重大科技革新和发明创造方面。德国取得的成果达到二百零二项，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居世界第二位。
而对于德国粗暴直接的外交方式，陈文强并不想过行规劝和指点。姑且不论他是否能让德国政府接受他的建议，单凭威廉二世那鲁莽的性格，他就完全没有必要冒着触犯的风险进行一些不必要的举动。而且，对于要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陈文强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期待。
至于与德国的感情，陈文强倒没有看得太重，抛开其他因素不谈。只有真正做到了完全以利害关系和力量对比来推行外交政策，完全无视********与社会制度的限制和差异，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
通过蒋作宾的详细介绍。陈文强对于德国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也明白德国卷入一战并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情，随着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的一批民族沙文主义团体的崛起和兴盛，它们的政治主张和蛊惑人心的宣传也都直接影响着政府的政策。
这些沙文主义者杜撰了各种战争有理论、战争万能论，称战争可以消灭“过剩人口”，可以免除经济危机，战争能促进人类发展，能使人类“优生”。骑兵将军哈蒂甚至公然说：“战争是万事之父！战争不仅是一种生物规律，也是一种道德规律。因而是文明的不可缺乏的因素。”
二十世纪初以后，德意志上空弥漫着沙文主义、民族扩张主义的阴霾。毒害着各阶层的人民。在一个具有严重的军国主义传统和历来对民族问题至为敏感的国度里，这种猖狂的沙文主义宣传无疑对发动侵略战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沙文主义的宣传之下。这个“世界”没有让最优秀的民族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这个地球上最有经济才能的民族，具有最坚强的思想和最强大的组织能力的民族却不能对世界起支配作用，承担责任，这是很“不公平”的。所以，用火和剑去剿灭异族，让德意志这个“治人”的民族“成为欧洲和世界上开创新风气的典范”，这是天经地义的。
等到抵达柏林，在首相贝特曼的陪同下，陈文强与威廉二世见面后，他的这种感觉更加强烈了。尽管威廉二世的左手有些残疾，但他的信心和固执，依然给陈文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德国人的气质将会再次使世界复兴”，这种宣扬德意志民族优越的语句几乎成了威廉皇帝的口头语，也是会见过程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话。
同样，威廉二世也为共和国政府坚定的扩军计划感到吃惊。五年内正规陆军要达到一百万，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数字。但对于人口有四万万的中国来说，似乎比重也并不是很大。
其实，如果不是财政难以支撑，共和国政府更愿意在三年内达到这个目标。要知道，所谓的正规陆军，可不是随便征召而来的乌合之众，要配齐武器，要经过训练，要接受爱国教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
“一百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四面与敌、地域广阔的大国来说，并不算多。”陈文强解释道：“按照人口比例，连百分之一都达不到。”
“是啊，中国的人口数量确实很庞大。”威廉二世若有所思地说道：“这可能是个负担，但运用得当，也是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确实是一股令日俄感到不安的力量。”陈文强别有用心地强调道：“同贵国强烈的民族感情一样，我国民众对于满清时代丧失的巨大领土一直是耿耿于怀。”
夺取中国领土的列强现在除了俄国，就是日本。这确实是个令人深信不疑的理由，而这两者，可都是德国潜在的敌人。从表情上看，威廉二世很满意陈文强的这种明显的暗示。
“领土确实是仇恨的根缘。”威廉二世点头赞同道，他的左手习惯性地拿着白手套，这样看起来残疾的左手能够长一些，“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关系，德法两国的关系似乎也难以调解。”
“阿尔萨斯和洛林，那里本来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土地。”陈文强很坏地挑拔道：“因为拿破仑的侵略，才变成了法国的领土。法国人将德意志帝国收复失地的正义之举看成侵略和强占，哼哼，高卢人轻浮傲慢，富于幻想和冲动的民族性格决定了，法国不可能安心于优越的现状，不可能忘记对德复仇，洗刷耻辱和收复失地，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虽然阿尔萨斯—洛林的居民绝大多数讲德语，其并入法国版图是波旁王朝对德扩张政策的产物，但高卢人一贯清楚地记得三十年前的故事，却不记得三百年的历史教训。”
威廉二世很高兴，陈文强的这记马屁拍得不留痕迹，而且这确实是历史事实。经陈文强这么一说，德国强占阿尔萨斯和洛林就是理所应当，一点无理之处都没有了。法国为此而耿耿于怀，那就全都是无事生非，不知好歹。
陈文强继续吹捧道：“日耳曼民族在精神方面所创造和拥有的一切都具有世界意义，德意志的衰落意味着全部文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自路德、康德、席勒以来，没有一个民族如此认真致力于建设一个精神独立的有道德的世界。”(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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