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开元执政的这几年里，姚崇还是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政绩的，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不崇尚虚华，也从不迷信，特别是对当时的佛教假借渡化众生之名，行敛财之实，消耗百姓财富，浪费大量社会资源，非常的痛恨。（嗯，有时事情是一体两面，昨日我们在莫高窟看唐朝的壁画，当时必定让费不少民脂民膏，但现在让当地政府赚不少观光财，增加财政收入。真是，前人挖窟窿，后人填窟窿，真好！）
武则天及中宗李显两朝，由于崇信佛教，对兴建佛寺非常热衷，甚至很多皇亲国戚，大量竞赛兴建佛寺与雕刻佛像，现今洛阳龙门石窟的佛像，就大多是那时候遗留下来的，虽然造就无数的历史遗产，供后人欣赏，但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是一项巨大的负担。
此外因为当和尚及尼姑不用缴纳税赋，还可以拿到信徒的布施，所以很多人虽然没有佛教信仰也跑去出家。姚崇大概不会像阿q一样，认为“凡是尼姑必然跟和尚通奸”甚至更恶劣的认为，“和尚摸得，我为何摸不得？”，但确实很多寺庙中的出家人不守清规，甚至藏污纳垢，对社会造成不良的影响，这是姚崇所想要改善的。
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姚崇上疏反对兴建佛寺并要求严格整顿和尚尼姑的数量，在奏书中，姚崇是这么说的：
“佛图澄不能存赵，鸠摩罗什不能存秦，齐襄、梁武，未免祸殃。但使苍生安乐，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使坏正法！”
姚崇在这里把他对宗教的观念讲的十分清楚。那就是如果能使得百姓安居乐业的，就就是佛的化身。在奏章中他举了四个例子，来说明信仰佛教并不保证当政者能得到好的回报。读者如果想了解更多。可以自己去百度一下，下面我只做简洁说明。
佛图澄是西域高僧。后赵石勒/石虎都很崇敬他，并建了许多佛寺，但后赵在石虎去世后很快就灭亡（亡于冉闵之手，石虎的养子）；鸠摩罗什被后秦帝姚兴奉为国师，但姚兴去世后，后秦迅速亡于北魏拓跋氏；北齐高澄（高欢长子）崇信佛教，在就在即将篡夺北魏帝位的前夕，被仆人刺杀；南梁开国皇帝萧衍。到处建佛寺，倾全国之力信佛，而在侯景之乱时饿死宫城。这四个例子是用来说明帝王信奉佛教并不因此而有好的下场或回报。
其实姚崇有一个更现成的例子可以说，但我估计他不敢，这个例子就是李显（李隆基伯父），在他当皇帝的那几年，也一样四处建寺庙，但李显的下场就如前文所提到的，相比前面四位，实在好不到哪里去。所以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知道，为何写历史你最好写古代史，而不能随便写现代史。特别是解放之后的历史，因为你写现代史，如果不小心挖了共和国的历史上某位领导的疮疤，那他的孝子贤孙，或是政治继承人肯定要跳脚。为了明哲保身，绝不能随便说，也不能随便写，在这一点上，古今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以“革命”尚未成功，红小将们仍须努力啊！
无论如何。结果李隆基接受姚崇的建议，下令严格淘汰全国的和尚跟尼姑。针对不是真心要出家及行为不端的，强迫他（她）们不许留在寺庙，最后有一万二千人因而还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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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入世的精神来对待佛教只是体现姚崇信仰的初步，处理蝗灾则完全显现出姚崇勇往直前，不畏天命也不人云亦云的勇者精神。
开元四年，东部地区蝗虫成灾，把所有的庄稼啃食殆尽，黄河南北的农民，逃亡一空，而地方官员，束手无策。因为传统观念，农民不敢扑杀蝗虫，只敢在农田旁空地设香案，焚香祝祷请蝗虫离开，可以想见，这方法没有用。姚崇于是下令捕杀蝗虫，派御史到各地督导，这时候，汴州刺史（州长）倪若水却不让御史进入州境，并公然宣称：“蝗虫是天灾，不是扑杀就能解决问题，只要在上位者增进品德修养，天灾自然消失；刘聪（汉赵帝国第三任皇帝，该国是五胡乱华十九国第一个建立的国家）时代，就是对蝗虫采取扑杀掩埋的方法，结果灾害更大（历史有记载这一次蝗灾，但没有记载扑杀掩埋）”
姚崇听到消息，十分火大，但他知道倪若水之前在中央当过高官，在地方政绩也不错，只是比较顽固一些，对付这种人，必须要让他心服口服，无可辩解才行，于是写信给他，在信上用倪若水的讲法来对付他，信上是这么说的：“诚如倪州长所言，刘聪本来的品德修为就不是太好，所以克制不住妖孽；但当今天子盛德，妖孽肯定无法超过其恩德。所以关键在地方长官，如果按你的讲法，是不是阁下的恩德不足，所以蝗虫才会危害汴州？”
倪若水看到这封信，知道自己已经让姚崇给绕进圈子里了，如果再坚持不遵从，姚崇将信的内容一公开，自己就糗大了？所以只好乖乖让御史入境，督导人民扑杀蝗虫。
在灭蝗上，姚崇的方式是这样的，他在奏章上说：“蝗虫其实很怕人，所以容易驱赶，而且每块田地都是有主人的，让他们去救自己的田地，一定会不辞辛劳，请同意让老百姓在夜里燃火，虫会被光吸引，就容易扑杀，然后把虫焚烧，挖坎掩埋，一定能消灭蝗虫。”
灭蝗政策实施后，取得很大的成效，虽然蝗灾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因为有采取灭蝗政策，所以没有发生大饥荒，姚崇在这件事情上，确实对人民的帮助很大。
前面说过，在姚崇卖力演出，李隆基热情赞助的情况下，政变的主要功臣。姚崇的政治对手们，新此时已经是“死的死，逃的逃。还有些人滚到山沟里”，都已经远离权力中心。
为了让姚崇能好好做事。不让他有后顾之忧，李隆基精心挑选了他心目中最佳二把手——卢怀慎，担任黄门监（门下省最高长官；姚崇此时是中书省最高长官，紫徽令）。
卢怀慎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他最大的作用就是没有作用！这句话可不是我自己编的，而是我们的皇帝老子，李隆基先生说的，而且是在当事人卢怀慎先生面前说的。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姚崇因为儿子的丧事请了十几天的假。政事堂的公文堆积如山，卢怀慎处理了老半天，没有几件事敢做裁决，束手无策，眼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只好去禀告皇帝看该怎么处理。（这样的宰相我们该如何评价他？无能还是守分？端视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他）
李隆基是这么告诉他的：“我把天下交给姚崇，而你是我们华丽的摆设，所以别紧张，该干嘛干嘛去，政事等姚崇回来就解决了。“
果然姚崇回来后。一下子就全部处理完毕，世界又开始正常运转！
不过卢怀慎很有风度，他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行。所以主要就扮演配合的角色，虽然外面嘲笑他是“伴食宰相”，但是两人的组合，效果反而出乎意料的好，而且卢怀慎很正直，多次纠举出一些不符规范或法纪的事。开元盛世的奠造，他其实有一定的功劳。
开元四年，卢怀慎去世，临终前推荐宋璟/李杰/李朝隐/卢从愿等人。李隆基接受了。
卢怀慎去世后，接替他的人是源耀乾。虽然同样是宰相，不过是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兼任。
有一次。姚崇患疟疾，每次源耀乾来报告政事时，李隆基一听就知道源耀乾是否请教过姚崇，通常请教过姚崇的，李隆基都会表示满意，没有请教过姚崇的，李隆基通常会有意见，然后就会说：“为何不请教姚崇？”源耀乾觉得这样自己太麻烦了（可能也太丢脸了），就上奏请求，把姚崇迁到四方馆（接待外国宾客的），家人也可前来侍候。姚崇认为自己患病，不适合住哪里，想要推辞，李隆基说：“让你住四方馆，是为了帝国利益，只恨无法让你住在皇宫内，不用推辞！”
（连载更新）
盛极而衰，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乃是自然运行的道理。
李隆基待姚崇如此之贴心，似乎这个信任牢不可破，山可枯，海可烂，此情永不渝！是吗？
当然不是，专制帝王对大臣所讲的话，不会比花花公子对女人讲的话还可靠多少。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就在李隆基对姚崇十分信任，不可或缺的同一年，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李隆基对姚崇的信任有了改变，此时距离姚崇在开元元年担任宰相只有短短的三年。
前文说过，姚崇的两个儿子光禄少卿（宫廷宴会副部长）姚彝，宗正少卿（皇族事务副部长）姚异平常就喜爱结交朋友，也经常收受外人馈赠，外面的风评不是太好，刚开始李隆基认为是别人有意打击姚崇，所以也不在意，甚至处罚举发的人，但从“三人成虎”及“曾参杀人”的经验我们可以总结，只要讲的人多了之后，再强大的信任也会动摇。所以自从李隆基的身旁陆续有人在不经意中透露出“姚二代”的劣迹后，李隆基不免也有些怀疑，甚至到后来开始怀疑姚崇是不是有意纵容或是牵涉其中。
信任就像是玻璃杯，一旦有了裂缝，也就离破裂不远了。这时，姚崇的一个亲信，紫微省（中书省）的主书赵诲，被人举发接受胡人的贿赂，本来这算不上一件特别大的事，但李隆基突然大发雷霆，不但要求仔细调查，还亲自审问。
眼看亲信可能要被判重刑，姚崇不忍心，于是上疏替赵诲辩解，希望能减轻其刑责，不料奏章呈上后如石沉大海般完全没有回应，而刚好这时候京师大赦，姚崇本以为赵诲可以获得减刑，单独名单公布，赵诲单独没有获得减刑，被判杖一百，流放岭南。这样警告及暗示的味道便相当浓厚了。
至此，姚崇已经完全了解皇帝心中的不满，他思前想后，决定急流勇退，于是断然以年老体弱为由（姚崇本年66岁），上疏请求辞去宰相职位。李隆基虽然不无遗憾，但终究批准，姚崇免除所有职务
，只保留开府仪同三司（散官，无具体职务，可上朝参与大臣奏事）。
那么李隆基为什么会转变态度呢？
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一种逆反的心理，姚崇当初要求皇帝答应十大条件才接任宰相，而十大条件对皇帝来说是很大的忍耐，等于是一种君臣间的契约，对李隆基来说，为了国家好，我可以忍耐，但同样的，你姚崇身为大臣也必须表现过人的道德情操，这样你对我的要求才是合理的，可是我李隆基牺牲自己，做了很大的克制，却发现你姚崇纵容儿子，纵容亲信做一些不道德的事，这样李隆基在心态上就很难忍受，必然爆发。
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相似的例子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故事。张居正是明神宗的老师，在张居正还活着的时候，明神宗非常尊敬与信任这位老师与大臣，给他几乎相当于君王的权力，但张居正死后不久，明神宗就大肆清算张居正，只差没有鞭尸而已，为什么？因为张居正死后，他的政敌纷纷上书指控张居正罪行，特别是生活骄傲奢侈的一面。皇帝派人调查，发现其中有很多是真的。而张居正却是在讲学时口口声声要皇帝遵循圣人简朴之道，这让皇帝不得不怀疑张居正在皇帝面前是一套，背后又是另外一套，最后对张居正的看法产生180度的变化。（详见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