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五年初夏，继王旦、马怀遇、郭仪一干老臣、柱石之后，大汉帝国再失一柱国功勋，开国元勋、五朝元老杨业于公府中溘然长逝，无疾而终，享年九十二。
杨业之死，显然是一件震动朝野的事，不只是因为他本人崇高的威望，也因为杨氏家族在帝国军政间强大的影响力。而随着杨业去世，也意味着世祖皇帝残留于世间的最后一点温热的印迹消散了，杨业就是大汉最后一个与世祖同辈的功臣元老。
于皇帝刘文济而言，杨业之逝自让他倍感惋惜，这毕竟是当年助他登基的擎天保驾之臣，他的离去多少让刘文济的帝位正统失去了一抹光彩。
平心而论，当年一锤定音，扶刘文济继位的二老之中，杨业才是让他全无保留的感激与信任，相比之下，对赵王刘昉，刘文济心中难免存有一丝忌惮。
多少次午夜梦回，刘文济也曾惊惧赵王叔登高一呼、废立新君的情况，即便那种可能微乎其微，但也不妨碍皇帝的猜疑与忌惮......
对杨业，就完全不需有这方面的顾虑，而哪怕冲着当年的鼎立之恩，刘文济也不得不表以特殊的关怀。于是，杨业生则位极人臣，死则尽享哀荣，堪称建国以来政治上最严肃、规模上最隆重、反响最强烈的功臣丧葬仪礼，主角也是杨业。
出殡当日，场面之盛，令许多人感慨，当今朝廷，显赫荣宠无过于杨氏。大汉帝国的功臣柱国不少，但如此尊荣、引发如此感慨的，上一个还是乾佑时期临清王高行周薨逝之后。
而在过去的几年里，尤其是杨延昭还在世的那段时间，杨氏就帝国勋贵第一家。杨延昭病逝于建隆三年冬，而随着兵部尚书郭仪于建隆四年春薨于府邸，曾经由世祖皇帝钦点的帝国军队三大柱石，也只停留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帝国的历史正在快速翻篇。
于杨氏而言，当老太爷杨业也辞世之后，其盛也难免下滑，然而，谁又敢以此就鄙视杨家呢？且不提继马怀遇任枢密使的杨延朗，就皇帝对杨氏恩宠的态度，也足以让人羡慕。
杨业死后，被追封为忻国公，同时刘文济对杨氏的爵位进行了一番改封，以杨延昭嫡子杨传贞袭爵，改封雁门公，又将杨延昭生前的崞侯爵赐予杨延朗。
杨氏一门两公侯的格局，也彻底定下，由杨延昭、杨延朗这两脉分别传承。在七十余年的帝国时代中，曾经涌现了了不只一家的功臣显贵，而在很长时间里，杨氏只是“普通”的一家，而出乎绝大多数人意料的，是在七十多年后，杨氏竟然能成为帝国第一显贵，即便这个“第一”未必能保持多久。
当然，这也与其他家族逐渐泯然于众有关。杨家的恩遇，综朝廷上下，与之相类的，还有荣国公、广阳侯那赵氏二府了。而如今的赵氏，早已是大不如前，保住此前的显赫地位都有些困难，就更被提与杨氏并论了。
荣国公赵匡胤一脉，随着赵德昭的辞世，滑坠速度明显，更为关键的是，面临着严重的血脉稀薄问题，赵匡胤的子子孙孙，在建隆五年，在世者竟然不足十指之数......
至于其他人，要么老死、病死，或者是意外死亡，还有在安南国被摄政太后刘娥炮制死的。即便是第三代荣国公赵惟正，也是个平庸的货色，赵德昭诸子，就他这个长兄活着，年近花甲，膝下无子，已经向朝廷请奏，从诸侄中过继一人了。
相比于荣国公那一脉的苦兮兮，赵匡义的广阳侯一脉日子要好一些，但也不多。至少赵德崇这个赵匡义寄予厚望的继承者，依旧支撑着整个家族，并且，人丁要充盈得多，在政坛、士林群体中还保持着不俗的影响。
但是，出挑的人才，实在不多。赵匡义次子赵德明倒是表现出了一定资质，在官场上也有些作为，一度官至荆湖南道布政副使，然后在连续几年的江湖大水中，蒙了尘，以贪污、渎职被解职法办，废为庶民。
三子赵德昌当年随刘文涣到安南去了，刘文涣死后，作为辅政重臣，也是赵氏对抗摄政王太后刘娥的核心骨干。然而，这个人性子实在太软弱，政治手段比之刘娥更不知差了几条街，在拥有巨大政治资源与声望的情况下，竟被刘娥一步步地逼退，退位让权，最后在交趾郁郁而终......
多提一嘴，如今的安南国，至少交趾朝廷，其局面已经彻底掌控在王太后刘娥为首的一干政治集团手中，伴随着的，是赵太妃的病逝以及赵氏家族的被打压。
这个过程中发生诸多宫廷争斗、政治角力，就和所有载于史册上的权力之争一般，精彩、激烈并且冷酷，毕竟，作为安南国第一外戚的赵氏，可是被杀了好几人。
与一般争权不同的是，王太后刘娥的权威得到树立，且不断加强，始终保持着朝廷在行政统筹上的稳定。同时，政治上高压，但在经济、民生上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红河三角洲平原上越发丰盈的产出，也源源不断地为安南朝廷的巩固添砖加瓦，另一方面，则是商业、手工业、外贸业的不断兴起，则加速了安南国的崛起与繁荣。
而从核心统治人口的增长来看，南北刘姓封国，安南实则是一枝独秀，就得益于他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与汉化基础。
通过前前后后近七年的努力，安南太后刘娥逐步剪除了以赵氏为核心的“中央”反对派势力，基本取得对交趾朝廷的绝对控制后，她的下一步目标，则对准了文、万二州的两个封侯。
在交趾朝廷激烈斗争的几年中，刘继元、刘继初二兄弟，在各自封地可是大力发展，积蓄了不小的实力，几乎涵盖西南四州，对交趾朝廷的不满与威胁也越来越重。
当然了，比起朝廷内部的敌人，那俩血脉存疑的兄弟，其威胁并不是特别让刘娥所忌惮，比较麻烦的是，仅凭政治手段，怕是很难解决“二侯问题”，同时，还得考虑帝国中央的态度，毕竟，刘继元、刘继初两兄弟还是在帝国宗室族谱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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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建隆五年的大汉帝国，从各方面进行着更新换代，人事变革是最显着的特征，经过了平康—端拱时代的“贵族政治”之后，到建隆五年，以寇准、张知白、王钦若、丁谓、陈尧佐为代表的庶族官僚，再度掌握朝廷大权。
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也与一大批强悍老贵退出历史舞台有关，事实上，勋贵集团与帝国体制的结合是根深蒂固的，对帝国军政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在全国范围内，依旧有一大批的要害职位由功臣勋贵后裔占据，以及更多的官僚以勋贵“门徒”的身份充任要职。
只不过，在帝国中枢层面，贵退庶进，是一种趋势，至少仅靠杨延朗、韩承均、曹玮三人代言发声的情况，半个多世纪以来还是头次。因此，在又一批俊才崛起并掌权之前，有些蛰伏也是很正常的。
而在这段时期，皇帝有一项举措，就引起了广大勋贵群体的不满。表面上看来，只是一项任命，关于郭仪之后兵部尚书的任命，在这个人选上，刘文济没有按照一直以来的习惯，从勋贵大臣中选择，而是提拔了另外一名庶族官僚，山阳布政使张俭。
张俭，字仲宝，幽州宛平人，雍熙四年状元，历任侍御史、永昌令、青州知府、洛阳府判官、河北转运使等职，在雍熙诸多名臣中都是顶尖人物。
履历丰富，才识超群，根本无需担心张俭的才干是否足以担当兵部尚书之任，他可不是完全不通兵事的文臣，还曾担任过西北巡检使，主持过对青海地区贼乱的平定。
然而，兵部尚书之任，并不只是军政才干的问题，自世祖时期起形成的规矩，必须得考虑其身份，具体地讲必须是行伍出身，后面又发展成必须是军功贵族出身。
虽然只是长期以来朝廷上层权贵中之间形成的一种潜规则，并未清晰地总结成条例写在《汉制》、《会典》中，但这种由上下达成共识的东西，很多时候反而比那些写成条文的制度更具约束性。
而一直以来，不管朝廷上层政治斗争如何激烈，范围如何广泛，但枢密使与兵部尚书二职，始终都由军旅以及勋贵出身的大臣担任，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未改变过。
可以说，枢密院与兵部尚书就是大汉帝国军功贵族阶层的自留地，是他们在朝中话语权的保障，他们内部或许会发生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整体的利益也绝不容许被侵犯。并且，这样的模式，也在特殊时期对帝国的稳定治安起到重要作用。
而刘文济启用张俭的行为，显然是一种破坏潜规则的行为，必然会得罪勋贵阶层，尤其引发那些仍旧在帝国军队中掌握着话语权的军功贵族的不满，也必将引起反弹。
刘文济这个人，行事素来谨慎，也一向谋定而后动，他当然清楚所谓的潜规则，也明白任命张俭会引起的反响乃至反抗，但他依旧做了，做得异常坚决。
原因自然也是多方面了，加强自己对军队的控制权与影响力是一方面，主管全国军队后勤调度事宜的兵部，就是这样一个在作用上不那么显着，但极其要害的位置，对刘文济来说也是一个不错切入点。
当然，如果仅仅因为要掌握军权，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刘文济也实无必要把张俭抬出来。毕竟，通过对一些勋贵子弟的任用，以及他一直在默默有序提拔的庶族将领，同样能做到。
根本原因在于，刘文济对自世祖时代奠定的“文武相制”的格局，不满意了。打破潜规则，对破坏者来说，旧有的规则有其不足之处、有其必破之处。
所谓文武相制，要的是一个平衡，文与武、贵族与庶族之间的平衡，然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所谓的平衡，早就已经失衡了。
权与贵之间，从来没有标准明确的界线，即便是世祖皇帝，一边打造培养帝国柱石的军功勋贵集团，另一方面又大力提拔庶族官僚以作制衡，然而，最终实现的平衡，还是靠着皇帝本身的权威与手段。
另一方面，帝国勋贵，在常年保持着对军队强大影响力的同时，其触角早已触及到帝国事务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世祖、太宗能够压制住，康宗是不在意，等到刘文济，在帝位日益巩固，羽翼已然丰满的情况下，他决定动手做些改变。
张俭这个文人夏官的任命，就可以看作一种试探，而这份试探，在任命前后，都引起了堪称激烈的反弹。刘文济对杨氏的格外恩宠，也未尝不是这种反弹带来的压力，他也需要笼络一部分军事权贵家族，以安抚勋贵内部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太宗皇帝在治政改革过程中的顾虑，多来自于他的谨慎与包容，那么刘文济的诸多顾虑与忌惮，那就是他实在没办法，现实条件就是如此。
就在建隆五年秋，刘文济下诏，立枢密使杨延朗孙女杨偲为皇后（刘文济的原配李皇后于建隆四年冬病逝），于是，杨家出了两个皇后（康宗的皇后乃杨延昭之女），杨氏家族之显赫，当世无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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