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晨同尾崎秀实在开往日本的客轮上，谈论着中日形势时，常年干旱的陕北，难得下起了一场小雨。
在瓦窑堡通往肤施（1937年后叫延安）的泥泞小道上，行进着一队人马。
走在前面的一位男人，浓眉大眼，长髯飘拂，神采飞扬，三十七八岁的样子。
他就是时任中革军委副主席、人称“美髯公”的周副主席。
紧随周副主席身后，是两位带着眼睛的男人。
其中一位男人，身穿中山装，英武睿智，白净的脸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显得气宇轩昂，他就是刚刚从莫斯科赶到陕北不久，冯晨的引路人安志达同志。
另外一男人，同样穿着中山装，四方脸上架着一副圆形厚玻璃眼镜，他就是中共情报战线上著名的“龙潭三杰”之首、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李克农。
周副主席一行，这次是应东北军少帅张学良之邀，以中共中央全权代表的身份，率李克农、安志达等，赶赴肤施同张学良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密谈。
提起此次密谈，不能不讲到一位东北军将领高福源。
高福源，字少卿，祖籍河北盐山，1901年生于奉天省海城县。
他自幼酷爱读书，曾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继而转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军事。
毕业后，高福源开始了戎马生涯，历任东北军连长、参谋长、团副、教官、团长、少将旅长等职。
1935年秋，张学良奉蒋介石之命率东北军入陕“剿共”，高福源随六十七军进驻鄜县“剿共”第一线。
10月22日夜，红十五军团向高福源的六一九团驻地榆林桥发起进攻，高福源的卫兵被击毙，高也受伤被俘。
天亮后，战斗结束，高福源同两名被俘的营长，一起被押解到瓦窑堡。
在瓦窑堡，高福源参加了红军办的俘虏学习班。
党中央和红军十分关心被俘的东北军军官的生活和思想转变，高福源被俘时没有棉衣，红军就把在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棉衣首先发给他一套。
接下来，红军医务人员又给高福源治好了枪伤。
在高福源被俘的几个月里，他亲眼看到了红军的互助友爱，勃勃生机；体会到红军对他的宽大政策和热情照顾。
同时，毛伟人、周副主席、朱老总、博古等中共领导人亲自到学习班给他们讲课，宣传中共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这些使高福源深受教育。
终于有一天，高福源忍不住了，突然提出要见红军负责人，说有要事相商。
李克农来了，他是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的身份来见高福源的。
见面时，高福源很激动，他握着李克农的手，诚恳地说：
“红军的一切主张、一切做法，我完全同意和十分钦佩。
我相信，这些做法主张，不但我完全同意和十分佩服，东北军广大官兵，甚至张副司令知道了，也会同意，也会佩服，并且可能愿意在抗日的前提下同贵方合作。
我现在的抗日热情很高，愿意自告奋勇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你们能否相信我，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当即表示：“高将军的这个建议，符合我党瓦窑堡会议精神，待我请示中央后，可以放你回去。”
李克农很快把这一情况上报了中央，中央迅即批准了高福源的建议。
随后，高福源只身赴甘泉，现身说法，宣传红军的俘虏政策及抗日主张，使城内的东北军官兵正确认识到共产党和红军。
在面见张学良时，高福源更是慷慨陈词，力述中共“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和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诚意。
说到动情处，高福源不由得声泪俱下：“少帅，如果这样打下去，东北军将被消灭在内战中，少帅何以面对东北父老，何以面对先大元帅的亡灵！”
高福源的一席话，令张学良大为感动，于是张学良派他再返陕北苏区，联系与中共代表商谈共同抗日事宜。
1936年一月的一天，心情振奋的高福源奉命回到陕北苏区，把详细情况一一向李克农作了汇报，并请求红军派出代表去谈判。
李克农很是高兴，立即领着高福源去见了毛伟人和周副主席。
毛伟人当场拍板，任命李克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和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会谈。
月底，周副主席亲自安排，让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的代表王以哲进行了首次会晤，并就联合抗日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未出半月，张学良又特地从南京经西安飞抵洛川，亲自会见李克农。
张学良的和谈意思很真诚。
一见面，张学良便大步上前，紧紧握着李克农的手，半开玩笑地说：“这次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说罢，张学良哈哈大笑起来。
李克农反应异常机敏，见张学良身穿长衫，头带礼帽，持着手杖，一副商人模样，亦打趣地说：“张将军，莫非你解甲从商了不成？”
李克农心里非常清楚，张学良想打的是一张大牌，他要和红军进行全方位的合作。
会谈在热烈的气氛中进行。
李克农言语机警，游刃有余；张学良谈笑风生，潇洒自如。
交谈中，张学良还诚恳表示，希望中共方面派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主席或周副主席中推出一位再作一次会谈，会谈地点在肤施，时间由中共方面定。
李克农带着张学良的抗日决心和要求，赶到晋西石楼，在红军前线指挥部向毛伟人等中央领导作了汇报。
党中央当即作出决定，派周副主席为全权代表，李克农为随行赴肤施会晤张学良。
在准备同张学良会谈前，五月初，刚好安志达从莫斯科回到陕北，在周副主席的建议下，随行人员又增加了安志达。
行前，中共中央致电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并转张学良，告知周副主席等人的行期、联络地点，及此次会商的几个问题。
电文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副主席偕李克农、安志达等于8日赴肤施，与张先生会商共同救国大计，定于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派人到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为：
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2、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
3、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4、联合苏联及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5、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
8日，周副主席、李克农、安志达一行带着电台，于约定时间到达川口，等候张学良派人接引入城。
谁知，天空忽然下起了雨，因天气恶劣，空气湿度大，收发报受到干扰，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络，结果一直等到当晚10时仍未见来人接引。
此时，张学良虽已飞抵洛川，也因联络中断，停在洛川等待消息。
直到9日早上，天气转好，双方电台再度接通，张学良才冒着风雨亲架飞机，带着心腹大将王以哲和在其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鼎，由洛川飞抵肤施城。
当晚8时，街面已十分宁静。
周副主席一行，在对方代表的接引下，进入肤施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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