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职的第一件事情是领安家费，孙朝阳昨天来得迟，报到办手续什么的花了不少时间，后来还被悲夫同志抓去看了半天稿子，没来得及弄。
第二天上午，财务通知他过去领钱。
按照规定，新职工可以预支一半的工资。孙朝阳本懒得去的，他也不差这三瓜两枣，但想想，这也是认识财务的机会。况且，刚到一个新单位，你猪鼻孔插葱，装什么蒜？还是得跟群众打成一片才行。
于是，就领了十五块六毛八分。
财务人满为患，计有会计一人，出纳和其他工作人员五四。六个人，六张藤椅，六个大妈，黑压压一片人头，声势惊人。见孙朝阳进去，众人就叽叽喳喳地问小孙，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呀？
孙朝阳回答说，还有爹娘。爸爸妈妈都在四川老家厂子里工作，一个妹妹跟着自己来北京念书，正读高一。
大妈们又道，能够把妹妹弄到北京来读书可不得了，你肯定有关系。
立即就有人说，废话，人小孙是着名作家，写的书都有摞起来都有一人多高，是大知识分子，是名人啊！
孙朝阳谦虚：“我爸妈早年在农村务农，我也是在乡下长大的，还插过队，我也是农民的儿子。”
又有大妈问，小孙你现在住哪里，有对象没有，要不要帮你介绍一个？
孙朝阳刚要说已经有对象了，大妈你就歇着吧。突然一位阿姨走进来，惊讶地叫了声：“孙主编你亲自来领安家费了啊。”
众财务惊呼，什么，小孙现在是主编，这才来一天就当官了？
《中国散文》杂志社的行政编制是这样，总编是个荣誉头衔，一般由文联的头儿挂名。单位一把手是副总编、主任，也就是悲夫。悲夫同志的行政级别是副处。下面就是各部门各科室，编辑室主编、财务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后勤处处长什么的。其中，孙朝阳这个编辑室主编和其他部门领导不一样，人家是干部编制，又是业务一线，有行政级别的，是正科。其他则是事业编，根本不能比。
虽然说北京城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干部，正处满地走，正科不如狗，但普通人要想进入体制内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文艺工作者大多是行政编，级别还不低。比如相声演员摄影家牛群，到地方挂职锻炼，直接就变成了牛县长。
众阿姨看孙朝阳年轻成这样，负责一线的专业人员也少，搞不好过得几年，人家就接替退休的老高做一把手了呢！
立即就有几个老娘们儿恭敬地喊孙朝阳孙主任，又说，孙主任升官了，请客，请客。单位的房子究竟分不分啊，你给个准信。
小孙一听她们问房子的事情，心叫一声糟糕。忙道，别乱说，主任是高东方同志，我是实习生，小孙同志现在时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我现在都还在外面租房住，几平方小屋，每天早上抱着痰盂去公共场所倒屎尿。
说着，他拉开包，将里面的零食都倒到桌上。
孙朝阳人情练达，包里都放着东西，每到一处，遇到抽烟的就敬烟。不抽烟的，则抓一把糖果递过去。
俗话说，有鸡鸭的地方粪多，有女人的地方话多，今天来财务室，正好和她们打听单位的情况。
于是，一群人就聊起来。
这一聊，孙朝阳才知道单位的情况其实不是太好。
《中国散文》杂志社隶属于市文联，原先是一家文联系统刊物，主要刊载文化艺术类消息，名曰《北京文艺报》，单位人才不少，规模也大。鼎盛时期有编辑三十余人，员工一百多个。特殊年代一来，人员解散的解散，下去学习的学习。十年结束，老一批编辑都退休了，但以前的员工却遗留下来，人家要就业要吃饭，怎么办呢？于是，就成立了这本杂志。因此，现在这四十多人，大多是以前的老员工或者老员工的子弟接班。
《中国散文》成立没两年，在文学界籍籍无名，每个月卖不出去几本书，大伙儿的吃喝拉撒和各项开销全靠行政拨款维持。
孙朝阳好奇，就问上头拨多少钱？
财务管钱，自然清楚单位状况。于是，阿姨们就七嘴八舌地说起来。
文联那块，国家每年有一百万拨款，但下面的单位众多，大家一分，到《中国散文》社就没剩几个了。去年一年，上头总共给了老高五万块开销。
孙朝阳一琢磨，这个年代的五万块不少了，相当于二十一世纪的七八百万，养活四十多人问题不大。
从财务室回到编辑室后，孙编辑跟老高一聊。高东方同志就摇头叹息，道，小孙你不晓得，五万块是不少，但光大伙儿的工资就得刨去一万多块。然后，办公室各项开支好几百上千。向作家约稿，组织活动，又是上千。当然这都是小头。
孙朝阳：“那您说说不大不小的那头。”
高东方：“退休工人的医疗那块又是好几千，这是不大不小的开支。但真正的大头是出版发行。”
孙朝阳说，出杂志不赚钱吗？
高东方继续叹息，说，杂志根本就卖不出去几本，出一期赔一期。虽然说赔了就赔了呗，都是行政拨款，就算赚了钱也是上交国家。但这里面有个问题，文联的拨款总共才五万块，这边赔得多了，我们单位其他的开销都要压缩。连赔两年，大家的日子是越过越苦。到最后，我们连组织一个笔会的钱都要东拼西凑。至于员工，大伙儿都拿基本工资，奖金福利劳保一样没有。
虽然说现在都是吃大锅饭，可这锅有大有小。好单位的锅大，大伙儿随便吃。差单位锅小，你就得挨饿。
悲夫同志不住自我检讨：“是我工作没做好，辜负了同志们。”
他就是个传统老作家，对于经济事务一窍不通，君子也不言利，有点不知所措。
孙朝阳问：“悲夫同志，咱们的杂志一个月能卖几本？”
老高比了个六的手势。
孙朝阳：“六十万本，可以了，按说能赚不少钱的，没道理啊？”
老高：“六万本。”
孙朝阳惊得手中的瓜子都掉了：“什么？”
才六万本销量，老高你比什么666啊？
八十年代既是文学黄金时代，又是纸质出版物最好的时光。
通俗读物就不说了，《故事会》《武林》《读者文摘》《健与美》轻易就能卖出去四五百万本，老蒋的《今古传奇》现在去年销量已经达三百万，赚钱赚到手软。
就连孙朝阳的长篇小说《暗算》刚一出版，首印就是十多万本，现在人民文学那边准备再版，情况好还会三版。
至于纯文学刊物，也不存在曲高和寡的问题。以《收获》为代表的四朵金花，年销量过百万。即便是刚创刊的《青年作家》，据肖姐来信说，去年也卖出去四十万本，今年应该更多。
相比之下，《中国散文》六万年销售还真是丢人，浪费了中国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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