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敲打了一下这几个新来的团长之后，李国耀便没有再搭理他们，几个小团长而已，翻不起什么大浪。
虽然这些人并不忠诚于他李国耀，但是好歹也是中国军人，也是中国国防力量的一份子，在民族大义面前李国耀不相信他们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有损暂七师的事情。
当然了，如果他们真敢做，李国耀自然不会放过他们。
这几天虽说烂事儿不少，但也有好事儿，首先是嘉奖令下来之后，由于部队由乙种师升格为了甲种师，李国耀再次收到了系统的奖励——2000积分外加一次抽奖机会。
不过由于只有一次机会，李国耀也没有立即抽取，他准备多积攒几次再说。毕竟一次抽奖真心不爽，一旦抽到鸡肋奖品的话连翻本儿的机会也没有，只有多积攒几次才可能爆出大奖。
除此之外，特战队那边传来捷报，一中队顺利完成任务，经过侦查，他们发现日军第六师团正在向含山方向集结，其所属炮兵联队和工兵联队已经抵达含山外围，夺取合肥的意图非常的明显。
其次原本撤到和县的日军第26旅团也已经经长江航道返回了南谯，第13师团这段时间正在加强南谯以及滁县的防御工事，似乎在担心暂七师会主动进攻滁县。
紧接着第二中队也传来消息，经过几天的努力他们终于攻克了来安县，是役歼灭日军320人，击毙大队长一人，中队长四人，缴获了搭配武器装备，但是由于距离根据地太远，因此只带回了一小批而已，其余的全都毁了。
而执行剿匪任务的第三中队也战果不错，短短一周的时间他们共消灭了8支绺子，攻占了6座山寨，击毙214人，俘虏1376人，为江南抗日游击队接下来的剿匪行动开了一个好头。
李国耀这边是好事儿多坏事儿少，但是国民政府这边恰恰相反，是坏事儿多好事儿少，影响最大的当属陶德曼调停失败。
关于此次调停中国方面给予了很高的期望，事实上中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一直在寻求外交上的解决方法，甚至于在1937年7月21日至7月28日的一周内，老蒋先后会见了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大使詹森、德国大使陶德曼、意大利大使柯莱、苏联大使波格莫洛夫和法国大使那齐雅等人，要求各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
但由于日本对国联的调解活动心怀不满，还在1937年10月1日以日本政府之名义发表了拒绝国联调解中、日战争的声明。日方态度非常的强硬，宣布不欢迎任何第三国的调停。
不过事情在德国这边发生了转机，希特勒当政的德国认为日本如过分逼迫中国的话，必将导致中苏关系更加紧密，这点无论对日本、对德国都极为不利。随后，德国便是愿意出面斡旋，并且指配驻华大使陶德曼来完成这项任务。
相比于英法苏意等国，德国对于日本来说地位相对要特殊一些，1936年德国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该协定还附有一份补充议定书和一份秘密协定，规定两国结成共同反对苏联的军事同盟。日本从此取代中国，成为德国在远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1937年10月底，陶德曼在上海会见了即将回国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试探日本停战条件的底线。
川越表示，日方的基本条件是中国必须断绝与苏联的关系，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以及华北自治。10月30日，陶德曼拜会国民政府外交次长陈介，正式转达了德国政府愿意为中日直接谈判联系的意向。他“劝告”中国政府对将要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不要抱什么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并为此修改与苏联友好的政策。
原本哎德国的斡旋之下，中日双方对于停战的条件都在讨价还价，如果就此谈判下去，未必没有和谈的可能。
然而令中国和德国没有想到的是，随着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张家口、大同、包头、保定、石家庄、太原、邯郸、安阳、德州、济南及上海、南京、杭州等地之后，日本政府开出的停战条件越来越高，甚至于已经高到了中国人难以承受的地步。
刚开始的时候日本政府的条件并不多，不过要求中国断绝和苏联的关系，并且要求华北自治。但是到了37年12月底，日本政府的条件就变得越来越离谱。
他们不但提出中国应放弃容共和反抗日满之政策，对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予以协助；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带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日、满、华三国签订密切之经济协定；中国应对日本进行赔款等等。
这些条件实际上是在炮制第二个满洲国，中国政府自然是不可能答应的。
除了上述以外，日本还附带以口头说明的形式，提出诸多具体条款，如在华北、内蒙及华中的一定地区，为了起保证作用，应在必要期间内进驻日本军队；在日中间签订以上有关各项协定后，开始签订停战协定等等。
更让国民政府愤怒的是，日本在提出以上这些屈辱性条件之同时，已在其占领区的华北于1937年12月14日拼凑成立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酝酿在华中成立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以推行其既定之侵略政策。
对日本历来所实行的“渐进”侵略手段，国民政府早已洞悉其奸，最后断然予以拒绝，决心抗战到底。
由于这一政治阴谋未能得逞，日本的近卫文麿政府为了继续扩大侵略和支持伪政权，随之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之狂妄声明，即近卫声明。
根据这份狂妄至极的声明，日本政府表示：“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作为对手，而期望于真能与帝国合作之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之邦交，协助建设复兴之中国...”
而随着陶德曼调停失败，中日两国最后和谈的大门被关上了，接下来便只能用武力说话了。
因此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日军大本营频频下达作战命令，并且调整了华北华中的部队编制，经过调整之后，日军大本营在华的部队增加了许多，单单军团级以上的作战单位就有五个，分别是关东军、台湾军、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驻蒙兵团，另外还辖有中国方面舰队、临时航空兵团等等。
至此，日军在中国关内战场的部队就有15个步兵师团，3个舰队及航空部队，总兵力超过了30万人，几乎比37年开战前日本全国总兵力还要多五万人。
随着日军大本营不断地向中国战场增兵，原本就不平静的各大战区阴云密布，再加上北平、上海、南京和太原等大批重点城市沦陷，导致国民政府日子越来越难过。
更重要的是，日军在调兵遣将的同时，还制定了一些列的作战方案，磨刀霍霍指向国民政府，前线气氛越来越紧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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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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